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智新／英國倫敦政經學院政府系博士生
現下正發生的香港佔領中環、罷課等抗爭行動，追求的是讓香港人擁有符合國際定義的特首普選權。然而，香港從來沒有直選過總督或特首，這次的抗爭與其說是奪回人民權利，不如說是要求中國政府讓出權力。
但是，要掌權者還權於民、讓出權力，一定要提供足夠誘因，或者要給予「有感威脅」，不然就是直接革命改變體制。如果沒有這些籌碼，要求壟斷槍桿的中國政府，去履行香港對回歸前保證的各種道德訴求，都可能無濟於事。由於掌握政治決策權者能夠遂行各項利己的公共政策，因此人類歷史上各個不同社會階級團體就不斷爭取自己的政治代表權，例如，「無代表，不納稅」(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是18世紀中期北美十三州抗議英國殖民政府的口號，也成為幾年後美國獨立的主要原因。
本文將介紹一些政治學上關於「開放選舉權」的研究成果。從傳統民主國家的經驗可以發現，爭取選舉權即使在這些民主國家的脈絡下都是漫漫長路，更何況是在「中國特色的民主共和國統治」的狀況下呢！
圖片來源：香港獨立媒體網 http://www.huffingtonpost.co.uk/2014/09/28/hong-kong-pro-democracy-protests_n_5896408.html
選舉權的開放過程與原因
在民主國家，選制選擇是一種政治策略，因為選舉制度設計的每個環節都能改變選舉結果。中共為香港設計的「特首提名委員會」機制很明顯地會影響選舉結果、讓哪些人擁有投票權也會影響選舉結果，所以既得利益政黨不太可能改變既有制度，例如開放讓新的選舉人加入這個遊戲，因為這對於存續政治優勢地位帶來不確定性。今日所謂「民主國家」的投票權，一開始都侷限於有足夠財產的成年男性，窮人和女性並沒有投票資格，後來各國以不同幅度漸次開放選舉權，19世紀末許多國家讓成年男性擁有普選權，1893年時還是英國殖民地的紐西蘭女性取得投票權，成為世界第一個給予成年公民普選權的國家，但到了1900年時，獨立國家中，也只有德國具有普遍選舉權(universal suffrage)。不過，除了道德論述（人生而平等，大家都有權決定自己的領導人）外，為什麼既得利益者願意開放選舉權，更是令經濟學家和政治科學家們好奇的問題。
西方的社會科學領域研究普遍選舉權主要關注窮人與婦女的問題，因此大抵上與階級矛盾有關，關於開放普選權最重要的解釋是政治精英藉由開放各階級參政以避免革命風險。Acemoglu and Robinson (2000)指出，政治精英面對來自沒有選舉權的階級團體「足夠充分的威脅」時，也就是在賽局理論上稱為「可信威脅」(credible threat)時（例如，「你不給我投票權我就推翻你這個政府，我做得到」，而政府也認知這個威脅是切實的），他們會選擇提供選舉權，並在經濟政策上給予原先沒有選舉權的其他階級一些讓步，以避免衝突演變為革命。1831年時，英國首相葛雷伯爵(Earl Grey，伯爵茶的發明人)就明白表示，他推動擴張選舉權是為了避免革命，這個改革是為了維繫而非推翻舊秩序。
其他一些學者有提出別的解釋。Lizzeri and Persico (2004) 研究十九世紀末英國開放選舉權的經驗提出，當年英國因為都市化的關係，政治環境改變，政治精英希望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財，而不希望政治侷限于傳統扈從主義(clientalism) 以及追求少數人的特別利益，因此政治精英自主推動擴大選舉權，藉此破壞既有的政治文化體制。也有理論提出，二十世紀初時，由於世界大戰爆發，男性要赴前線作戰，後方的女性要代替男性工作，政府為了要讓全國男女接願意為國奉獻，所以開放讓人民有選舉權，增加對國家事務的參與感(Przeworski, 2009)。Przeworski(2009)使用跨國統計資料分析所得出的結論認為，窮人階級團體爭取選舉權部分，確實讓政府擔心發生爆發革命，因而下放選舉權，這些團體後來也融入政黨政治競爭；至於婦女參政的部分，則大部分是各國國內選舉利益考量，政黨立場受婦女青睞者推動讓婦女擁有投票權以獲得選舉優勢。
受限制的普選
不過即使到了今日，有些號稱民主的國家還是不願意讓人民自由參與民主政治競爭。其採用的方式，可能是不讓人民有權力選舉高層政治領導人，或是用迂迴的手法箝制人民的選擇自由，例如現在香港的「提名委員會」制度。這些作為無不在彰顯「人人平等，但有些人更平等」這個現實，馬英九總統當年擔任研考會主委時反對總統直選，想必也有類似考量。 政治學中有一個術語叫做「守門」(gatekeeping)，就是透過「議程設定程序」(agenda-setting)影響選舉結果的方式。簡單來說，在最簡單的兩輪的決策中，守門的方式就是在第一輪的時候，先有一個決策團隊（也就是守門人，gate-keeper）決定哪些議案或候選人可以進入第二輪，第二輪的時候所有人再一起選舉，選出最終的結果。這種設計下，守門人因為可以在第一輪時，可以透過猜想第二輪選舉結果來決定放行哪些議案，因此有影響最終結果的決策優勢。Crombez, Groseclose & Krehbiel (2006)覺得很奇怪，為什麼會有國家的立法單位會想要設置守門委員會限縮自己的權力，因此考察一些國家的制度發現在美日歐洲諸國的立法體系中，找不到真正守門制度的例子。但是，現在我們可以看到中共為香港設計的所謂普選，恰好就是個例証，當然這也不是香港人民所喜歡、自願設計的制度。
圖片來源：香港獨立媒體網 http://www.huffingtonpost.co.uk/2014/09/28/hong-kong-pro-democracy-protests_n_5896408.html
現在用一個簡單的思考遊戲討論守門人制度對香港選舉的影響。想像我們是在-100到+100的數線上做選擇，正向分數代表接近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之立場與利益，負向則接近香港人的偏好的自由市場概念。中共屬意的提名委員會可能送出兩個候選人讓香港人「普選」，假設他們的立場分別是+50和+80，而同時我們假設在香港俱決定影響力的關鍵選民（學術名稱是中位選民或中間選民，median voter，但和我們常聽到名嘴說的中間選民，指稱政黨傾向不明顯的意思不一樣）偏好的立場是-30，那麼香港人民在普選的時候就只好選擇支持+50這位候選人了，因為-30離+50比較近。反觀如果在自由公平的選舉競爭下，應該會出現立場接近-30的候選人投入選戰，並由他勝出，滿足香港人民的需要。
圖片說明：在普選的狀況下，三位候選人會出來選（見上圖）。假設香港的中位選民（最主流的意識型態、偏好）位置是靠近 -30，則候選人1會當選。
中共目前設計給香港的「普選」（見下圖），是先由一個選舉委員會來決定候選人。因此，雖然是一人一票的普選，但是候選人已經先被決定好了。所以，香港人只能「含淚投票」給那個相對來說距離香港利益近一點的候選人2，或根本不投票。
簡而言之，這個守門人制度目的就在於確定香港特首立場接近共產黨意而非民意。中國政府的想法可能是香港如果選出滿足自己意思的領導人，會動搖其一黨專制在全中國的領導地位，所以想要嚴格掌控。但是中國共產黨掌握這麼多資源，而且號稱有良好黨內民主傳統、黨可以準確反映民意，那麼中共大可開放競爭，反正，在中共號稱的社會主義專政下，如同其崇拜者們宣稱的這麼有效率、能夠建設國泰民安的社會、擁有超越一切其他民主政黨政治的優越性，人民還是會投票支持它的。
總歸一句，如果中國共產黨真的這麼好，為什麼要怕競爭？為什麼不讓人民普選呢？話雖然這麼說，人民要與政府爭利，如果沒有充分的談判籌碼，將充滿荊棘，前景難以樂觀。現在的這麼多抗爭行為，目的正是在爭取談判籌碼、施加壓力給統治當局、讓中共「不回應香港人需求」的成本增加。這場運動會不會成功？就看人們施加給統治者的壓力以及威脅的「可信度」了。
參考文獻：
Acemoglu, D., & J. Robinson (2000). Why Did the West Extend the Franchise? Democracy, Inequality, and Growth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5(4), 1167–1199.
Crombez, C., T. Groseclose & K. Krehbiel (2006). Gatekeeping. Journal of Politics, 68(2).
Lizzeri, A., & N. Persico (2004). Why Did the Elites Extend the Suffrage? Democracy and the Scope of Government, with an Application to Britain’s “Age of Reform.”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9(2), 707–765.
Przeworski, A. (2009). Conquered or Granted? A History of Suffrage Extension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9(02), 291-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