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華人?工作現場的國家認同和策略互動

誰是華人?工作現場的國家認同和策略互動

不管在國外或國內,我們經常聽到人們稱自己或他人為「華人」。即使「華人」一詞在某些時候可以用來當作政治動員的口號(例如:支持華人候選人)或是被轉化成更廣泛的政治訴求(例如白種人歧視華人),一般對於華人的認知仍多著眼於其文化和族群上的相似性;換句話說,這個詞彙並不以國家作為特定疆界,而是較近似於Benedict Anderson所稱的「想像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

媽祖信仰的跨海峽利益 1

媽祖信仰的跨海峽利益 1

分隔近百年的兩岸媽祖信仰,各自形成了在地的社會網絡與階序,然而,一九八○年代末部分台灣媽祖廟宇至大陸進香,到二○○○年提出宗教直航,台灣媽祖信仰社群跨越海峽的宗教交流,再再挑戰甚而突破不同時期的兩岸關係政策。在這段期間,媽祖信仰不僅擺脫過往「封建迷信」的汙名而復甦,更由於兩岸媽祖信仰交流,進一步取得了官方肯認,甚至稱媽祖為「海峽和平女神」。這些現象都顯示了:兩岸媽祖信仰社群的互動不僅是宗教性質的社會實踐,也帶有兩岸政治的意涵。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的迷思與監督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的迷思與監督

政府捐助成立財團法人,其初衷為希冀透過較有人事、會計與採購彈性的機構,協助行政部門執行公共政策、推動公共任務。但長期下來,許多政府捐助的財團法人早已變調,不僅規避監督、與民爭利、淪為人事酬庸的溫床,甚至落入私人口袋。對此,行政院院會於今年4月「再度」通過《財團法人法》草案,擬以政府捐助比例50%為界線,將財團法人分為「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包括接收日本政府遺留財產者)、「民間捐助之財團法人」兩類來進行分級管理,針對前者施以高密度監督,而後者則採低密度監督。會以「再度」二字來敘述行政院院會通過《財團法人法》草案,代表這個草案的命運乖舛。事實上,政府捐助財團法人該如何被監督與課責,已是我國行政部門的老問題。

解讀2017年荷蘭國會大選2:從三大政黨家族到充滿小黨的大平台

解讀2017年荷蘭國會大選2:從三大政黨家族到充滿小黨的大平台

許多媒體評論指向,荷蘭的政黨結構走向分裂化,其政治文化正在走向極化,
不過真是如此嗎?
關於荷蘭政黨分裂化的問題,即便荷蘭參加選舉與成功獲得席次的政黨數量增加了,而傳統大黨的得票率和席次則在下降,但大致而言,新興政黨的意識形態和政策主張,不過是較傳統大黨的立場更鮮明一些、辨識度更高一些而已。就「多元」的觀點來說,那些打著單一議題起家的政黨,恰好補足了過往為傳統大黨忽略的議題領域。此外,這些單一議題政黨進入國會後,也必須發展出對其他廣泛的社會經濟和倫理道德問題的立場,混入既有的意識形態光譜。所以,本文寧可說荷蘭的政黨變得更多元了,而不是分裂化了。

解讀2017年荷蘭國會大選1:向右傾斜,但極右勢力成長不如預期

解讀2017年荷蘭國會大選1:向右傾斜,但極右勢力成長不如預期

這次荷蘭大選的結果,又讓我們觀察到哪些政黨生態的變化呢?本文將陳述官方公布的席次分配結果,和討論荷蘭左派和右派政黨勢力的消長。綜觀本次選舉結果,確實和選前民調預測的方向一致:向右傾斜。包括極右派PVV在內,得票率排名前四位的前段班,均為中間偏右(VVD、CDA)或溫和(D66)的政黨。相形之下,幾個左翼和進步派政黨雖然都有所斬獲,但皆沒能衝到前段班的位置,且即便將他們成長的席位相加起來,也無法彌補工黨(PvdA)丟掉的大片左派江山。

語言即政治:透過實驗法找證據  

語言即政治:透過實驗法找證據  

行國語、禁說方言政策,不只直接影響到多年以來學生們學習的內容,更影響到後續一系列升學、就業等差異。但解嚴至今也已30年,在30年之後,許多研究也觀察到台語快速凋零的現象。除了語言使用之外,國語與台語在台灣民眾心中,是否仍有更多不同的意義與政治心理暗示?這篇由台灣大學政治系張佑宗教授與American University政治系教授Jie Lu,在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期刊2014發表的文章中,試著用科學實驗法來驗證這個問題。

「走法院」會讓人民更加信任司法嗎?台灣民眾的司法信任度實證分析(下)

「走法院」會讓人民更加信任司法嗎?台灣民眾的司法信任度實證分析(下)

司法改革國是會議如火如荼進行的此刻,如何打造更加親近人民的法院,可以說是所有關心司法系統的公民念茲在茲的問題。畢竟,台灣人民對法院的信任度低是長期存在而且令人警覺的社會現象。為了提供國是會議更多討論的材料,也為了促進法與社會的知識普及,我們使用台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提供的「台灣法律與社會變遷調查」資料,進行分析。本系列上篇文章分析了參與法院活動與司法信任度的關係,我們發現,民眾愈是參與法院活動,對司法的信任度愈低,這似乎跟我們所預想的假設不太一樣。本文接續這個討論。

「走法院」會讓人民更加信任司法嗎?台灣民眾的司法信任度實證分析(上)

「走法院」會讓人民更加信任司法嗎?台灣民眾的司法信任度實證分析(上)

司法改革國是會議如火如荼進行的此刻,如何打造更加親近人民的法院,可以說是所有關心司法系統的公民念茲在茲的問題。
畢竟,台灣人民對法院的信任度低,有目共睹。事實上,如果絕大多數的人都沒有參與法院的經驗、甚至沒有接觸過法律系統,那麼人們據以評斷法院表現的資訊,究竟從何而來?更進一步說,司法真正的使用者是誰?誰對它的評價才是重要的?這些問題都需要慎重的討論與釐清,才能形塑具體實際的政策目標。

再,見十九世紀;再,見國際關係-讀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II)

再,見十九世紀;再,見國際關係-讀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II)

有別於許多學者認為「現代性」乃伴隨歐洲文明而生,進而透過帝國主義的殖民競爭與擴張,散佈至其他地區的論點,作者們認為現代性乃是漫長「社際互動」的產物,其誕生與發展的結果,都與不同社會間的互動息息相關。因此,當所謂的現代性體現於非歐洲以外地區時,它並非如早期現代化論者所言,標示現代與前現代的歷史斷裂點,揭櫫現代化作為國家社會進步發展方針的同時,也開啟從西方移植現代性的單一線性歷史進程。相反地,從社際互動的觀點,重新檢視現代化,它是一股複雜且合成的社會力量,包含著物質與非物質的元素,以及歷史機遇。

再,見十九世紀;再,見國際關係-讀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再,見十九世紀;再,見國際關係-讀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本書嘗試論證,十九世紀是一個開啟全球轉型的過程,並重塑國際關係的關鍵世紀。作者們延續Eric Hobsbawm所著三部曲的「漫長十九世紀」的討論,認為這個世紀不僅乘載著十八世紀末期幾場發生於美洲與歐洲的革命遺緒之外,也影響著後來二十世紀國際關係的發展。在十九世紀的這段期間,西方國家所主導的工業化、理性國家建程與各種意識形態發展的進程,連鎖地構成一種新的權力模式。這種權力模式,作為複雜的社會力量,推動著國際關係的發展,並將原有多中心的全球秩序,轉型成為一個以西方為主的核心與邊陲秩序:一個具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特色的國際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