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智新／英國倫敦政經學院政府系博士生
本文為太陽花週年系列第三篇
理性中立客觀的台灣人琅琅上口的一句話是：「我對政治沒興趣，兩大黨政治人物都好爛歐」。但是不論採用何種概念定義民主，民主社會最重要的一個活動就是人民參與參與政治過程，特別是投票，並利用選舉選出較好的官員，同時節制政治人物的行為。
因此這裏隱含了一個假設，就是人民必須觀察政治人物的行為，並基於他們的行為決定要不要讓他們連任，或是要不要支持他們的同黨候選人。換言之，如果所有人都對於政治人物的行為漠不關心，那麼民主政治的課責能力（也就是透過民主機制要求政治人物對自己的行為負政治責任的能力），就有了嚴重缺陷。
悲觀期待陷阱
在新興民主國家，可能是由於期待人民當家作主後，很多社會問題就能一次解決，例如期待經濟迅速成長、追上已開發國家，加上威權遺毒未去，民眾常過度期待能透過選舉挑出聖君，一旦事與願違，則對於民主制度的信心迅速幻滅，於是就認為兩黨一樣爛。反正怎麼看兩邊都一樣差，民主也沒能帶來經濟成長，於是懶得關心政治，也就認為民主政治有問題，不時緬懷威權時光。換言之，在民主政治完善與鞏固之前，政治人物的表現往往被過分地與民主制度的價值掛夠 ，一旦這些人的表現不好，便被解讀為民主失靈，民眾便對民主迅速失去耐心。
相對而言，成熟的民主國家在選出不好的政治人物後，民眾願意相信下次能選出更好的，也相信民主制度代表有其他機制可以控制著政治人物的行為，所以不會輕易放棄民主價值，不會有很多人因為看到有時候獨裁政權的經濟表現不錯，就心嚮往之，認為「有為者亦若是」。
在民主發展的前期，政治人物的表現對於政治體制造成相當巨大且不對等的衝擊，但是這個階段由於政治人物還沒經過長期檢驗，各種官商勾結的機會也最多，因此剛好也是政治投機客最容易進入民主政治場域，汲取個人政治利益的時候（也就是所謂尋租, rent seeking）。所以很容易就發生一連串讓選民失望的表現，台灣選民常常就批評的政治人物都很爛的情況，約莫就肇因於此。如果大家都因為覺得政治人物都一樣爛，沒什麼好期待的，因而不關心政治事務，就會陷入自我實現的「悲觀期待陷阱」，而健全的公民社會之存在是避免陷入此一泥淖的解方之一，幸運的是，目前看來台灣在這方面的表現相當成功。
Svolik (2013)提出的所謂「悲觀期待陷阱」(Trap of Pessimistic Expectations)就是說，當國家剛民主化後，人民對於民主的過度期待，卻忘記民主不是萬能的，人民一開始投入了精神關心政治，看了接連幾次政策失敗或是政治人物讓人失望的表現後，就會灰心喪志，對於民主的期待迅速幻滅，人們卻忘記政策失敗當然常常是政治人物的能力問題，但也有時候是運氣問題，選民需要持續投入精力才能判斷問題的肇因為何，一旦人民對民主喪失期待而不再關心、認為政治人物都一樣爛後，則政治人物也沒有必要努力說服選民自己是優秀的了，因為選民不關心也不在乎，於是即使原本有意願好好表現的政治人物，也傾向於汲取個人利益，人民對於政治人物的悲觀期待於是自我實現，所有政治人物真的都一樣爛了。
從民主化開始後，國家尚須經歷民主鞏固階段才能成為健全完整的民主國家，在民主鞏固階段，公平且具競爭性的選舉定期必須定期持續舉行，政治權力必須要能夠在政黨間和平轉移，同時人民必須信賴民主體制，建構多元公民社會，避免威權復辟、民主倒退。然而在此一階段，政治人物的表現往往被過度放大解讀，也被拿來和威權時期政府的表現加以比較，例如在台灣，如果連續幾個領導人差強人意，台灣人就會開始懷念蔣經國當年有魄力的十大建設帶給台灣多麽偉大的經濟成長，卻又忘記他執政時候對於人權的侵犯和威脅，更忘記威權體制下，可能有蔣經國，也可能有蔣介石或是希特勒。選民的認知功能容易因為一段時間的不順利，而喪失對於選舉產生的政治人物的期待，也沒有辦法保持理性地確信，長期下來，民主制度的表現將會比獨裁體制好，反而會傾向美化獨裁。特別是往日有一些獨裁者表現得還不錯時，更容易讓人民喪失對民主的信心，於是，對於民主鞏固而言，或許蔣經國的存在是比蔣介石更大的障礙，而俄羅斯帝國與蘇聯的昔日榮光，也讓該國民眾更願意接受普丁大帝的非民主的統治。
來源：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859213/print
公民社會的價值
健全的公民社會是逃脫悲觀期待陷阱、維繫人民對於民主的信心的一條重要路徑。目前台灣社會在這方面的發展，使得人民不會因為多年來的政治困局而喪失對民主的期待，對於鞏固民主有重要貢獻。
首先是台灣的公民運動刺激許多人願意關心社會議題，當本來不關心的人看到別人積極關心社會，也就願意投入關心，滾雪球式的讓民眾加入公共事務討論的領域之中，於是投入太陽花運動等各種社會運動變成是很潮、很熱血的活動，加入這些活動成為取得群體認同的方式。人們願意表現自己對議題的關心給別人看，這樣行為使參與者得到的效用，不只是對議題本身的了解，更包括心理上的成就感(McClendon, 2013)，進而提升了關心政治議題的意願，更多人關心政治人物的表現，更多人願意投身制裁表現不佳的政治人物（不管是在網路或媒體上發聲批評，或者是參加割闌尾連署或投票），對於政治人物的課則能力便能有效提升。
來源：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4/4b/PTT-boards.jpg
目前已出現許多台灣的公民團體們協助分析、解碼、解讀原本難以掌握的政府資料，整理出易懂的圖表資訊供人民參考（例如：零時政府），同時即時投入人力關心政治過程，例如隨時掌握立法院的議事過程（例如沃草的國會無雙網站），這些活動皆降低監督政治人物的成本，使得人們願意延後放棄投入心力關心政治，而充分、確實的資訊能讓選民更精準地評價政治人物行為，於是民主選舉更能夠箝制政治人物行為，提升政府的效能。（不過還是要再次提到，任何公開資訊的方式和過程，都會使行為者們有不同誘因進行不同對應，因而造成不同的行為，所以跟民主本身一樣，公開透明也不是萬靈丹，由公民團體整理資訊給其他民眾，要求政府提供充分資訊給人民，和要求政治人物將所有行為攤在陽光下或是要人們幫政治人物做決定是不同的，不應該混為一談。相關討論請見《「公開透明」一定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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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http://lh6.ggpht.com/-mTKA5HbduHY/UmDqnezs2FI/AAAAAAAAAws/eBaZ94d5jQo/s1600-h/g1%25255B3%25255D.png
台灣現在也有許多獨立的新聞來源與獨立新聞媒體和既有新聞媒體在資訊市場上競爭，在各種資訊管道上，知情人士可以迅速打臉錯誤資訊，即使是主流的營利媒體，因為也需要塑造名聲才能獲利，所以媒體競爭也能確保民眾容易從主流媒體取得完整資訊。 太陽花運動時，公民媒體及自發性的網路直播服務及國際新聞投書等都讓民眾能夠掌握比較全面的活動消息。即使很多人憂心台灣媒體被財團或中資掌控，但這種情況下要打壓或封鎖言論是不可能的。另一個例子是，今年二月英國的HSBC銀行協助客戶逃稅的新聞沸沸揚揚， 但英國大報The Daily Telegraph卻似乎對於這件新聞報導非常有限，後來就有該報社的前高層員工出來爆料指出，由於該報社的經營者從HSBC貸得2.5億英鎊，於是公司希望低調處理這則新聞，不要讓恩人不開心（在台灣也有某報業集團老闆叮嚀記者不要報導讓廣告主不開心的新聞）。而由於市場競爭，The Daily Telegraph的重要對頭The Guardian積極挖掘這則新聞，配合其他資訊管道的力量，我們可以發現重要新聞是不可能被一家大媒體就輕鬆壓下去的（有鑑於網路訊息龐雜，這裡與這裡有相當完整的媒體清單可供參考）。
公民團體活動展現人民對於民主的信心，使人民不至於過分悲觀 ，而是發現既然有人花心力、投入人生參與政治事務，自己也就更願意瞭解一些相關資訊。由於去年台灣展現公民社會的實力，在去年十一月台灣的九合一選舉中，我們對於民主的表現更為樂觀，雖然候選人們依然不是完美的（在未來的選舉中也不可能是完美的，因為選舉不是在選聖人），但我們可以詼諧地說這場選舉是智力測驗（如果完全不用動腦就不是智力測驗了），而不因為認為兩個候選人都一樣爛，就放棄觀察政治人物的言行、然後盲目投票，如果哪一天台灣真的民主鞏固成功，安全遠離了悲觀期待陷阱，公民社會的力量自然功不可沒。
參考文獻：
- McClendon, Gwyneth H. 2013. “Social Esteem and Participation in Contentious Politics: A Field Experiment at an LGBT Pride Rally.”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8(2): 279–90.
- Svolik, Milan W. 2013. “Learning to Love Democracy: Electoral Accountability and the Success of Democracy.”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7(3): 685–702.
三年後閱讀這篇文章，感慨之處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