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金馬獎電影看宰制中國「低端人口」的多重結構

從金馬獎電影看宰制中國「低端人口」的多重結構

其實「低端人口」並非學術用語,而是中國官方對特定群體的稱呼,明顯帶有階級歧視意味。

透過電影和紀錄片,我們得以窺見中國「低端人口」長期蒙受社會階級、全球發展不均衡、戶籍制度、性別文化等多重結構的宰制。儘管中共當局在十九大時宣稱「不久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但卻在十九大後立即強力清掃「低端人口」,反而更加突顯「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對「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所構成的巨大制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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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清除一切侵蝕黨的健康肌體的病毒!

「中國模式」的內外矛盾:從十九大場外二三事談起

「中國模式」的內外矛盾:從十九大場外二三事談起

回顧剛落幕的中共十九大:在場內,習近平高談3.5小時「中國夢」;在場外,劉曉波遺孀劉霞在其夫逝世百日「被旅行」,趙紫陽故居及親屬則在趙98歲冥壽「被斷訊」。本文以「場外所做」當作「場內所說」的反思起點,重現「中國模式」在內部治理乃至外部策略上的矛盾。
綜合來說,十九大之後中共當局應會循著「中國模式」既有路徑繼續追逐「中國夢」,只是,經濟發展缺乏民主調節還能持續多久?又「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世界和平能否同時實現?無疑是未來中國與全世界共同面臨的挑戰。

大學排名背後的社會意義:社會流動的推手?還是階級再製的機器?

大學排名背後的社會意義:社會流動的推手?還是階級再製的機器?

在M型化的資本主義社會裡,人們經常期待大學教育帶給窮人、偏鄉學子、弱勢群體一個翻身的機會,期待大學教育發揮某種克服社會不平等、促進階級流動的功能。然而,人們經常參考的「大學排名」,是否回應了這些社會期待?是否鼓勵高等教育扮演這樣的社會角色?本文從階級觀點出發,首先簡介幾個社會學相關概念,並以美國大學排名為例,反省其背後所隱含的高等教育價值觀。

什麼是媒體的社會責任?為菁英服務,還是為公眾服務?

什麼是媒體的社會責任?為菁英服務,還是為公眾服務?

剛從台中市長競選連任失利的胡志強,最近宣布將暫別政壇、走入媒體,加入旺旺中時媒體集團,並聲稱要把「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帶進台灣媒體,讓媒體發揮「領頭羊」的角色,「善盡社會責任、符合社會期許」。媒體的社會責任是什麼?和一般企業的社會責任一樣嗎?台灣媒體現階段又應該承擔怎樣的社會責任呢?

【學生自治專輯】台灣校園民主的關鍵時刻:如何正面迎擊「中國焦慮」?

【學生自治專輯】台灣校園民主的關鍵時刻:如何正面迎擊「中國焦慮」?

許多人說「太陽花」運動是在反中國,但在淡江大學陸生參選的論戰中,許多學運的重要角色,對中國學生參選表達了正面的態度,顯然並不符合一些人批評他們「逢中必反」的刻板印象。
作者黃兆年認為,此次陸生參選事件,雖然再度引發台灣社會的「中國焦慮」,但往好處想,或許也為學生自治創造了一個「制度」變遷的關鍵時刻,讓年輕人有機會把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的能量帶回校園裡。
我們該如何活化現有的學生自治體系?又該如何建構更健全的校園民主制度?且看曾任台大學生會長的黃兆年精采分享。

中國的威權鞏固模式與台灣的民主深化危機:寫於「六四」25週年

中國的威權鞏固模式與台灣的民主深化危機:寫於「六四」25週年

今年剛好是「六四」25週年。但對許多台灣人來說,六四,彷彿只是教科書上一個遙遠的歷史名詞。天安門、靜坐學生、坦克車,也彷彿只是螢光幕上一個超現實的歷史場景。1989年爆發於北京天安門廣場的六四事件,是否可能對當前的台灣具有任何啟示?本文介紹「協調財」(coordination goods)的概念,作為理解六四的一個觀點,並以此觀點來理解六四之後北京政權對中國民主化的壓制,進而以此觀點來思考「兩岸政商聯盟」近年來對台灣民主深化的潛在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