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兆年／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最近淡江大學首次有陸生參選學生會長，選委會破天荒在選舉公報增列國籍，「太陽花」學運領袖之間為此出現論戰，公民社會也對此展開議論。這些行為，反映出台灣年輕世代乃至於整個社會，對於與中國產生聯結的人、事、物，或多或少存在著某種不信任感和焦慮。這似乎已逐漸變成大多數台灣人共享的一種焦慮：中國是否正透過各種政經力量滲透台灣各領域，以破壞民主並遂行「統戰」目的？這種因「中國因素」而產生的「中國焦慮」，受制於台灣所面臨的結構環境，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但重要的是，共同體成員用什麼方法去面對、處理並加以解決。
網路插畫家用創作反映出台灣社會的「中國焦慮」
（來源：https://www.facebook.com/really.goood/photos/pb.528875387182763.-2207520000.1408233837./529299693806999/?type=3&theater）
Ⅰ.不應該只針對「人」，應該也要關注「制度」
新制度主義（new institutionalism）告訴我們：「人」和「制度」（包括法律、程序、文化、倫理規範等所有正式、非正式的遊戲規則）之間是相互制約、也相互建構的。在一般情況下，人傾向在制度的限制下維繫並強化現有的制度，於是與制度保持某種均衡狀態。但到了某些關鍵時刻（critical juncture）（例如遭遇巨大危機），人卻有機會選擇去改變制度，於是創造某種制度變遷。因此，想要有效解決政治問題，不只要妥善處理「人」的問題，也要妥善處理「制度」的問題。
然而，關於如何解除陸生參選所帶來的「中國焦慮」，目前多聚焦於「人」的討論，相對缺乏更深層、更細緻的「制度」討論。例如，現在有一種說法是「這個人（蔡博藝）沒問題，所以我們先不用那麼害怕」。這雖可暫時解除焦慮，但未能在制度面提出長遠之計。相對來說，另一種說法則是「這群人（中國籍）有問題，所以我們不能不開始擔心」。這雖可推導出「限制中國籍參選」的新制度，但此制度能否有效解決焦慮，已出現許多質疑。試想，就連澳洲人都有可能在伊拉克內戰中成為恐怖攻擊「聖戰士」，就算我們真的排除陸生參選，又如何能確保台灣或其他國籍者，就不會被北京勢力收編為所謂「中共同路人」呢？
因此，想要有效解除「中國焦慮」，除了「人」的問題之外，我們也應該關注「制度」的問題。具體來說，想要避免中國因素滲透台灣的學生自治，我們除了善用現有的遊戲規則之外，還要致力於建構更健全的倫理規範和法規制度。
Ⅱ.如何善用現有的遊戲規則？
台灣許多大學已經擁有相當健全的學生自治體系，包括《大學法》賦予學生會的法律地位和各項權責（參見表一），也包括各學生自治體系內部行之有年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制衡體制。假使中國真想滲透台灣校園，現有的遊戲規則其實已經可以發揮一定程度的反制效果。問題在於：有多少人願意認真投入學生自治體系？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善用現有的遊戲規則？我們至少有以下三點具體做法：
（來源：https://whogovernstw.org/2014/08/14/wei-ting-syu2/）
1.多討論。既然陸生參選問題難以迴避，最基本卻也最重要的面對方式就是：開始在校園公共領域裡去了解、去思考、去討論。從這角度來看，淡大選委會決定在選舉公報加註國籍，除非牴觸相關法規或行政程序，否則不僅提供我們更充足的資訊，也提供我們一個討論的起點，本質上並不是一件壞事。
2.多參與。假如我們真的擔心陸生參選別有用心，在了解、思考和討論之後，也應該付諸實際的行動。首先，我們至少必須行使「選舉權」，用投票表達意見。其次，我們也可以行使「被選舉權」，例如自己跳出來參選會長，與之競爭，或者參選學生會立法部門議員、校務會議學生代表，與之抗衡。（按：2005年底通過之新版《大學法》明訂校務會議學生代表席次不得少於十分之一，所以學生會長通常僅是多名校務會議學生代表中的一員。）第三，假如我們真的發現學生會長有不當言行或施政，不僅可以要求學生會立法部門積極行使「彈劾」、「糾正」等職權，還可以自行連署提出罷免案、行使「罷免權」。唯有積極的參與才會對學生會長構成實質的監督效果。
3.多監督。想要確保學生自治免於北京勢力的滲透，除了監督學生會的施政作為之外，我們更要致力於監督學生會的施政經費，特別是經費來源。我們應該特別注意：除了學生會費之外，學生會有無仰賴其他外部財源（例如來自校方、政府、政黨、企業、或海外的補貼／贊助）？有無可疑的外部財源？是否過分依賴特定的外部財源？假如學生會真的接受中共或其外圍組織的資金挹注，就可能在刊物上實施自我審查，在活動中進行置入性行銷，這些都將對學生自治和校園民主造成傷害。事實上，依據現有的遊戲規則，學生會立法部門本就握有審理「預算」和「決算」的大權，只是往往草率行事、沒有善加運用而已。如果我們開始對學生自治的經費來源進行更嚴格的監督，仍有機會對中國因素的衝擊，發揮一定程度的預防和管理效果。
Ⅲ.如何建構更健全的倫理規範和法規制度？
當然，制度從來就沒有完美的，現有的遊戲規則自有其不足之處，我們所能做的，就是在適當的時機，做出一些必要的調整。這次陸生參選事件，挑起了我們的共同焦慮：中國是否正運用各種政經力量滲透並控制台灣各大學的學生會？反過來說，我們的核心關懷其實是：學生會怎樣才能擺脫北京勢力的操控，進而維持其獨立自主性？可能無法切割討論的問題是：學生會怎樣才能擺脫各種外部勢力（包括校方、政府、政黨、企業、外國等各種勢力）的操控，進而維持其獨立自主性？正好讓我們趁機回頭審視並檢討現有的學生自治制度，看看有無可能建構出更健全的倫理規範和法規制度。我們可能必須討論以下兩個議題：
台灣社會亟需某種「正常壓力釋放」來解除「中國焦慮」
（來源：https://www.facebook.com/really.goood/photos/pb.528875387182763.-2207520000.1408154683./604329756303992/?type=3&theater）
1.財務自主！
如同中國正挾其經濟力量收編台灣社會各領域，北京也最可能運用經濟力量操縱台灣的學生自治，學生會的「財務自主」於是成為首先值得關注的議題。
基本上，我們不會希望學生會的施政經費太過依賴外部財源，不論是來自校方、政府、企業、或海外的補貼／贊助。如同前文所述，財務上的依賴可能使學生會在刊物上實施自我審查，也可能使其在活動中進行置入性行銷，進而破壞學生自治的主體性。事實上，2005年底新版《大學法》通過之後，學生會已被賦予強制收取會費的權利，財務壓力比起以往減輕許多，財務自主性也相應地提高許多，我們其實有條件開始思考：學生會是否還需要收取外部財源？是否應該設定外部財源的上限或比例限制？是否應該針對特定外部財源（例如中國資金）給予特殊的限制或規範？
除了施政經費之外，另一個值得關注卻經常被忽略的課題則是：我們也不會希望學生會長參選者的競選經費太過依賴外部財源。畢竟印製傳單、海報、辦理政見發表會、繳交選舉保證金、甚至租借競選總部，對一般學生來說，確實是一筆不小的開銷。倘若競選過程蒙受外部勢力的資助，難保當選之後的施政內容不會受其左右。對此，台大的選舉法規已有若干規定：會長候選人不得收受任何校外捐贈，競選經費亦不得超過新台幣五萬元。儘管如此，選委會通常並未嚴格審查，今後應該予以落實、更謹慎把關。其他大專院校倘若還沒有相關法規，則應該考慮立法加以規範。
不管是施政經費還是競選經費，想要確保學生自治「財務自主」，最基礎的工程不外乎「財務透明化」。從「財務透明化」的落實、「財務自主」法規的修訂，一直到預／決算的確實審議，學生會立法部門都應該扮演更積極主動的角色才行。
2.政治中立？
除了資金挹注之外，中共也可能透過組織網絡（例如黨／政機構及其外圍組織）來滲透台灣的學生自治，學生會的「政治中立」就成為另一個值得探討的議題。
然而，「政治中立」的後面之所以打上一個問號，主要原因是它並不像前文提到的「財務自主」那麼沒有爭議。爭議不只是因為大家對「政治中立」的涵義缺乏共識，也是因為許多人（包括筆者本人）認為完全「去政治化」的學生自治，既不可能，也不值得追求。
儘管如此，比較沒有爭議的一個大前提可能是：基本上沒有人會希望學生會受到外部政治組織（不管是民進黨、國民黨、還是共產黨）的操縱。因此，我們可能會希望了解：參選人是否曾加入政黨？是否曾參加相關社團？是否曾受雇於特定政黨或政治人物？相較於國籍的註明，外部政治組織相關經歷的揭露，反而顯得更加要緊。這並不意味著有黨籍者就沒資格參選，也不意味著選舉公報就有義務公開這些資訊，只是我們本就有權利要求競選過程中重要資訊的透明化，進而要求當選者於任期之內暫停政黨職權和相關活動。
另一方面，關於「政治中立」比較具有爭議的問題在於：學生會長是否可以投入（與學生權益無直接關聯的）社會運動？擔任政府職務？或者替特定政黨／政治人物助選／站台？對於這些問題，學生自治圈目前正反意見都有。筆者個人以為，學生自治本就無法也不應「去政治化」，取決點應該在於公共利益的追求，以及私人利益交換的迴避。例如，參與社會運動，或者為政府（當然是指台灣政府而言）擔任無給職顧問，是可接受的，甚至是值得鼓勵的，因為這些活動基本上屬於志願性質，也都是公益取向。相對來說，為政府擔任有給職工作，或者替特定政黨／政客站台，則是比較不被容許的，因為這些作為不僅會有「以學生會公器換取私人利益」之虞，更可能存在「引入外部資源、破壞學生會自主性」的風險。
不管怎樣，在嘗試回答有關「政治中立」的問題之前，我們或許應該先想像一些根源性的問題：學生自治應該是什麼模樣？學生自治與（外部）政治之間應該維持怎樣的關係？我們期待／容許學生會長在政治上扮演怎樣的角色？這些問題，都需要我們經由更深層的思考，以及更細緻的討論，才有希望達成共識。
最後，以上兩大議題（財務自主、政治中立）的討論，或許可以分為兩個階段。首先是規範性的討論。我們必須思考學生會應該做些什麼，又不應該做些什麼，才有助於擺脫北京勢力以及其他各種外部勢力的干預？我們必須善用校園公共領域，盡可能去溝通、協調、凝聚共識，目標是建構出一套更健全的學生自治倫理規範。第二個階段則是法制化的討論。假如規範性討論可以形成共識，我們可以要求學生會立法部門考慮將之法制化，目標是建構出一套更健全的學生自治法規制度。當然，並不是所有的規範性討論都會產生共識，也不是所有的規範性共識都適合被法制化，但溝通與行動的過程本身，不會讓學生自治體系更脆弱，只會讓校園民主制度更強壯，進而幫助我們抵制中國因素的滲透和威脅。
Ⅳ.用民主行動正面迎擊「中國焦慮」
此次陸生參選事件，雖然再度引發台灣社會的「中國焦慮」，但往好處想，或許也為學生自治創造了一個制度變遷的關鍵時刻。我們應該趁機把「太陽花」的能量帶回校園裡，努力活化現有的學生自治體系，同時建構更健全的校園民主制度，為下一波學生運動／公民運動做好準備，也為未來的公共治裡打好根基。
從歷史來看，校園民主往往走在台灣民主的前面。校園不只是社會的縮影，校園治理也有可能成為國家未來治理的借鏡。如果說「民主才是台灣的防線」，那麼校園民主就是台灣民主的前哨站。讓我們一起展開捍衛民主的行動吧！
（本文作者曾任台大學生會長，並曾參與推動《大學法》學生自治條文之增訂，本文基於作者個人實務經驗與觀察，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