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鄭習會」的重點在於「制度化國共兩黨溝通機制」與「深化九二共識」，中方隨後宣布「新十項惠台」措施，涵蓋交通、觀光、農漁經貿及青年交流，反映出北京當局對台政策的核心邏輯，即唯有承認特定政治前提，才具備交流的可能。近期台東饒慶鈴縣長參加「海峽論壇」的爭議，也是圍繞在是否可以利用這樣的平台來賣水果，這其實也是一種在特定管道、特定條件下的水果貿易手段應用。然而，分析兩岸經貿結構可發現，台灣對中港出口占比已從 2021年的 43.9% 驟降至 2025年的 26.6%，而對美出口則創下35年新高，顯示台灣經貿結構正經歷一場去風險化的轉型。對台灣農民與農業貿易部門而言，過去鳳梨、釋迦無預警遭禁的經驗，已讓他們意識到「政策紅利」的不穩定性，轉而追求更具法律保障與預測性的國際市場。針對農漁產品，「新十項惠台」提出的內容儘管展現中方推動兩岸融合發展的「善意」，但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 （2024）指出，對於台灣農民而言，過去鳳梨、釋迦無預警遭禁的經驗，已使其對此類「政策紅利」產生高度警覺。
你相信嗎？過去五十年內，有五分之一的新興民主國家，一票一票讓獨裁者（或其子女）重新站上了權力頂端。澳洲雪梨大學比較政治學者 James Loxton 在 2026 年的研究中，將獨裁者（dictator）與民主人士（democrat）結合為 dictocrats 用以指稱在民主選舉中再度勝選取得權力者；獨裁二代 dictocrats 則指前獨裁者的子女，透過繼承父輩的政治資本參與政治者。根據作者 Loxton 統計，自 1974 年第三波民主化以來，至少有十個國家把前獨裁者送回了民主政府的執政大位；獨二代的案例則出現在至少六個國家——包含：南韓的朴槿惠（父親是軍事獨裁者朴正熙）、菲律賓的小馬可仕（父親是將菲國轉為獨裁政權的斐迪南·馬可仕）、印尼的普拉伯沃（前岳父是長期的獨裁者蘇哈托，本人則擔任過國防部長）都在其中。而這兩類加起來的數目相當可觀：大約五分之一的新興民主國家，都曾選出前獨裁者或其子女擔任總統或總理。
2026年對台灣來說具有許多象徵性的意義，特別是總統直選30週年。這個年輕的民主國家不只在各項全球民主自由的評比當中都名列前茅，而且經濟表現還相當好。不過，民主的轉型與鞏固從來都不是簡單的工作，也從來不是線性的發展，常常也有可能會出現波動甚至退潮，因此我們必須要努力維持與精進民主政治的品質。由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傅正民主研究中心與辜寬敏基金會所組成的研究團隊，於2026年初開始討論要做一個台灣轉型正義與歷史觀念的調查研究。《2026台灣轉型正義調查計畫》是台灣第一個針對轉型正義議題的調查計劃，整份問卷設計就是為了讓我們了解人們對這些議題的看法，以提供倡議者與相關的工作者們參考。發現真相、了解歷史，是轉型正義的第一步，我們希望能夠了解人們是怎麼看待歷史，也希望每個人都有機會接觸更多歷史相關的議題與素材。
過去我們普遍認為，政治立場深受家庭背景、社會環境與教育程度的影響。然而，一項在 2022 年發表於《PNAS Nexus》的科學研究，提出一個更具顛覆性的觀點：我們的政治傾向，可能早已在大腦區間留下了線索。來自俄亥俄州立大學（Ohio State University）、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與匹茲堡大學（University of Pittsburgh）的研究團隊，透過功能性磁振造影（fMRI），分析 174 名受試者在執行八種認知任務時以及在靜息狀態下的大腦活動。研究團隊進一步使用一種名為 BrainNetCNN 的 AI 人工智慧模型，並搭配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方法，根據不同腦區之間的「功能性連結」（Functional Connectivity，FC），預測個體的政治傾向。
長期以來，東亞冷戰史的主流敘事多半以陸地為中心，將冷戰的起點歸因於中國國共內戰的全面爆發或一九五○年的韓戰。這種敘事不僅在時間上偏向事件史，更在空間上忽略了海洋作為「權力投射」與「秩序建構場域」的重要性。本書明確挑戰此一傳統觀點，主張應將分析視角由陸地移向海洋，重新理解日本帝國瓦解後東亞海域所浮現的權力真空，以及美國如何在冷戰初期，藉由海權塑造區域秩序的過程。這種「海洋取向」不僅是空間尺度的改變，更是一種對冷戰起源與運作邏輯的再詮釋。本書將東亞冷戰史從「陸權—戰爭—革命」的分析框架中解放出來，改以「海權—秩序—制度」作為理解美國戰略行為的主軸。透過結合軍事史、國際關係理論與法律經濟分析，作者成功呈現了海洋在美國東亞戰略中的多重角色，以獨特的海洋視角，揭示了「美利堅治世」如何在西太平洋逐步建立。對於希望「鑑往知來」、洞悉西太平洋未來發展的讀者而言，本書無疑是一部不可或缺的重要著作。
在當代台灣政治發展的波瀾壯闊中，黃文雄是一個無法被輕易定義的人物。對於多數人而言，他最鮮明的形象凝結在一九七○年紐約廣場飯店外的那一聲槍響，以及那句震撼人心的「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然而，若僅止於此，我們所看見的，仍只是歷史的剪影。隨著《為了人權：黃文雄文集》的正式集結與出版，我們終於有機會跨越「刺客」的剪影，進入一位深刻的思想家、策略家與人權捍衛者的精神世界。當今台灣民主正遭遇多重形式的挑戰，威權遺緒仍舊根深蒂固，國際局勢更再次將台灣推向地緣政治的最前線 。此刻，我們比過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重新學習公民抵抗的語言與倫理 。本書試圖邀請讀者重返黃文雄的實踐現場，透過他與體制周旋、與理念磨合、以及面對挫敗的生命歷程，重新思考「行動」的深層意義 。願這本文集能成為台灣公民社會的「新工具」，啟發更多人以尊嚴之身站立，在捍衛主權獨立、守護人權價值與深化民主品質的道路上，勇敢前行。
2024年之後，台灣再次進入「分立政府」的政治局面。在高度極化的政治氛圍中，不同政黨往往對同一事件提出截然不同的解釋，有時候甚至是相衝突的敘事框架。我們好奇的是，在政治敘事分裂的情況下，無黨派選民究竟比較容易被哪一種論述說服？在我們新發表在China Quarterly的文章中試圖回答這個問題：我們追蹤2024年發生的立法院擴權爭議、青鳥運動、一路到憲法法庭的判決，在2024年7月與11月透過政大選舉研究中心各發了一份問卷，去檢視與追蹤民意對立法院改革、青鳥運動、以及憲法法庭的判決的看法。我們特別著重在比較無黨派選民與有黨派選民態度上的異同。調查結果顯示，在這一連串政治事件中，無黨派選民的態度整體上比較接近藍白陣營的敘事。相較於民進黨支持者，無黨派選民更傾向：支持國會改革法案、不支持青鳥運動、對憲法法庭的判決抱持較多質疑。換句話說，在這些政治爭議中，無黨派選民整體上更容易接受在野陣營的論述。
因應中國近期（3/04-3/05）召開的「兩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與「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台灣智庫與東吳大學政治系傅正民主研究中心邀請多位專家學者分析這次兩會所釋出的潛在訊號，本文將回顧與談人在此次座談會的各項觀點，幫助讀者快速了解中國未來的政經變化及對台灣的可能影響。接下來，本文從「經濟」、「軍事」和｢治理｣三個部分回顧座談會的重要觀點。整體而言，與談人普遍認為2026年的兩會並未出現重大政策轉變，仍然強調｢穩定｣作為核心目標，但能發現中國面臨的經濟壓力與政治控制需求正同步上升。除此之外，中國通過的《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可能擴張其「長臂管轄權」，此發展亦值得外界關注。
在政治學教科書裡，政黨通常被描繪成負責整合社會意見、提出政策主張、培養政治人才，並透過選舉爭取執政權。但如果你仔細觀察台灣在總統由公民直選後的歷屆政府，會發現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很多重要的政治決定，並不是在政黨內討論出來的，而是「從總統那裡」開始的。這就引出一個重要問題：在台灣這樣具有實權的半總統制下，政治實務上總統和執政黨存在什麼樣的關係？
這幾天被視為 WBC 賽前熱身的「2026中國信託台日棒球國際交流賽」，在各大報紙版面與社群平台上掀起高度關注。細心的讀者不難發現各家媒體在用詞上呈現出相當鮮明的分野：中時、工商時報與TVBS多以「中華隊」稱之；自由時報、鏡傳媒與風傳媒則傾向使用「台灣隊」；聯合報等媒體則在兩者之間交替運用。表面上只是名稱差異，實則牽動深層的政治與認同意涵。這些稱謂選擇，折射出潛藏於「國球」敘事背後的國族認同角力—在台灣，棒球常常被稱作是「國球」，但這個「國」代表的是什麼？它所喚起的，又是哪一種國族想像與情感連結？藉著今年 3 月 5 日即將在東京巨蛋登場的 2026 年世界棒球經典賽（World Baseball Classic）的熱潮，我們想分享前陣子發表的一項研究。該研究運用逐日電話民調資料，分析 2024 年世界 12 強賽事期間，台灣民眾國族認同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