◎ 許韋婷

 

如何組織第三勢力,讓「中間選民」們能有兩大黨之外的選擇,是台灣民主政治發展中,一個討論已久的議題。今年由於柯文哲以無黨籍身分參選台北市長,試圖接收棄絕藍綠的選票;以及太陽花學運後,幾位新生的政治明星拋出籌組新政團的構想,使得「第三勢力」籌組與崛起的可能性,似乎比過往提升許多。然而,新生政治勢力的發展,除了需要豐沃的民意灌溉,政治制度所框架出來的空間,更是新苗得以成長或是枯萎的關鍵。筆者在〈「內閣制」真的推不動改革嗎?〉一文中,曾提到澳洲的小黨,包括穩健成長的綠黨、以及最近言論頗引人側目的帕爾默聯合黨,在澳洲的政壇之所以能有不容小覷的力量,正是因為澳洲政治制度本身,有許多小黨成長與發揮的空間。

 

鼓勵選民「依偏好投票」的選舉制度

在選舉制度設計上,澳洲的聯邦議員選舉,採用的是相當有利於小黨取得席次的「偏好投票制」(Preferential voting)。一個選民進入投票所後,會拿到兩張選票,分別為眾議院選票與參議院選票。以圖一左邊的選票為例,假如這次選區裡共有八位候選人參選眾議員,則選民須依自己的喜好,最喜歡的填1,依次排序所有的候選人,且每個候選人都要排序、每個數字都不能重複,否則就會被計為廢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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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澳洲參眾議院選票

 

開票的時候,計票員會計算每張票的第一排序,如果八位候選人沒有人拿到過半的第一排序選票,拿到最少第一排序票的候選人選票就會被撥給其他七名候選人。撥票的依據即為第二排序,假設最後一名候選人拿到的十張票有五張的第二排序填的是 A,那這五張就會被撥給 A 候選人;另外五張的第二排序填的若是 B,則計入 B 候選人的票數。計票員在重新加總後,如果有人因此過半,則宣布此人當選;如果還是沒有人過半,則從剩下的七位,找出得票最少的候選人,接著同樣進行撥票、計票,宣布某人拿到過半選票當選或再進行第三輪開票的程序。

上圖右邊則為參議院選票,選民可以選擇投給黑線以上的某一政黨,也可以選擇在黑線以下所有候選人前面的空格裡,依序填上所有的數字以表達自己的偏好。參議員的計票因為有兩種投票方式而比眾議員更為複雜,需要透過公式的計算,才能確定當選人。

「偏好投票制」的投票與計票方式雖然複雜,但相對於台灣選舉分區立法委員所採取的「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更能鼓勵選民依照真意,將票投給「最喜歡」而不是「最容易當選」的大黨候選人,此即之前本站〈選舉制度 ABC〉一文曾介紹過的「杜瓦傑法則」(Duverger’s Law)。舉例來說,如果選區裡有三位候選人甲、乙、丙競選立法委員,小明最喜歡的是來自綠黨的候選人甲,最討厭的是國民黨的候選人乙,對來自民進黨的候選人丙則不喜歡也不討厭,在現行的選制下,小明很有可能考量到若將票投給沒什麼當選希望的甲,不僅對於甲沒有太大幫助,反而有可能因為少了自己這一票,使得最討厭的乙當選,因而決定把票投給沒那麼討厭的丙。但如果今天採取的是「偏好投票制」,則小明可以將第一排序劃給最喜歡的甲,第二排序給丙,第三排序給最討厭的乙;如果甲不幸在第一輪計票後因為得票最低而被剃除,小明的票則會被撥給丙,和最討厭的乙一較高下。當然,如果很多選民都像小明這麼做,或至少大家都把最討厭的乙放在最後一個排序,那麼來自小黨的甲就很有可能因此當選。

 

兩次出乎輿論意料之外的勝選

選制不只影響選民投票行為,也影響政黨的競選策略和發展空間。筆者去年輔選的聯邦眾議員Adam Bandt,之所以能在2010 年為綠黨搶下唯一一席眾議院席次,即為兩大黨互不相讓下所意外造成的結果。2010 年正值工黨內部派系鬥爭最烈的時候,吉拉德(Julia Gillard) 剛擠下不得民心的陸克文 (Kevin Rudd),成為澳洲史上第一位女總理。但由於透過「黨內政變」取得權位的方式不太能得到輿論的認同,使得她的民調一直沒有起色,只好以提前改選的方式,讓選民決定去留1

自由黨作為工黨的主要對手當然要把握機會,趁機搶下更多眾議院席次,拿回組成政府的權力。因此,自由黨除了盡力在勢均力敵的選區想辦法自己拉下現任的工黨議員外,在其他沒什麼希望當選的選區,則試圖跟工黨以外的候選人合作,盡可能讓工黨成為無法執政的少數黨。Adam Bandt 所在的墨爾本選區為澳洲左派大本營,自由黨自知無法拿下這一區,即在給選民的偏好投票建議上,將綠黨擺在工黨之前。政治意識形態為中間偏左的工黨,雖然很有自信可以保有墨爾本的席次,但也和自由黨做出同樣的建議,請選民將同為左派的綠黨排在自由黨之前。結果,出乎輿論意料的是,工黨的候選人Cath Bowtell 在首輪竟然只拿到38.1% 的選票,領先不到2%,並且在撥票後僅取得 43.9% 的選票,以12.2% 的差距將工黨據守多年的議席拱手讓給綠黨。

三年後,兩大黨的競選策略大轉彎。自由黨為了報復三年前綠黨未能支持其組閣,這次轉而要求選民將綠黨擺在最後一個排序,即使這麼做有可能使工黨增加一席也無所謂。該黨領袖,也就是現任的總理Tony Abbott 宣稱澳洲已經受夠了過去三年少數政府執政所帶來的苦果,希望這次選舉的結果能有一個大黨囊括過半數席次,不用再受小黨 (對他來說就是綠黨) 的影響與威脅。工黨也跟進這樣的競選策略,建議選民將綠黨的偏好順序往後擺,希望在和自由黨聯手下,取回工黨在墨爾本的席次。當時許多主流媒體因此預言Adam 的政治生命即將終結,綠黨準備要走下坡了。綠黨為擊退兩大黨的夾殺,即呼籲選民們不要受政黨的掌控,應遵從自己的意志,做出真的能反映自己偏好的排序;同時也在拉票時,請支持者直接將他擺在第一排序,如果心裡真的有更喜歡的候選人,那至少將他擺在第二排序。最後的投票結果再次跌破眾多政治評論家的眼鏡,Adam Bandt 在首輪即拿下42.6 % 的選票,捲土重來的工黨候選人Cath Bowtell 卻大幅下滑11.5 %;因此即使撥票後有補進一些票數,甚至還比上屆選舉增加了0.8% ,還是不足以奪回席次,而是讓綠黨成功保住唯一一席眾議院席次。(兩次投票結果請見下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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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制度的力量,將影響力發揮到最大

如果只是選舉制度有利於小黨勝出,當選後卻沒有發揮空間,不只議員本人有志難伸,選民也會因為看不到成果而對小黨失望。幸好澳洲施行的是內閣制,並且設有兩個議會,搭配「偏好投票制」,使得參眾兩院皆有可能分別、甚至同時出現沒有任何政黨可取得過半數席次的狀況出現,讓小黨有機會扮演關鍵少數的角色,發揮實質的影響力,2010 年就是如同後者的時空背景色。

首先,綠黨藉由Adam Bandt 在眾議院所取得的一席與其他三位無黨籍議員,和工黨協議組成聯合政府。吉拉德總理在保住政權後,陸續通過協議裡的乾淨能源法案和13 億澳幣的預算、免費牙醫福利政策,以及推動在憲法中承認原住民地位的議案。其次,善用參議院阻絕法案的權力,成功阻擋科學與醫療研究預算的刪減。此外,在兩大黨聯手下,即使不太有機會成功,綠黨仍義無反顧地持續捍衛諸如單親家庭補助與大學教育經費等福利預算,以及為難民發聲 (雖然他們無法為綠黨貢獻太多選票)。綠黨掌握的席次遠低於兩大黨,卻能藉由和兩大黨的分別合作,通過或阻止前述的重大法案或預算,如此影響力,對許多人來說,特別是那些大黨的支持者,是不符合比例的。筆者即在去年中自由黨舉辦的座談會裡,就親耳聽到一位支持者憤怒地批評澳洲這三年根本就是被綠黨這些少數議員操控了,要求自由黨的議員們要拿出大黨的骨氣。

類似的批評也出現在筆者接觸過的一位華人報社編輯口中。他認為綠黨過去三年的成功純屬僥倖,兩大黨在記取教訓調整競選策略後,綠黨就很難再有機會享有這樣「不合比例」的影響力。然而,綠黨之所以能夠成功,還有另一個非支持者不太容易查覺得到的關鍵,即多年來踏實累積的基層實力。綠黨在創黨的三十年間,不只參與具全國能見度的聯邦選舉,在州議會與地方議會的選舉,也推出許多候選人參與,無論是否選得上。每一次的參與,不只讓綠黨與候選人的曝光率增加,也讓綠黨有機會組織內部和說服選民支持。例如以Adam Bandt 眾議員所在的維多利亞州歷年的州政府改選結果來看,綠黨無論在上議院和下議院皆呈現穩健成長的趨勢 (見下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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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數據所顯現出的意義有二,其一是與Adam 重疊選區的州議員候選人支持者,非常有可能在聯邦選舉時支持他,因而將帶動Adam 票數的成長;其二是其他選區的綠黨支持者雖然無法以選票表達支持,但有可能透過擔任選舉志工的方式,為綠黨需要大量人力的草根選舉模式做出貢獻。根據競選資料庫選前一天的統計,最後共計有2,281名志工投入Adam 的競選工作,並以家訪、電訪與街訪等方式,完成 235,527 次對話,比其選區最後開出的所有票數總合 (89,899) 還要多出許多,更是Adam 第一偏好得票數 (36,035) 的六倍以上,也相當於平均每位志工皆投入百次以上的說服工作。要讓這麼多的人在短短的六個月內參與這麼高強度的志工工作,絕非候選人登高一呼即可動員到的,而是要靠多年的累積,才能做到這種程度。

 

小結:政治新勢力要崛起,反而要比舊勢力更老派

台灣的立法委員選舉,從「複數選區單記不可讓渡投票制」改為「單一選區兩票制」後,小黨候選人勝出的機會已大為降低,僅剩不分區立委因採取的是「政黨比例代表制」還有一搏的可能。但即使小黨們成功跨過5% 的得票門檻,取得立法院的席次,在偏向行政權的「雙首長制」憲政體制下,就連民進黨做為第二大黨都難以施展了,更何況是僅有少數席次的小黨?不過,相較於實施威權政體的過去,我們現在至少還是施行民主政治。民主運動前輩們在險惡的環境下,仍能堅持民主的理想,說服越來越多的人同行,衝破白色恐怖的牢籠,為我們爭來民主制度,第三勢力同樣做為新興的民主力量,並不是沒有機會突破制度的限制,實踐新時代的政治理想。再者,無論是澳洲還是台灣,支持第三勢力的選民,往往是對兩大黨失望但不對政治絕望的公民。這些人期待的不只是第三個選項的出現,而是一個能改變現狀的新選擇。澳洲綠黨用三十年的時間,說服越來越多的選民,綠黨是一個有力量的新選擇,而且無論是它還是支持者都知道,沒有什麼資源的綠黨,壯大力量的唯一方法就是爭取更多人民的支持。在Adam Bandt 眾議員的選戰裡,負責組織工作的主管曾經告訴我:「我們 (綠黨) 雖然是新的政黨,但我們比兩大舊政黨更老派。」因此,重點不在想出最新最炫的選舉宣傳,而是以「草根民主」為核心價值,盡可能地接觸選區裡的每一位選民,溝通不支持的人、說服猶疑不定的人、組織支持的人,才是這個新興政黨最在意的。也就是說,他們不過就是回歸到民主最古老的理念,真誠相信「人民作主」,和人民站在一起,如此而已。

 

 

作者簡介

台大政治所畢業,曾在 NGO 任職兩年。2012 年決定抓住青春的尾巴,前往澳洲打工度假。為了二簽,先在農場做了三個月的採果工人。在親身經歷底層勞動的剝削困境後,與四位夥伴共同成立關注台灣背包客勞動權益問題的「T-WHY 打工度假青年」,在組織內主要負責台澳政府與民間相關部門的溝通工作,以及澳洲勞動法令與政策研究。離開農場後,則在綠黨聯邦眾議員Adam Bandt 辦公室實習,協助組織華人社群,爭取到比上屆多10 % 選票,競選團隊評估為勝選關鍵之一。在Adam 的推薦下,於綠黨新南威爾斯州眾議員Jamie Parker 的競選團隊擔任Community Liaison 一職,並於今年七月依簽證規定結束工作。目前即將返台迎接人生的新挑戰。

 


參考資料:

Tony Abbott makes ‘captain’s call’ to preference Labor over Greens; move will put pressure on Adam Bandt

Australia Electoral Commision

Parliament of Australia

 

  1. 澳洲的國家領導人,也就是總理,和台灣的總統最大的不同,即任期並非固定。澳洲歷史上在位最長的總理Robert Menzies 兩任任期加起來長達19 年;但其前任總理Sir Earle Page 卻創下史上最短任期19 天的紀錄,目前還沒人打破。澳洲總理任期之所以會如此不固定,是因為在內閣制下,總理的產生是由拿到國會多數席次的政黨推出。因此,總理ㄧ職不只會因為其所屬的政黨在選舉時無法拿到多數席次而喪失,也會因為所屬政黨不滿其領導而經由黨內機制被換下。吉拉德無論上台和下台皆是因為後者。關於吉拉德與陸克文之間的精彩交鋒,請見〈「內閣制」真的推不動改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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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勢力如何崛起?澳洲綠黨輔選觀察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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