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汗經濟崩世代──直面台灣青年過勞死的真相

◎ 林宗弘／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二○一四年三月，台灣爆發的太陽花學運成為舉世矚目的焦點。為什麼會有這場運動？除了反對兩岸服貿議題本身的政治黑箱之外，許多媒體或輿論將太陽花學運的社會基礎，指向了所謂的「崩世代」困境。

崩世代是怎麼產生的？筆者與幾位共同作者指出，全球化之下財團更能掌控政府政策，台灣的權貴階級自我複製，資本外移導致創業與就業困難，社會流動停滯與青年貧困，青年世代難以成家生育，其後導致了人口老齡化問題。然而，青年世代為何、又應該如何面對未來的經濟崩壞？（請見：《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

台灣經濟奇蹟褪色的這十餘年來，大眾傳播媒體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方式，激化了台灣社會裡愈來愈嚴重的階級分化與世代對立。台灣掌控資本與媒體發言權的三、四年級世代，在財經媒體大量曝光的名嘴，特別是大資本家與資深管理階層，很容易就讓自己的「屁股決定腦袋」，編造各種理由來譴責被害人：年輕人就是「草莓族」、不理性的「婉君」，缺乏抗壓性、不願意吃苦、目光短淺又自視甚高、拒絕貿易開放與國際競爭，基本上，這些掌權者就是認為年輕世代欠教訓。

黑心財團「白手起家」的神話

然而，如果我們認真檢討所謂台灣經濟奇蹟的受益者，除了讓自己有權有勢之外，究竟為台灣社會做了什麼長遠的貢獻？我們往往會發現，這些財團老闆與管理階層的能力與操守，大部分是經不起考驗的。過去，學術界探討台灣經濟發展，認為活躍的出口導向中小企業之創業精神是成長的動力之一，然而這些中小企業，往往是靠低工資剝削工人、汙染環境，甚至是黑心商品發展起來的。

一九九○年代，隨著本土勞工人權組織萌芽與環保意識提高，台灣企業主面臨兩種策略選擇──投資於技術升級與創新、或是尋找更脆弱的被剝削者。前者必須克服專業管理的困難、長期投資的風險、甚至企業主本身也要專精於研發工作，而後者則是依賴便宜的生產要素，把自己原先在台灣的生產經驗，到海外重複一次。

台灣雖然也有產業升級的成功案例，但多數資方選擇複製血汗經濟的經驗。過去二十年來台資的「全球化」，就是資本外移到那些能夠提供便宜勞力與土地、仍不在意環境污染的威權國家──通常選擇地理上最接近、又通中文的中國。最近，隨著中國工資上漲，還沒倒閉的台商又遷徙到越南、柬埔寨、印尼。總之，哪裡有便宜的生產要素可供廉價剝削，台商就往哪裡去。

許多靠著本土政商關係圈地、搶水、打壓工會，或是在中國靠著打通共產黨政治關係來掠奪農民土地，搞到低薪工人自殺，卻在這種「良好投資環境」裡茁壯的新興財團，並不是什麼返鄉鮭魚，多半是鯊魚或鱷魚。讀者不妨想一想，台灣近年來許多的關廠勞工臥軌事件、日月光的汙水排放、頂新集團的黑心食品、遠雄集團行賄炒房，或是鴻海台北秋葉原以停工威脅台北市政府，花錢在報紙上登廣告叫囂的作為，每一件都暴露了這些大財團惡質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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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人的孩子死不完？草莓族與太子黨

在發展過程中剝削了台灣一個世代的工人、在中國剝削了一個世代的農民工之後，台灣許多財團已經成為老人統治的龐然巨物。只要觀察一下台資財團的領導層，就可以發現很多六、七十歲以上的戰後第一代企業家，到現在還牢牢把持著權力，自己連上網數據管理的能力都沒有，卻從來不考慮找專業管理者接棒，大多數老皇帝都準備把企業經營權傳給未必有經驗與能力的太子黨。

我們經常看到財團大老闆在媒體上教訓「草莓族」。然而，一旦遇到企業接班問題時，對待他們自己的子女就是另一回事了。這些權貴太子黨，真正含金湯匙出世的天龍人，通常第一份工作就是坐領乾薪的某上市公司董事、或是自己富爸爸的特助──「你看，他們年紀輕輕就有外國文憑與國際金融業的工作經驗……。」顯然，這才是名符其實的「草莓族」，別讓他們不高興。

主流媒體一面抬舉權貴太子黨「年輕有為具國際觀」、一面打擊窮困青年世代「躲在舒適圈不敢面對全球化的挑戰」，這明顯是雙重標準，譴責受害者、違反公義又自我矛盾的權貴心態，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

當然，台灣大多數年輕世代都不是權貴第二代，正在努力迎戰實際的創業、職場與家庭生活壓力。「崩世代」不太可能接受上述的污名，太陽花與二○一四年底選舉「白色的力量」就是青年們對世代不公的回應。

青年世代面對經濟崩壞的真實處境究竟為何？這本書所討論的過勞死議題，讓我們看到「崩世代」受害者的真實面貌，他們是打拚的工程師、負責任的保全人員、上大夜班的服務業、關心病患的實習醫師或護士，都是人生父母養的好男好女，做事認真負責──有時或許太負責了點，卻在高度剝削的職場中，意外離開人世。這些悲慘的過勞死或新興職災案例，究竟是個案還是全面性的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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剝開洋蔥：台灣職災的真相

根據過去三十四年來（一九八○年至二○一三年）的勞保職災給付補償案件的數據，我們對於台灣近年來的職災概況可以有些初步的了解，同時也可以破除許多關於「草莓族」的迷思。首先，台灣的職災理賠總件數從一九八○年代的一萬六千件左右，上升到近年來平均接近四萬件，換句話說，相對於一九八○年代，近年來台灣的工作安全，或者說職災風險，似乎在惡化。為什麼？

根據災害風險的理論，我們可以將職業災害的風險看成是受僱者「暴露程度」（exposure）與「脆弱程度」（vulnerability）的總和。所謂的暴露程度，指的是造成職災之機率單位的總和，例如工作時間與就業機會等。簡單地說，我們假設工作時間每分每秒都有可能出現意外，機率可能是十萬秒之內會隨機發生五件意外，如果單個工人平均工時愈久、而就業人口愈多，相乘之後的就業者總工時與職災總件數，應該是正面相關的。反之，若工時減少或就業機會下降，例如立法減少工時、退休人口或失業率提高，職災機率或其發生的總數，應該要下降才對。

而所謂的脆弱程度，則是指勞動條件的差異，例如那些比較危險的產業或工作類型，或是工作經驗比較弱的新進人員、非典型就業人員，或是整體社會的工資偏低而迫使員工長期加班、輪班，或是所謂工作貧窮（雖然有一份工作但是工資太低而不足以養家）的人口增加，必須經常兼職打工時，就有可能導致工作疲勞、操作疏忽，或者機器損壞，提高了弱勢工作者的受害風險。

由於缺乏個體層次的研究數據，我們使用全國數據來估計暴露程度與脆弱程度對勞保職災理賠件數的影響。由於二○○○年實施兩週八十四工時的緣故，台灣近年來平均每月工時從兩百小時以上降到了一百八十小時左右，按理說職災應該減少才對。如下表所示，筆者統計結果發現，工時其實對職災件數影響不大，台商對外投資導致失業率上升，與人口老化導致許多製造業工人退休等，才是職災件數偶爾減少的主要原因。總之，職災件數惡化主要不是暴露程度造成的。

勞工保險職業災害給付人次的時間序列分析估計結果，1980–2013

	(1)	(2)
時間序列控制變量
年分	6766.1212*** (1188.3299)	4141.0082*** (998.3474)
勞保職災給付人次（t-1）		0.5246*** (0.1038)
暴露程度
對外投資總額占GDP比重	-1100.4019* (485.6778)	-1257.4821** (349.7933)
老齡化比率	-30628.5394*** (5180.8277)	-18949.7357*** (4376.8314)
脆弱程度
服務業占就業人數比重	1807.6675*** (295.3552)	1199.3028*** (243.7067)
受僱人員報酬占GDP比重	-1037.0888*** (200.5687)	-803.0209*** (151.1568)
20-24歲失業率	-1466.8671*** (387.1002)	-1276.8575*** (280.2279)
常數項	-1.3276e+07*** (2334508.0207)	-8121566.9375*** (1961028.6794)
N	34	33
R-square	0.9504	0.9755
adj. R-square	0.9390	0.9686

說明：＊號代表統計上顯著。若係數為正，則代表該項變數與職災件數為正相關，係數為負則代表負相關。
來源: 勞動統計年報，行政院主計處、財政部統計處，轉引自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服務業：職災與過勞死的重災區

因此，台灣職災總件數上升兩倍多的主要成因，更可能來自勞動者脆弱程度的惡化。在脆弱程度方面，有兩個與職災總件數高度相關的變量值得特別注意，第一個是服務業的就業人口比例。我們經常將服務業想像成低風險的白領或粉領工作，這是個概括性的錯誤。服務業並不是一個清晰的產業分類，國際或國家的統計標準經常調整，有時包括了營造業、甚至水、電、燃氣業，這些產業經常發生重大的工安事故；至於運輸、倉儲、批發、零售、餐飲更是職災的重災區，主要問題包括車禍與機械事故、搬運重物造成的傷害與燒燙傷等等。此外，那些穿著白色制服的行業，像是實習醫師與護理師等，儘管工作與工資較有保障，但由於超時輪班與工作壓力，又經常接觸病菌或毒物，絕對算不上是低風險的行業。最後，警察與消防工作，甚至黑道兼營的八大行業，也經常被列入服務業。

隨著台灣的都市化、產業外移與轉型，台灣就業人口中已經有六成屬於服務行業，其中許多行業的就業者較為年輕，例如高雄氣爆與桃園火警所造成的消防人員傷亡，絕大部分都是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台灣服務行業的工作現場或企業規模偏小，且管理上較為鬆散，違法超時加班嚴重，然而其工作風險並不小。如下圖所示，儘管總體上來看，由於經濟循環造成的總工時（亦即暴露程度）的影響，台灣職災案件數起伏不定，但服務行業所造成的勞保職災案件正在迅速增加。

來源: 勞動統計年報，行政院主計處、財政部統計處，轉引自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青年職災崩世代

另一個與職災案件總數有關的變量是受僱員工報酬占GDP的比重，數據顯示受僱員工報酬占GDP比重愈高，或是其薪資條件愈好，可以有效減少職災人數。這個相關關係說明的可能是：薪資占GDP比例其實是整體勞動條件的重要指標，受僱者整體勞動條件愈好，對資方的工安要求就愈高、或是可以找到的就業機會愈好而不需待在高風險行業。然而，大約從一九九七年以來，台灣受僱員工經常性報酬占GDP的比率就在下降，從四六％下滑到三八％左右。換句話說，台灣受僱員工的整體勞動條件正在持續下滑，可能是導致職災案件增加的主因之一。

此外，筆者也注意到二十至二十四歲青年失業率與職災案件數的高度負向相關，與其他年齡群體的失業率相比，年輕世代失業率與職災的關係更為顯著。這個變量綜合說明了暴露程度與脆弱程度：一方面，過去三十四年來台灣青年世代失業率大幅提升，二十至二十四歲年齡段的失業率高達一三％以上，是平均失業率的三倍多，年輕人失業率愈高，就愈是降低暴露在職災風險的程度，另一方面，這也說明相對於其他更年長或更資深的就業者，剛進入職場的年輕人更容易發生職災。

對於這個有趣的經濟數據強相關，我們或許可以這麼解釋：台灣青年就業者所受到的職業訓練不完整，面對工安風險的經驗與保障不足，因此更容易年紀輕輕就遭受職災、導致傷亡，隨著青年世代教育程度與工作權利意識提升，也可能造成他們寧可失業而減少進入相對高風險職場的機率。

綜上所述，主流媒體認為台灣年輕世代是「草莓族」、志氣不夠大而影響經濟的看法，根本就倒果為因，台資財團「別人孩子死不完」壓榨年輕人的職場文化，導致偏低的工資、偏高的職災率、偏高的志願性失業率，以及結婚率與生育率大幅下降，才是台灣過去二十年來一連串社會經濟危機的根源。

本書以下所揭露、令人心酸的職災過勞死案例，逼迫我們直面青年世代在血汗經濟成長模式之下所付出的代價。我們該如何減少白髮人送黑髮人的悲劇，搶救面對過勞死與職災風險的青年就業者？本書將介紹台灣勞工團體所倡導的政策方案，除此之外，我們希望讀者徹底拋棄那些有關「草莓族」、「婉君」或其他汙名化青年世代的標籤，正視那些要求世代正義與分配正義的政治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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