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顏維婷/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2014年底,令人震撼的雨傘運動(香港佔中)在歷時兩個月後落幕了。整場運動反應香港人近十年爭「真普選」越發激烈的浪潮。

香港人爭取了好久,好不容易盼到了普選,但「候選人」卻得先經過北京的同意才行。北京說,這是要確保香港未來的行政首長有「愛國愛港」的特質。經過漫長的抗爭歷程卻得到「限制性政治競爭」的普選,這樣的結果對港人來說不能接受,他們要的是「真」的、擁有「開放性政治競爭」的普選。於是在九月底,雨傘運動爆發了。據統計,整場運動的參與人數前前後後近120萬人,也就是相當於六分之一的港民。 1

菜市場政治學延伸閱讀:沈智新,《為什麼跟政府爭取選舉權很困難?從香港人爭取普選權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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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Source: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sep/30/-sp-hong-kong-umbrella-revolution-pro-democracy-protests#img-1

在那兩個月,全世界都等著看佔中的抗議者如何和統治當局互動。其中,香港特首梁振英堅定、完全不妥協的態度令人印象深刻。誠然,有北京做靠山的梁振英有足夠的政治資本去抵抗輿論,畢竟香港作為一個示範區,北京無論如何不能輕易放手讓其民主化。但作為一個香港本地的政治菁英,梁振英本人對「開放性政治競爭」亦是堅決反對。佔中三周後在一場接受外媒聯訪的場合裡,他明確地做出以下評論:

「(真)普選是不可能的……之所以候選人要通過北京的認可,確認其具有『廣泛代表性(broadly representative)』,主要是因為透過北京的認可,可確保候選人不受群眾影響,因而迫於群眾壓力去廣推社會福利政策。具廣泛代表性的候選人是要能繼續推行對商業友善的政策方向,並在確保對商人友善的前提去改善經濟不平等的壓力……如果代表性只是一個數字的遊戲,那麼一旦開放普選後,候選人勢必會向月收入不到1800美金的那一半香港人傾斜,並制定合他們口味的政策。」(筆者摘譯)2

簡單來說,梁振英認為,若推行真普選,會選出對投資環境不友善的領導人、會加速社會福利的擴張,在在皆會影響香港未來的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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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www.mpages.co.nz/MpageMeadia/News/AWmDVLvg1UGLAcRzxJ-pnw%E6%A2%81%E6%8C%AF%E8%8B%B1.jpg

事實上,梁振英的發言值得深究。做為一個掌握政治資源的菁英,他為何如此怕真普選?究竟梁振英怕的是什麼?是選舉本身?還是選舉可能帶來的效果?而真普選真的會讓香港轉向嗎?這篇文章從政治學的角度希望帶大家用「政治體制與重分配」之間的關係,來試圖理解梁振英、甚至是其他香港的統治菁英,可能怕的是什麼?以及短期內香港的民主化是否可能?

 

1. 民主政體=高強度重分配壓力

一個國家是否為民主政治體制是政治學核心研究主題之一。對一般人來說,大家通常認為民主與非民主體制間最大的差異,在於一個國家是否有「公平、公正、公開」的選舉。3  但很多政治學者卻不是這麼想,他們認為,民主與非民主體制的差異,除了公正的選舉外,還有重分配的壓力

重分配指的是將社會的資源集中後,再由國家進行重新分配的過程。這個過程通常是透過稅收制度讓富人或既得利益階級繳出的多、收到的少,而一般人或普羅大眾則是繳出的少、收到的多。比方說,富人因累進稅率制要付出相對高額的稅,但很多福利政策又透過排富條款來限制他們得利;相反的,普羅大眾透過政策獲得較高的福利,但繳出較少的稅。在一多一少之間達到重分配效果,而一個國家的重分配程度則取決於各種稅收與福利政策加總的結果。

站在重分配的角度,政治學者們認為不同的政治體制,內部隱含的「重分配壓力」並不同。4 在民主體制中,因為人人一票、票票等值的選舉體制,使得重分配的壓力變大。因為普羅大眾大多不是富人,會希望政府進行更多的財富重分配;自然地,佔大多數的一般民眾會選出同樣有重分配偏好的政治人物與政府。5   相反地,在非民主體制裡,不論是政黨的政治競爭或是人民的政治參與都受到限制,也使得政策決定過程淪為少數人的遊戲。當普羅大眾的聲音無法反應在政策過程中,政府受到重分配的壓力自然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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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s://politicallyme.files.wordpress.com/2011/12/unbalanced.jpg

2. 較「平等的社會」較可能「民主化」

既然民主政體面臨的重分配壓力較大,那麼在什麼條件下一個國家可能從威權轉向民主,也就是在什麼條件下一個政體的重分配壓力會「由小變大」呢? 政治學家給出的答案是:當一個社會的財富分配較平等時,這個國家較容易走向民主化6

由於民主化常常是一連串政治開放的過程,來自普羅大眾的壓力恆常存在,因此開放的速度和程度往往取決於政治菁英與既得利益階級的態度。因此,當我們發問「一個國家何時民主化」時,我們其實在問的是「既得利益階級何時願意接受民主政體」?既然富人與統治階級在政體轉型成民主化後,勢必會因重分配壓力而損失自己的財富(因為繳的多拿的少),那麼他們會傾向接受民主體制的前提,便是社會原本的不平等程度就較低。

換句話說,當一個社會在政體轉型前,財富分配就已較為均等,轉型後再進一步重分配的壓力較低,統治階級感受到的威脅自然較小。反過來,當一個社會財富不均等的程度很高,一旦民主化,統治階級必須放棄的財富相對可觀,此時統治菁英會很抗拒民主轉型,因為擔心轉型後可能對自己造成的損失。

這個邏輯弔詭的地方在於,財富分配越不均的地方越有重分配的需求,更需要民主體制來進行重分配,普羅大眾越是會表達對政體轉型的需求,但偏偏在財富分配越不均的地方,民主化越難實現,因為來自統治菁英的抗拒越大。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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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i.telegraph.co.uk/multimedia/archive/02847/skyline_2847979a.jpg

3. 極端財富不平等的香港8

那麼,從這個角度去分析香港,去揣測梁振英(甚至是很多跳出來說話的政商菁英)為何會反對真普選與排斥能照顧普羅大眾的福利政策,似乎就不難理解了。一直以來,香港財富分配不均等的程度在全世界一直名列前茅,且過去40年來不均等程度持續惡化。一般來說,吉尼指數(Gini Coefficient)是測量一國財富不均的指標。從0到100,0表示財富完全平均分配在每個國民身上;100表示財富分配完全不均,全都集中頂端百分之一的人身上。通常,當指數超過50時就代表一個社會極端不平等。若以吉尼指數來衡量香港,過去40年來,香港的吉尼指數從43上飆到54,整個社會走向高度分配不均等。與香港相比,同期台灣的吉尼指數雖然也是上升的,但是僅從28上升到34,遠不及香港的不均程度(事實上,台灣與全世界相比,是屬於相對均等的社會)。就連美國,一個被認為財富分配也急速惡化的國家,2011年的吉尼指數是41,也比香港來的低。9

不僅僅是吉尼指數,若我們將家戶收入按照高低分成10等份,在2006年時,所得前20%的家戶握有全香港56%的財富,但所得最後20%的家戶加起來卻只掌握不到香港總財富的4%。約略同期,台灣前20%的家戶握有全國40%的財富,最後20%的家戶則握有全國7%的財富。兩相比較,可以約略窺見香港貧富差距之大。除了財富分配不均外,普羅大眾在97回歸後的生活經驗,普遍是房價攀升與生活品質變差10  ,既得利益階級與普羅大眾之間的經濟矛盾之深,想見一斑

在這樣的環境下,香港短期內自然很難進行民主化。雖然我們可以想見普遍港人對於民主的要求可能會越來越熱烈,但統治菁英反抗政權轉型的誘因也隨之上升。梁振英對外媒的發言很精確地傳達出他做為統治菁英、及他所代表的商業菁英的立場,因為民主的香港不僅可能剝奪他的統治權力,更可能導致資產的大量流失。

4. 結語

這篇文章並非要論證只有財富分配均等國家才會民主化。解釋民主化的途徑眾多,仍有其他因素可能造成國家的民主化(像是政治菁英內部分裂)。本文的重點,在於提供一個理解政治體制的方式,並試圖理解在不同政治體制下,利益階級與普羅大眾各自有什麼樣的偏好與彼此可能互動的方向,也藉此框架理解香港特首梁振英的立場與態度。從政治學的觀點來看,當社會財富分配越不均等,人民對於民主化的渴望越大,但卻也正因為如此,政治菁英放手答應政治轉型的機率也越低,而梁振英正是這樣的政治菁英。


  1.  數字參考自: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41219/18974592
  2.  原文請參見:http://www.nytimes.com/2014/10/21/world/asia/leung-chun-ying-hong-kong-china-protests.html?_r=0
  3.  這是為什麼雖然很多國家有選舉,但並不被認為是民主國家(例如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因為這些地方的選舉並不完全符合「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很多時候執政黨會以法規限制政治競爭,以致於反對黨沒有辦法在公平的環境中挑戰現任執政者。
  4.  2003年Carles Boix出版的「民主與重分配(Democracy and Redistribution)」開啟了這一系列討論。
  5.  Meltzer and Richard在1981年有關此論點的模型化推論。請詳見:Meltzer, AH, and SF Richard. 1981. “A Rational Theory of the Size of Government.”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9(5): 914–27.
  6.  同樣的邏輯不只適用民主化,也適用民主倒退:若一個國家已經是民主體制,較均等的財富分配也會讓已經存在的民主體制相對穩定,退回制威權體制的機率較低。
  7.  延伸閱讀:

    Acemoglu and Robinson 2006. 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oule, Christian. 2009. “Inequality and democracy: Why inequality harms consolidation but does not affect democratization.” World Politics 61(4): 589-622.

  8. 有關香港財富分配的資訊,可參考:Chui, Lap, Tung Shong Leung, and Chun Hin Yip. Income Inequality in Hong Kong.
  9.  美國的吉尼系數參考: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countries_by_income_equality 
  10.   http://www.forbes.com/sites/liyanchen/2014/10/08/beyond-the-umbrella-revolution-hong-kongs-struggle-with-inequality-in-8-charts/ 
談民主與重分配-為何香港特首梁振英堅決反對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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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oughts on “談民主與重分配-為何香港特首梁振英堅決反對普選?

  • January 16, 2017 at 11:1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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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文章,内容维妙维肖.禁止此消息:nolinkok@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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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ebruary 20, 2019 at 1:3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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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作者分享~

    關於民主與重分配的議題上, 的確最早右派經濟學是會批判民主投票制度將會導致較無知的大眾透過選票,使政府執行破壞自由市場運作的政策,例如: 基本工資或充分就業等。但是右派經濟學也批評很多政府的關稅保護或是扶植特定產業的政策,認為都是沒有效率,只是拿原本有效率的產業利益,去平衡無效率產業的缺口,也是另類的重分配,最終造成社會整體福祉降低,而那些關稅保護或以國家資本扶植特定產業都是非民主國家常見的政策, 只能說右派只信奉自由市場,不管是民主或非民主政府都可能破壞自由市場,梁振英當初言論只講右派一部分對於特定問題的論點而已,算以偏概全吧。

    況且,台灣民主經驗根本打梁振英臉,根本是企業稅或資本利得越來越低,整個財政負擔都是受薪階級所得稅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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