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者:葉浩(政大政治系副教授)
文字:李麗美
主辦單位:Café Philo @ Boston | 哲學星期五@波士頓
協辦:哈佛台灣同學會
原文出處:Café Philo @ Boston部落格
演講時間:2016-1-29

 

本次聚會由哲學星期五@波士頓主辦,哈佛台灣同學會協辦。首先,維持全球二十多個地方哲五之夜唯一的共同特色——自我介紹,然後才在笑聲中由葉浩老師正式開始他的演講。葉浩老師是英國倫敦政經大學政治哲學博士,任教於政大政治系,目前在哈佛擔任訪問學者。這一次演講,他從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漢娜鄂蘭的學說切入,並藉由影響漢娜鄂蘭甚深的幾位人物,如班雅明尼采所提出的關於人與歷史、與前人之間的關係,來探討當代的臺灣應該採取怎樣的態度面對過去的歷史、過去的傷痛,並探討因應轉型正義而抱持的思維是否合理,行動是否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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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浩老師於演講中。攝影:  Yi-Chien Chang。

 

辭世至今已有四十年的漢娜鄂蘭,其影響力不但未見衰落,反而有越來越廣泛、越來越深遠的趨勢。2013年一部關於她的傳記電影《Hannah Arendt》(中譯片名為「漢娜鄂蘭:真理無懼」),就由她寫下生平最受爭議的著作《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的始末為主題,呈現鄂蘭如何從受到審判的納粹軍官艾希曼身上觀察並體悟到的「平庸的邪惡」,以及她因為提出這樣的思考而在一夕之間成為全球猶太人的箭靶,面臨前所未有的責難仍毫不膽怯、退縮,勇敢捍衛自己理論的堅毅性格。

葉浩老師在介紹鄂蘭提出的「平庸的邪惡」的內涵前,別出心裁地先引用了三個人、一部電影的說法,來談談一個人該怎樣處理「記憶」,以及鄂蘭對於「惡」這個觀念的轉變。

 

「眼前路」與「身後身」

三個人,指的是尼采、遠藤周作與班雅明,一部電影則是王家衛導演的《一代宗師》。

「關於一個人,一個民族或一個文化的健康而言,到底需要知道多少歷史才能好好活著,是最重要的問題。因為,太多的歷史會壓垮生活,讓人不健康。此外,歷史本身也會跟著敗壞,變得不健康!」尼采認為,歷史這個東西大家必須斟酌服用,不用太多也不用太少,它關係一個文化、群體、國家的健康。到底我們要懂多少的歷史、在乎多大的程度,才對我們的文明有幫助?要是我們沒有處理好,太多或過少,都可能會有礙健康。記憶可能被修改,被扭曲、被假造,我們與過去的關係,究竟該是紀念的、懷古的或是批判的?

日本著名天主教作家遠藤周作,其著作不管是小說或是文學評論,都流露出濃厚的宗教意識,對罪惡、苦難、人性、神性皆有深入的辯證。「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時常行善而不犯罪的義人,世上實在沒有一個。所以世上沒有不犯罪的人。世上所有的人在神面前,都有虧欠,所以沒有一個不是犯罪的人。罪就是這樣的普及!普及到全世人的身上!」(《聖經》)一般而言,在深受基督信仰影響的西方語境中,「罪」指的是「虧欠」。但遠藤周作在他的代表作《沉默》中認為:「罪並不是一般人所想像的,如偷竊、說謊。 所謂罪,是指一個人通過另一個人的人生, 卻忘了留在那裡的雪泥鴻爪。」換言之,他主張,記憶是一種道德的問題,忘了對別人所做過的事情也是一種「罪」。這樣的想法恰好與尼采有個呼應,讓我們開始思考,我們應該要記得多少對別人做過的事情?

葉浩老師在演講中提到的第三個人是班雅明。他是鄂蘭的好朋友,他曾把自己的手稿交由鄂蘭保管。在班雅明躲避納粹追捕無望而自殺後,鄂蘭親自翻譯他的著作、寫導讀,引介他的著作進入英語世界。

「逝者與活人之間有一個祕密協議,如同之前的世世代代,我們在塵世的期待之中到來,也被賦予了微弱的彌賽亞力量——這力量的認領權屬於過去,想解決這種託付,代價也不低!」班雅明指出活著的人與那些曾經存在、但現在已經不在的人們之間彷彿有一個無形的約定。葉浩老師解釋,就像在戰場上,敵人把全部的人殲滅,不留活口,唯一的活口,肩負著回去報信的重責大任,他必須把整個故事或遭遇帶回去講給大家聽,所以留不留活口,這關係到整個後代的人知不知道、如何理解這件事。鄂蘭很在意班雅明此種論點。

我們可以試著想想看,為什麼有人要想盡辦法活著,活著回到故鄉,把戰場上發生的事告訴大家?其實,這裡就涉及到班雅明所說的,死的人與活著的人的祕密契約。人有一種觀念,就是我做不到的事情,要託付給下一代,讓下一代幫我完成;或者說,我在戰場上死了,人家記得我的唯一方式,就是我成為故事的主角。換言之,我們每人都會死,死了之後,誰記得我們?我們想要別人記得我們,只剩下成為「故事」這個方法而已。我們活著基本上就是在活一個故事,我們的存在,與是否有個故事供人傳頌有很大關係。我們做不到的事情,或是被誤解、被誣陷,會把希望放在下一代身上,會希望下一代的人能幫我平反,這個是班雅明所謂的「祕密契約」的概念。

演講中特別讓人眼睛一亮的,是葉浩老師還引用了《一代宗師》裡宮二對葉問的提醒:「拳不能只有眼前路,而沒有身後身。」宮二講的是拳法,她自己的拳法有「身後身」,但葉問卻只管一路往前打。葉浩老師認為,整部電影不只講拳法,還講人生,我們可以用這句話來檢視很多事情,比如,很多學科、很多理論,包括政治,是只管眼前路,不管身後身的。這關係到方法論的問題,也與葉浩老師接下來要帶領大家思考的議題有關。

 

不同意象同時並存

為了凸顯鄂蘭思想轉變的難得,也提醒聽眾,要隨時保持彈性、不被單一視角侷限,葉浩老師特地以維根斯坦在其著作中特別引用的「兔鴨圖」,以及能夠代表格氏塔心理學派主張的「老婦與少女圖」,和一張據說藏有九個人頭的圖片,告訴我們,雖然我們在這些圖片中,一次只能看到圖片中的一個意象,而不能「同時」看到兔和鴨、老婦與少女,但我們可以透過翻轉視角,主動在不同時刻看到不同的意象,也可以藉由他人的、外在的提示,來發現我們原本沒有看見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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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這些先備知識後,葉浩老師隨即正式介紹起漢娜鄂蘭的重要主張。

鄂蘭論極權主義底下的惡

1951年,鄂蘭在赴美十年後,正式取得美國公民身分,同年出版《極權主義的起源》;1961年,鄂蘭毛遂自薦為《紐約客》報導全球注目的艾希曼大審,寫下《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一書。兩書間隔十年,提出兩個不同的關於「惡」的概念。不研究鄂蘭的人以為他腦袋不清楚,研究鄂蘭的人對她概念的轉變充滿興趣。

在猶太基督教的語境與康德的思想脈絡中,「惡」幾乎是根植於人心中的東西,寫在人的DNA裡,有些人基本上就是不可能學好、不可能學善,那個惡基本上是根本,也就是所謂的「根本惡」(radical evil)。葉浩老師並用以下兩張圖片,來說明在西方傳統中對惡人的想像:左圖是被醜化的、被視為魔鬼的Machiavelli,頭上長角;右圖是《浮士德》中的魔鬼Mephistophe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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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已經有這個傳統,把惡想像成這樣, 認為邪惡是根本的、無從改變的。鄂蘭對邪惡的理解,早期是像希特勒這樣從骨子裡就是邪惡的人。但接下來麻煩了,因為有艾希曼這樣的人的出現。艾希曼是個德國納粹官僚制度下典型的公務員,蓋章,讓人家去死。所以這裡出現一個問題,艾希曼在法庭上爭辯:我只是一個公務員,奉公守法,遵守上級的指示,我有什麼錯?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艾希曼逃到阿根廷,被以色列政府抓回耶路撒冷受審,鄂蘭自告奮勇幫《紐約客》寫報導,全程參與此次審判。她想瞭解艾希曼在想什麼、想瞭解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但艾希曼說,人不是我殺的,法律不是我定的,關我什麼事?這樣的人做了一連串可怕的事情,殺害了許多猶太人,但他不覺得他有錯。

大家覺得希特勒是天生的、根本的邪惡,我們把全部的過錯歸結於他即可,很簡單。但艾希曼和希特勒不同,他心中沒有任何邪惡的概念,反而覺得這樣的指令很好,解決猶太人等於解決人口問題,他可能還覺得自己在做好事。他就是這樣的人,這樣有錯嗎?這樣的邏輯,就像從前基督徒的思考模式:我殺不死一個人,我如果殺一個人,他死不死是神決定的,他死了之後去哪裡也是神決定的。好像這個殺人的人完全沒有責任。一般人想要很直接的指責艾希曼和希特勒一樣,是惡魔,是壞到骨子裡的人,就像我們會妖魔化某個政權,好像我們就心安了,就沒事了。

但艾希曼不像大家想得那麼邪惡,艾希曼平凡到不會思考,不覺得大量猶太人失去生命是一件壞事,反正人也不是他殺的,認真說來他還幫忙解決了國家的問題。鄂蘭發現他是不會思考的人,在獨裁極權政權底下,跟著政府做事情比較簡單,思考反而比較困難。

「思考」即永不停歇的內在對話

對鄂蘭而說,思考是聽你內在聲音的自我對話,來來回回的對話,這叫思考。我們可以追問,提防極權主義、獨裁政權的出現,只有思考,沒有別的方法,這是對的嗎?葉浩老師說,思考的過程就像拉拉鍊,把它拉下來,打開,重新再想一遍,可能會有新的思想、判斷出現。

極權主義基本上就像恐怖情人,它要你的肉體、心裡、靈魂二十四小時都要想著它,當然,它還會隨時打電話、或有個抽查。集權主義還要你「信仰」它,比如說發個小冊子,要你背誦,要你虔誠地忠於它。集權主義讓你的思維無法思考,讓你封閉起來,掌控你所有的行動,要你發自內心地完全相信它,內化它要你內化的東西,要你相信它的領導人像神一樣,需要膜拜,每天回家要對他的照片敬禮。大家都很熟悉,臺灣也有過這樣的情況。

所以惡的起源是什麼?鄂蘭觀察、探問:為什麼會有艾希曼這樣的人?她認為主要是因為人跟人的疏離感,因為寂寞,沒有更高的理想或人生意義,沒有其他方式證明自己,理想或意義都由國家來灌輸、來賦予。

極權主義之下,人民有兩個策略,一個是「內在移民」,撤退回去,不管自己的公民身分,隱入自己的內在碉堡,追求「小確幸」,成為與世隔絕的人;不採取「內在移民」的人,就是聽政府的話,政府告訴我的是對的,那我就擁抱。但這兩個方法最後都還是會鞏固了極權主義。

鄂蘭花了十來年的時間,來區分、探討「根本惡」與「平庸者的惡」,她發現平庸者的惡,往往是現代官僚主義下常常會出現的。臺灣也是這樣,幫王如玄辯護的國民黨青年團執行長李正皓,自承沒有把王如玄購買軍宅的實際戶數說出來,在「良心」與「職責」之間非常掙扎。但看起來他最後終究選了「職責」。那麼,選了「職責」,不就是昧了「良心」嗎?

 

生命的三個境界:勞動、工作、行動

鄂蘭認為極權主義除了要有一個邪惡的人外,還要有千千萬萬配合他的人,寂寞的人、疏離的人,國家才會搞成這個樣子。晚期鄂蘭開始思考另一個重要並相關的問題,即:「人」能否面對和抵制、避免走向疏離的命運?

鄂蘭在《人的條件》這本書中,提出人的生命的三個境界,嘗試把整個人生哲學提高。她把不同人放進不同的人生境界,這三種境界分別是「勞動」、「工作」、「行動」。她把所有人的活動分成這三種。

「勞動」指的是人類跟動物一樣,為了生存的活動,如吃飯、洗澡、睡覺、買東西,人類為了活著,必須日復一日做這些事情,其時間感是循環的。

第二階段是「工作」,時間感是線性的,我想要做出一件什麼樣的事情、什麼時候必須做完,都是往下發展的,有一個期限的。比如你寫稿子,就算你沒有線性時間感,別人也一定會催稿。「工作」基本上就是「製作」,你會製作出一個東西或產品來,東西的存在一定處在時間裡面,好的職人、達人做出來的東西一定比我們的存在時間久,像是我們生活中的杯子、椅子,存在世間的時間一定比我們大部分人都長久。比如我們寫一本書,會想著這本書要留給什麼人看,這都是時間感。工作可以製造出一個人與人彼此可以認識的世界,人與人可以在其中活動,「工作」超乎了「生存」。

葉浩老師打趣的說,「生存」與「生活」的分別,在場很多人都能明白,對很多留學生來說,我得寫完論文才能談「生活」。

鄂蘭指出的更高階的境界,是共同的生活、集體的生活,我們有了世界後彼此互動,知道自己是誰、別人是誰,我們才有一個對自己更好的理解,我活著是為了什麼、有什麼意義,我要做什麼才能讓後人記得我,這就是「行動」,它關乎集體的「記憶」,人們的尊嚴,在這個層次裡,人們追求的是「不朽」的概念。

「工作」會留下痕跡,「行動」會創作、留下無形的東西,這東西會進入歷史裡面,人的最高境界,從鄂蘭的角度來看,是在一群人裡面、有歷史的人裡面,追求共同的未來,留下一些偉大的故事,讓後人去流傳。這種「不朽」並不是時間上的永恆,歷史的「不朽」指的是後代、後來的人還記得你的偉大。

為了怕大家分不清楚,葉浩老師特別強調「時間觀」與「歷史觀」的不同。歷史基本上是「某一群人的故事」,故事的本質是開放的,如同世界的本質也是一種開放。有趣的來了,有個歷史觀的話,有某一群人的故事,鄂蘭認為它不可以淪為下一代的枷鎖,不可以不允許他們從既定的故事情節之中得到釋放,開創自身的歷史。換言之,後代的人永遠可以為自己開創歷史、開啟新的因果鏈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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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截圖自書本封面。

不要忘記人有行動與創造奇蹟的能力

鄂蘭認為「行動」只有一種,就是「起新」,展開新的因果鏈結。如果同一條因果鏈結裡面,你把它完成了,這不叫「行動」,叫「製作」。如果一個人製造椅子,花了三天時間努力的把它做出來,你都還是在同一條因果鏈結裡面,你沒有做另一件新的事情,這叫「製作」不叫「行動」,這是鄂蘭對「行動」的定義。

德國人喜歡創造新詞,鄂蘭創了很多新詞,造成中文世界好多人的誤解。比如說她講「責任」,我們會理解成「responsibility」,但對她而言,responsibility不只是「責任」,而是「回應的能力」、「respond的能力」。所以鄂蘭說艾希曼在當時沒有責任感,別人都聽得一知半解。如果要瞭解鄂蘭的意思,必須進入她的語境脈絡才有辦法,她的英文很特殊,都是自己下的定義,所以有有一本書叫《鄂蘭的英語》,讀鄂蘭著作的時候可以隨時參考、對照。

再強調一次,對鄂蘭來說,開創新的因果鏈結才叫「行動」。「行為」是個「勞動」而已;如果按照原先的計畫進行,那頂多叫「製作」。「行動」是「起新」、「開創新的因果鏈結」,從而「不朽」。「不朽」不等於「永生」(eternal life),永生是時間裡的概念,真正的不朽其實是個史觀裡的不朽,我們一群人或整個社群,創造了什麼事情,讓後人記得。

「起新」關乎人的本質跟尊嚴,正如同班雅明的說法,我們都是在別人的期待中進入這個世界,我們的生命剛開始時都是在別人的期待中,但新的生命是為了創造新的事情,而不是來延續別人的事情,除非你願意。鄂蘭大聲疾呼,「政治」不是製造業,政治的關鍵與意義在於「行動」。

行動可以創造奇蹟,鄂蘭的博士論文是寫奧古斯丁的新、對新生命的概念、對愛的概念。奧古斯丁說:「為了要有開始,人受造了,之前並無別人」。鄂蘭說,起新、開創可以改變世界,人的本質就是行動,就是斷開之前的因果鏈結。問題是,有多少人記得、多少人忘記這件事情?

回過頭來重新整理一下「根本惡」與「平庸者的惡」,以及鄂蘭為此開的處方。這個極權主義的興起,有屬於艾希曼這樣的人,他們失去了世界,失去了共同的記憶,失去了行動力。任何行動必須在一群人裡面才可以做,像政治行動一樣必須在社群裡面。人跟世間的疏離,有人會採取內在移民的方式,離開了我們的世界,處在平行時空裡。托克維爾十九世紀就提過「小確幸」將是讓美國民主消亡最根本的原因。(《民主在美國》:「我看見無數相似而平等的人陀螺般原地打轉,追逐微小而庸俗的小確幸來填補心靈。每個人都沈默寡言,離群索居,對他人的命運毫不關心——對他們來說,他們的子女和朋友就是全人類!他們與同胞居住一地,卻對身邊的人視若無睹。」)

這一類人失去了世界,以及跟世界的連結,其倫理道德就會像餐廳禮儀一樣,變得不重要。在中文世界裡「道德」跟「倫理」是混在一起的,跟西方要把事情講清楚的傳統不同。「倫理」跟「道德」其實是不同的。「倫理」是一群人彼此之間的人倫關係,是會變動的。道德是光事情本身的對錯,不管你信不信、喜不喜歡,關乎的是我自己的內在思考。對鄂蘭來講,失去世界的人,不但失去與自己的對話、失去道德,也失去倫理。簡單來說,鄂蘭整個後期就是要恢復她政治行動的概念,強調公領域的興起,強調一群人有共同史觀的人一起做一件偉大的事情,比如革命。

瞭解了鄂蘭的政治思想後,葉浩老師接著跟大家談論到現實生活中的各式政治行動。

 

有差異才有民主政治

對鄂蘭來說,政治的可能來自於人的複數性(plurality),也就是自由與平等的每個人,在彼此的交往互動中,體認到「差異」。唯有「差異」的存在,才有「自我」的存在,只有多樣的不同,才有政治的可能。如果大家都一樣,像每人穿一樣的制服、抄一樣的書,連老師都講一樣的話,那不會有政治。極權底下每個人都講一樣的話,那不會有政治的可能性。

差異是每個人都知道自己是誰,做出不同的事。人的本質基本上就是起新、開創,確認我們是誰、誰的故事作為起點。那麼問題就是,上一輩的故事對我們是不是枷鎖?班雅明認為活人跟死者都有一個祕密協議,但不容易完成,後面的人不一定要接受前代人,除非他願意。如果他願意,那就是鄂蘭說的,在同一個社群裡。我們要不要完成上一代人的遺志?我算什麼?如果我直接繼承、沒有經過思考,那鄂蘭會問你,你是勞動還是製作?你是別人製造出的東西而已嗎?你的自主性在哪裡?歷史的認知可以是枷鎖,也可能是幫上一輩完成一個救贖的力量。這劑量怎麼調?太多,你活著沒意義;太少,你跟前人失去了關係。不管是一個人或族群、國家,都會有這樣的問題。鄂蘭認為歷史是開放的,都有新的因果鏈可以產生新的故事,歷史都有多重視角的可能性。

 

「課綱微調」的爭議在哪裡?

「課綱微調」是什麼?爭議性在哪裡?大中國歷史觀可以想像成是一個封閉的歷史觀,但我們也可以重新開一個新的因果鏈。鄂蘭認為美國偉大的地方就在這裡,美國革命開啟了一個創新的行動,美國如果沒有革命,還是在英國的史觀下,還是在同樣的因果鏈結底下。

葉浩老師說他到美國半年感到最神祕的地方是,這裡不該是一個講英語的地方,當初這裡有西班牙文、有法語,美國人應該好好研究,當初是怎樣的暴力施壓,才讓所有人都講英語。

大中國史觀是我們的枷鎖?還是我們需要救贖?統一大中國的事業,對鄂蘭來講絕對不是一個行動,而是製作。統一中國大業誰開始想的?國民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前也沒想到要臺灣,1978年才想到要,以前沒想到,如果我們爛一點的話,可能他們也不要。對鄂蘭來講,這是一個活著的自主意念,我們究竟要完成這個大業,還是它是一個上一輩留下來的枷鎖?如果一個人是不自由的,它與行動無關,對鄂蘭來講,它是暴力。所有讓我們忘記有自由、有選擇的活動都是暴力。壓迫某個族群就是暴力。她指出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人的本質就是想起新、創造,被壓迫的話早晚就會引發暴力。911後很多人開始談鄂蘭的暴力的概念。人不創新、不改變,壓抑的結果早晚會衍伸出暴力。

我們現在面臨到你要承襲的是什麼,臺灣獨立?中國的一省,統一的大業?看一下中研院的研究,曾經,「民國」對臺灣是一個敵國(見《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二次世界大戰時,臺灣是跟「中華民國」打戰,而不是跟日本人。

藍、綠各自的「轉型正義」

從鄂蘭的論述,葉浩老師說我們還可以來看一下臺灣藍綠雙方對「轉型正義」的爭執。

綠營認為整個轉型還沒有成功,有轉型,沒有正義,臺灣人還沒有自主、還沒有能夠決定自己命運的時刻。政治關乎一群人決定自己的命運,民主關乎一群人參與命運。

藍營認為我們轉型成功啦,過去的黨國體制有其歷史的特殊性,黨產也合法啊(因為法律都我們定的嘛),如果要談歷史,請記得我們對民主改革有功,如果沒有我們,哪裡有民主呢?藍營這種概念就像有人偷了我們的十塊錢,然後他把錢還我們,還要求我們感謝他一樣。

綠營有一個連續史觀的想像,過去是想像而來的,未來是還沒發生的,但它很在意「身後身」,如國民黨的黨產啊。對綠營來說涉及的是如何理解過去,眼前是還沒發生的事情。至於國民黨的「身後身」,頂多是黨產合法。它們採新自由主義的方法論觀點,這一派主張所有人都是自私自利的,每個人要彼此互相獲利,經貿緊密合作,就有和平。藍營要拋開歷史,兩岸共創雙贏,只有眼前路,沒有歷史,沒有身後身。不同國家的學術傳統、想像很不一樣,國民黨比較像美國,美國人不太讀歷史,一讀就讀到英國去了,國民黨一樣不講身後身。

「記憶」是一個道德的問題,今天走過一些事情、做過一些事情,有人會說不要記得。葉浩老師打趣的說,那請這種人去找他,他要跟對方借錢,借了就忘記,不需要還。有人會一直說,過去的枷鎖趕快掙脫它,趕快面對未來。尼采提醒我們,要記得多少?多少才健康?歷史學家某種程度上是幫集體在記憶的一群人,那究竟要記得多少?班雅明問,死者跟活人之間,我們要如何拿捏?我們要問,誰是你的上一輩?你要接續的是誰的還沒有完成的遺志?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是彌賽亞。平反我們的上一輩,我們就是彌賽亞;有人死了,他希望他的遺志有人能夠承接、完成,那他就是把我們當成彌賽亞。

透過鄂蘭和她的好朋友班雅明的思考,我們可以來思考,對待歷史的不正義,或以前發生的事情。向前看的「遺忘式」的轉型正義,通常是國民黨的做法,過去的不要再想了,如果要想,就記得我的好就夠了,沒有我,就沒有民主轉型。

回頭看的,通常是「清算型」的轉型正義,但民進黨不敢說,民進黨不敢清算。全球一百多個國家都有轉型正義的問題,整個東歐,尤其是德國的轉型正義,通常是清算型的轉型正義。清算到什麼程度?到現在哦,很老的教授,要是被發現以前與納粹有關,是要被革職的。德國認為清算就等於清除癌細胞,要完全清除,才有康復、法治的可能性,德國有它的特殊性,清算得非常徹底,南韓也是一樣。只有西班牙採取遺忘式的轉型正義。

清算型的轉型正義、遺忘式的轉型正義之外,還有一種可能,南非曾經做過政治和解,是典型的「瞻前顧後」,要向前看也要往後看。南非比較特殊,南非的「身後身」有基督教的白人傳統,黑人也有和解、原諒的文化,所以他們有真相調查委員會,屬於瞻前顧後型的。我們可以去思考,如果我們沒有這種傳統的話,應該怎麼做。

 

※菜市場政治學關於台灣轉型正義的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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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C.C. by Michael Coghlan via flickr

政治和解的希望基礎

鄂蘭採多重視角的史觀,她認為人的本質就是生、開創,natality。人都有一個和解、創新的基礎。我們來就是想改變、想要開創一個新的可能性,這是一個寫在我們人類認知的、心理的結構裡面的東西。但是在族群裡我們可以怎麼做?從尋找共同的故事開始,可能是悲劇性的歷史敘事,或是多重視角的史觀。

所謂多重視角的史觀像是一個不相容的史觀,但兩個都對。《名偵探柯南》告訴我們「真相只有一個」,沒錯,但真相是不是只有一面?一個媽媽問小孩,桌子是什麼顏色?在桌子底下的小孩說是黑色,媽媽覺得完蛋了,桌子明明是白色的。「桌子是什麼顏色的?」這個問題本身預設桌子只有一種顏色,而且認為只有桌子上方的顏色才是正確的。

我們太習慣線性史觀,強調「一群人」,那「一群人」是誰?如果你要一個單一的、單一族群的線性史觀,在臺灣只會形成暴力,因為你會壓縮其他族群。尤其很多人喜歡講「共識」,認為「共識」好像是「同一種想法」、「一模一樣的想法」,可是其實「共識」有不一樣的理解,2加2等於4,1加3也是等於4啊。如果歷史犧牲掉某些人,這叫做暴力,你讓某些人消失,一樣是暴力。國民黨兩百萬人進到臺灣,一百萬人是軍隊,一百萬人是中產階級,那時臺灣有六百萬人,但歷史講的是國民黨那兩百萬人的故事,而沒有臺灣六百萬人的故事,這就是暴力。如果現在要翻轉,讓這兩百萬人的故事消失,那一樣是暴力。

從鄂蘭的角度來講,一個人活著就是要成就一個故事讓後人傳頌,如果你的故事被抹煞掉,就是暴力,很大的暴力。那麼應該怎麼做呢?史觀跟前面的視覺差異的圖一樣,你說她是個老婦人、年輕少女,都對,但不能排除其中一個,要結合、要並置,不能只有單一族群的史觀。臺灣的家長最喜歡、一定要老師說出一個標準答案來,否則就覺得這世界完蛋了。

真相是「加乘」的,而不是「裁剪」,「裁剪」排除了其他人。葉浩老師以前每每喜歡挑戰老師,所以高一讀了四次,都被退學,好不容易讀到高二,又讀不下去了,只好離開臺灣去英國了,所以他在臺灣的學歷只到「中二」。葉浩老師說,「歷史」是他這輩子最爛的科目。他後來去英國念高中,英國的高中分兩個階段,前兩年、後兩年,後兩年是自己選修3至5門課,拿這些課的成績去申請大學。後兩年他選了一門現代史,第一堂課教的是「史觀」,誰寫歷史、寫給誰看,這是歷史。分組作業,一組扮演德軍,一組扮演英國,兩組互相辯論,這叫學歷史,學所有人的歷史,要求你去想另一方的想法,被逼迫去想另一個族群的人怎麼思考、怎麼看這個世界,它強迫你必須去轉換,去瞭解另一方的思想。不會強迫背誦單一史觀,甚至妖魔化別人。

 

「空心」不好嗎?

談政治的「和解」有兩種,就跟談「寬容」一樣,一種是化解爭議,化解差異,形成共識,然後只有一個族群的聲音;一種是多重視角的呈現,允許不同聲音同時出現。後者只能是空心的,空心就是一種程序,民主本身就是空心的。每個人帶著自己想要的東西進來投票,但你支持的對象不一定贏,你必須接受結果。如果今天你支持的對象選輸了,你可不可以說「那是你們的總統,不是我的總統?」

阿扁選上總統時,葉浩老師說他正在倫敦政經學院讀碩士,教會裡的人、臺灣同學每次提到陳水扁,都跟他說「『你們那個』陳水扁」,好像那不是對方的總統。那麼你支持的是人還是制度?民主應該是要接受這個程序產生的結果,肯認這個制度。臺灣有些人接受了民主概念,有些人還沒。有些人永遠只看到老婦人,但有些人已經轉型了,接受民主;有些人轉型過了,甚至能接受還沒轉型、還沒接受民主概念的人。

有一種理解、和解是心理感受,它很難。西方世界的寬容是在一個宗教背景中產生的,新教、舊教有很多差異與辯論,到最後決定寬容。這個制度允許你做事的方式,你可以相信你相信的事;不同國家可以信仰不同的教派,後來進步到一個國家可以允許人民信仰不同的教派。

換言之,寬容、和解也是一種政治制度。西方到目前為止只有兩種支持民主制度的方法。一種是精英制,認為民主價值最可貴的,就像審議民主一樣,相信它會找到最好的、單一的解決問題的方式。另一種方法,認為民主本身的價值就在於每個人有表達的自由,選出來的不一定是最好的,民主就是一個程序,讓不同人有表達的自由。這兩種,要嘛答案是最棒的,要嘛答案是最符合正當性的。

和解是有可能的,我們把和解帶進民主制度,會有不一樣的思考,民主不單是選出最棒的或是最正當的問題,而是讓政府調整時差的一個程序。有些政府還活在一百年前,有的活在十九世紀,「起手式」是說當初八國聯軍如何如何,有的人是說國、共如何如何,有的人說炎黃子孫五千年前怎樣怎樣。你可以有各種不同史觀,民主制度就是讓你調整時差。一,先讓政府與民意調整距離;二,讓不同時差的人藉由投票的方式調整時差、重建現實感。來來回回、每幾年調整一次,讓政府與民意接近,提醒不同時差的人要有現實感,化解時間差異。這本身是一種制度性的和解,化解時間觀的差異的制度。同樣的,在歷史教育或是歷史書寫上,葉浩老師提醒大家,我們可能要試著放棄對「共識」的追求,臺灣和臺灣的教育太喜歡標準答案了。

 

兩個小時的演講,在葉浩老師謝謝大家「坐好坐滿」所引發的笑聲中結束,接下來,則是將近一個小時的現場問答:

問答與互動

Q1:可否請老師釐清一下柏拉圖與鄂蘭對於「惡」的觀點。

A1:這世界有根本惡,像希特勒,但這種惡比較少見;適用於一般老百姓,惡最基本的定義,是不思考。典型猶太教的觀念指的是「善的缺席」。對鄂蘭來說,你服從權威,你接受別人的判斷,不思考,就是惡。日常生活中,官僚體制下,很多人都是這樣,不思考。

柏拉圖被歸類為是違反民主的精英體制。柏拉圖的政治思考起點是怎麼避免暴民制的民主制度,談如何篩選人,直至精英的出現。柏拉圖被一些學者歸類為整個極權制度的起源。比較精確的說,柏拉圖是反民主的精英論者。柏拉圖的這種精英制,造成很多極權主義者。柏拉圖要拿教育體制來取代整個政治。如果你支持柏拉圖的話,你就會反民主,認為國家要由最厲害的人來領導,就像開船,要找一個最會開船的,不能由笨蛋來開船。這其實就是典型國民黨的想法,我們是精英、是最優秀的人,我們才能來領導國家。

Q2:老師提到班雅明的學說,請教老師認為下一代要選擇負多少責任?鄂蘭的「行動」與「製作」的差別在哪裡?只需要「開創」就好嗎?還是要有怎樣的追求?

A2:我本身是基督徒,有些人會認為基督徒是不思考的人,但我依然認為真理越辯越明。神學本身對我是一種討論。很多人讀完神學畢業後都失去了信仰,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思考」本身帶有風險,「行動」本身的風險更大。你要建國、統一,可能不是你完成的,可能是你的下一代,你有意志想要完成,但未必能遂意;「製作」是你自己可掌控的。神學院也是一樣,你有兩種製造基督徒的方式,一種是惡魔附身啊,你要斬斷,但對不起,這不是我認為的方法;另一種方法是不斷討論,去確認各種風險,然後去接受。信仰本身是有風險的,否則你只是把神壓縮在你自己的理解之下。你不一定要把神壓縮在科學或其他的世界觀裡,這就是風險。前者否定了開放性、否定了自由意志。

班雅明是一個個人主義者,他的世界觀是「我跟神之間的關係」,不太管跟其他人的連結。他的活人跟死人,指的是跟猶太人祖先、人跟神之間的關係,鄂蘭把它引用到政治上來。鄂蘭的民主是共和式的民主,百花齊放,有不同的聲音,但你要有一個程序來喊卡,喊卡,才能有下一個階段的百花齊放、不同的聲音。

Q3:請老師多談談臺灣的轉型正義。

A3:可以採「清算型轉型正義」的是可以跟過去切割乾淨的政權,但臺灣很難,因為臺灣一直是同一個黨。日本也很難,因為天皇是同一個系統,如果要採清算型的轉型正義,那天皇要廢掉,你不可能同時承認天皇錯了,又尊崇天皇。共產黨採取清算式的轉型正義,清算國民黨,然後又惡搞了一次文革。現在也有一堆帳還沒算清楚。整個東亞要採取單一史觀,太難了。

臺灣特殊的地方是,所有國家的方式都沒辦法硬套。國民黨要你記得他的好;民進黨說要清算,但不清算人,只想清算黨產。我們想學南非,我們有「民間的」真相調查委員會,但民間沒有調查的能力與權限,政府則沒有正式的委員會(組織)。臺灣太神祕了。

Q4:如何解決臺灣的問題?要告訴我們方法啊。

A4:要先有清楚的邏輯、把問題搞清楚吧。我們會不會太寬容,在太多的事情上?在臺灣有很多很簡單的邏輯問題,都被大人壓抑下去了。歷史課本也有很多明顯邏輯不通的東西。

Q5:鄂蘭指責一般人的惡嗎?

A5:鄂蘭認為只有當時配合的官僚、公務人員是不思考的惡、家常便飯的惡。一般的人民是採取內在移民,過著小確幸的生活。我們在清算罪的時候,絕對不能是說我們集體的、大家的惡。集體的惡就是不承認惡,所以鄂蘭還是想要去分辨每個公務員的行為。集體的惡代表沒事了、逃脫了,不好好認錯、改錯。「不義」有兩種,一種是人為;一種是天然的、自然的現象。極權是人為,如果不追究,無法從歷史裡學到教訓。唯有清算,確認誰該負責,弄清楚不義是人為或自然的,才能有下一步。

Q6:可否談談江宜樺,他是研究鄂蘭的人。

A6:鄂蘭一般被認為是亞里斯多德主義者,亞里斯多德提出人是社群動物的概念。江宜樺比較特殊吧,最簡單的方法是,讓他的書放著吧,可以讓大家檢視。我們的時代跟鄂蘭的時代有些不一樣,我們在行動上有更多的條件,是鄂蘭沒有想到過的複雜。現代人要言行不一比以前困難的多,你講過的話都可以在網路上都可以找到、被挖出來。我信奉民主,所以我沒辦法,各種不同的聲音都讓他存在,用約翰彌爾(John Stuart Mill)的講法是,錯誤的概念有必要存在,如果沒有錯誤的想法,你的主張只會是死的教條,而非活的真理。你要相信某些東西,一定會有人來挑戰你,我們可以用邏輯來解決。對約翰彌爾來說,極端到要是一件事沒有反方意見的話,應該要有人出來製造一下比較好。在我們的時代,不缺反方意見,那就擺上來一起討論嘛,潮水退了,就會知道誰沒穿褲子。我們有一堆荒謬的地方,我們的政治理念有很多不合邏輯的地方。

有些中國朋友常常會武斷的要你承認你就是中國人,那你可以請他定義一下何謂中國人,是文化呢?還是人種呢?如果是人種的話,「中國」並不是同一人種,有一些少數人種、族群,這些人就應該把他們排除出去、讓他們獨立;如果是文化的話,那謝謝,為什麼同一文化都要是同一個國家?那你先叫美國回歸英國懷抱。

我的方法是,讓荒謬去顯現荒謬。我們面臨一個政治學上的困境,從前民主國家要輸出到其他國家,該民主國家一直是一個強勢國家。臺灣是民主國家,卻是相對弱勢,中國因素突顯出民主的脆弱性,但解決方法不是鎖國或封閉,而是應該更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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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者合影。攝影:  Yi-Chien Chang。

波士頓哲五

本文由葉浩老師、Café Philo @ Boston | 哲學星期五@波士頓 志工,以及紀錄者李麗美授權菜市場政治學刊登。

菜市場政治學延伸閱讀:〈政治行動與希望的基礎—淺談漢娜・鄂蘭《人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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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諒與承諾 — 跟著鄂蘭想想政治和解與希望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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