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市場政治學

在民主轉型之後，國家能不能、也應不應該信任曾服務於威權政體的官僚，讓他們繼續在民主政府中服務？在目前轉型正義的主流文獻當中，論者多數認為我們不要把他們全面清洗掉，而是保留專業官僚，用制度來去約束他們，而不是排除他們。Holger Kern 與Georg Vanberg兩位教授在2024年發表於Journal of Politics上的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the Rule of Law: Tainted Judges and Accountability for Nazi Crimes in West Germany一文當中，嘗試挑戰這樣的觀點，並且問：那麼那些曾經跟威權政權政權合作的人，在民主制度下，行為是否「足夠像」沒有污點的官員呢？也就是說，這些前威權的協作者在民主化以後，實際上會不會仍然在法院判決當中偏袒舊政權？透過西德的資料分析，他們發現了，當一個案子當中「有越多與納粹政權有關係的法官」，那些以納粹之名被指控的犯人逃過定罪的機率就越高。我們一起來看為什麼民主化之後「留下來的官僚」未必是中立的專業者，反而可能成為延續威權偏誤的關鍵角色。

本書《福爾摩沙意識形態》在結構上，先從最困難的民族主義理論開始，接著解析日本帝國的國族建構與殖民策略，然後才正式展開對「福爾摩沙意識形態」的討論。順序上，吳叡人老師先分析台灣民族主義的政治論述，然後才分析台灣民族意識的文化內容。最後，作者選擇用琉球、韓國地方主義／民族主義的發展軌跡對比台灣的狀況當作結論。由於本書性質的關係，閱讀速度不可能太快，但眼睛逗留在每一頁的時間都絕對值得，好的譯筆給了我們這些讀者機會，可以慢慢咀嚼、反覆斟酌作者長年思索這個問題所積累的重層知識。

南海議題現在是美國與中國兩大強權在軍事競逐上的首要場域之一，自從中國開始軍事化部份的島礁、並開始加強主權的聲明與實際派軍艦或民船「護衛」海上主權之後，屢屢引發周邊各國緊張。本文將探討中國與美國如何看待南海議題。中國的國家目標除了維持領土主權完整、降低區域衝突潛在威脅，經由南海的經營可以對鄰國的政策具有否決權，可建立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秩序。一旦中國積極向海洋戰略發展，美國將成為遏制中國的主要對手。中國若在南沙群島增加軍事部署，建造海上基地、油管、直昇機降落地等設施，將直接衝擊到美國在南海的軍事活動。

在當代社會科學界，學者Charles Tilly的「戰爭製造國家」是頗具影響力的觀點。Tilly認為歐洲現代國家的形成，起源16至18世紀後，各國君主由於戰爭動員的需要，將封建體制逐步汰換，當時多場大型戰役促成歐洲各國建立了強大的國家機器，現代意義的民族國家(national state)至此出現在人類眼前。不過，近期史丹佛大學政治系教授Anna Grzymala-Busse發表在政治學頂尖期刊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的文章，提出一個新觀點修正Tilly的解釋。在今年美國政治學會年會將召開前，學會並宣布該文獲頒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當年度(2024年)最佳論文獎。Grzymala-Busse在該文主張，要理解歐洲近代國家的形成，必須找回中世紀的宗教政治(羅馬天主教會)，對當時歐洲國家體系趨向分裂的長久影響，並重新評估Tilly「戰爭機器」國家理論的侷限。

法國新聞工作者董尼德的《幻象帝國》，則是一部總結了「習近平上半場」的作品。「上半場」指的是習近平自接任總書記到二○二五年中為止。在十二年前，因著胡錦濤「一次全退」的決定，習近平得以在二○一三年初名正言順將黨、政、軍三大權力一次收攏到自己身上。今時今日回顧這個關鍵時刻，確實可以發現從胡錦濤到習近平，是日後中國政治、社會文明發展的分水嶺。胡錦濤、溫家寶執政時代，中國在商業經濟上致力從世界貿易組織（WTO）之門融入世界市場；對內治理上，網際網路和媒體還有監督、議論的空間。無論公共知識分子推動的「新公民運動」，或者民間律師倡議「依法維權」，都為中國的體制改革留下了進步的可能。但從胡、溫到習，不只是人事的更替，更是執政路線的大轉變。文革結束後，一般論者同意中國經歷了兩段較為開放的時期，第一段是一九八○年代，第二段是兩千年前後。但習近平一掌權，中國的第二段開放時期迅速收縮終結。胡、溫執政時期，中國國力快速增長，但尚且以「和平崛起」來敘事。到了習近平掌權，依靠經濟收買和武力脅迫的對外擴張成了中國對外關係的主旋律。這是《幻象帝國》整部作品的基調。

當一個國家面臨最大的外在威脅時，通常會選擇與其他國家結盟來抵抗威脅，這就是國家的抗衡（balancing）策略，而不是採取與威脅國家結盟、或者是聽從其指示的「扈從策略」（bandwagoning）。「威脅平衡理論」認為被威脅的國家如果採取扈從策略是危險的，因為執行扈從策略的結果反而會增加威脅國家的資源，以及扈從國家將自己的命運寄託於威脅國家的自我克制；國際政治上，一個國家的認知是不值得信賴的，國家的意向也常常改變，因此選擇對於潛在威脅國家採取抗衡策略，會比期待一個對自己展現威脅的國家會拿出善意的傾向來得更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