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倫坡、黑天鵝、與占星術:數學是美麗的錯誤嗎?

愛倫坡、黑天鵝、與占星術:數學是美麗的錯誤嗎?

其實,對於用數學來分析人類行為的批評,古已有之。本文朔及美國作家愛倫坡(Edgar Allan Poe)藉他小說中人物提出的「詩人比數學家更能推理」的論述,由此引出晚近對經濟學數學化的批評,最後簡短地提出作者本人對這問題的保留看法。例如不使用數學的論述,難道就一定會更好?又如批評數學模式應該批評模式之錯誤或不完全的假設,而不是批評數學。

黃國昌罷免投票結果:是「負性偏差」還是「負面投票」?

黃國昌罷免投票結果:是「負性偏差」還是「負面投票」?

依中選會公告,立法委員黃國昌罷免案投票結果,有48,693票同意罷免,21,748票不同意罷免。
媒體上評論眾多,其中很多立論的主要根據是「反對」效應比「支持」效應要來的強烈。因此本文除了分析心理學上「負性偏差」(negativity bias) 的理論適用層次與操作化,也從選舉行為理論中所謂「負面投票」(negative voting) 來分析罷免投票與選舉投票的不同。
本文告訴我們的訊息是:因為「罷免」與「選舉」的不對稱性,要用原來選舉時的得票數來衡量罷免投票的結果,或用罷免投票的結果來預測下次選舉投票的結果,都是不科學的。

「維根斯坦盒子」裡的台灣人

「維根斯坦盒子」裡的台灣人

信誓旦旦說自己是台灣人別人不是的人,難道就一定是「台灣人」?

政大選研民調所做的「台灣人/中國人認同」趨勢調查為大家所熟知,不過,誰能說每個受訪者口中「台灣人」、「中國人」都有一樣的意義?誰能說25年前和25年後受訪者口中的「台灣人」、「中國人」有一成不變的國族本質?受訪者認同「中國人」者,也許只是早年黨國教育之下對祖國的自然反應,或是戒嚴時期養成的小心翼翼的答案,但也不能排除有人心中對崛起的強國充滿了孺慕憧憬。同樣的道理,經歷過白色恐怖的受訪者,可能在回答「台灣人」時心中會惴惴不安;致力於本土運動者,則可能熱血沸騰、充滿了驕傲;而對於民主鞏固後的世代,則在說「我是台灣人」時恐怕不過像美國人回答「Where are you from?」一樣的家常便飯。

看電影學統計:p值的陷阱 (3) – 「摘櫻桃」問題

看電影學統計:p值的陷阱 (3) – 「摘櫻桃」問題

本篇講到「摘櫻桃」問題,既然研究假設的先驗機率是如此重要,我們要如何去判定?要怎麼知道它是多少?我們必須要做文獻的分析、要建構我們的理論,在這種情況之下,會出現摘櫻桃的問題。
作者綜合閱讀文獻提出一個想法:統計學很快就會有很重大的改變,傳統的作法、用p值來作統計檢定的作法,大概再過幾年,就不容易再存在。所以大家必須要應變,這也是文章希望能夠提醒大家注意的一個問題。

看電影學統計:p值的陷阱 (1) – p值是什麼

看電影學統計:p值的陷阱 (1) – p值是什麼

為什麼要談論p值的問題?因為在近十多年來,不只是政治學界,而是很多學門,特別是在科學領域,有很多文章討論傳統統計檢定方法、尤其是p值統計檢定的問題,甚至有位很有名的統計學者,Andrew Gelman寫了篇文章,叫作The Statistical Crisis in Science–「科學的統計學危機」。
本文不僅探討p值的真正的意義,即p值到底是什麼?它又不是什麼?更提醒大家,科學的結論,還有在商業上、政策上的決策,不應只靠p值來決定。

為何科學無法克服民眾的食安疑慮?

為何科學無法克服民眾的食安疑慮?

繼2009年美國牛肉進口爭議,2016年12月中行政院長林全宣布暫緩開放日本核災地區食品進口,為何政府的食安科學在民眾的疑慮中屢次敗下陣來?本文嘗試說明:民眾不但相信命運甚於相信機會、系統性高估微小機率,對負面結果的反應也較正面結果更強烈。在進口有安全疑慮食品這個議題上,日、韓政府、馬政府都已嚐過苦頭,蔡政府孰應汲取教訓。若真有國際關係上不得不然的苦衷,應該實話實說,民眾自然會加以考慮。科學是冷酷的,政府不能不尊重科學,但更不能不尊重民眾的思考方式和安全考量。

如何了解同性婚姻:維根斯坦「語言遊戲」的觀點

如何了解同性婚姻:維根斯坦「語言遊戲」的觀點

生、死、性都是本質可爭議的概念(essentially contestable concepts),其中尤以「性」為最。
世界上並不存在稱之為「男性」或「女性」的客觀本質;任何性別的主體都可以用「男性」或「女性」的方式來經驗世界。維根斯坦認為一個字詞的意義不能脫離使用者的生活形式 (form of life),也就是日常生活中的種種活動。所謂「經驗世界」,不外乎維根斯坦所說的生活形式。
從維根斯坦的語言哲學觀點去傾聽,張懸(焦安溥) 11月28日在「同性婚姻法制化」公聽會的這段證詞,也許會幫助你的了解。

餵食流浪貓的道德哲學

餵食流浪貓的道德哲學

什麼樣的行為是道德的,什麼樣的行為不是?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或譯為效益主義)的主張是:一個行為是道德上對的,若且唯若(if and only if)它是在所有可能選擇中最能夠促進社會的最大快樂。這種思考方式比較接近所謂的「結果論」,只要一個行為/決策能帶來最大的效益,那它就是對的。闡述這個哲學概念著名的哲學家包括邊沁(Jeremy Bentham)和彌爾(John Stuart Mill)等人。然而,每當我們在做決定的時候,或者思考公共政策的時候,是否有辦法將一個事情的結果換算成所有人的快樂總合來計算?是否可以將所有選項的效益或者後果放在同一個天秤上面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