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軍、大和魂：蔣介石的戰爭、國家形成與在臺國（民黨）軍的重建

◎ 蘇慶軒／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日本資深記者野島剛的新作《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在台灣翻譯出版，揭露1949-1968年之間蔣介石與二戰日本帝國軍人之間的合作關係。野島剛的新作並非華文世界裡第一部關於白團的作品，已有諸如翻譯中村祐悅的作品（1996），也有台灣記者林照真的採訪成果（1996）、楊鴻儒的研究介紹（1996）與楊碧川的調查與整理（2000）等。日本帝國軍人「介入」國共內戰，並非僅在台灣而已，有些日本帝國軍人甚至在白團成立之前，就已在部分中國戰場上「指導」作戰（2009）。本文並不打算一一介紹這些作品，而是試圖在這些研究的成果上，以國家形成（state formation）角度理解蔣介石與白團的關係。

 

來源: http://www.taaze.tw/sing.html?pid=11100730830

 

戰爭與國家形成

現代國家對政治學者而言是一個重要的研究對象，在現代國家這個框架與基礎上，才能建立諸如政體類型（regime types，如民主與獨裁）、政府體制（如內閣制與總統制）或者政黨等概念。不只是政治學者關注現代國家，對於統治者而言，現代化亦隱含著一個思路：當一個國家不夠「現代」時，則任何建立在現代國家之上的制度就會不夠穩固，進而影響政體、政府體制與政黨的運作。

政治學者Tilly（1992）認為現代國家的關鍵，即是國家對人民進行直接統治（direct rule）的能力，而非過往的間接統治（indirect rule）形式──亦即在國家與人民之間需要一個統治階層，如地方領主或貴族，他們一方面協助國家統治人民，另一方面從中獲取自身利益。換言之，實行間接統治的國家，會因為此一中介統治階級的存在，而無法深化統治能力，從人民身上搾取（extract）更多資源。

 

西伐利亞條約的確認儀式，象徵民族國家的開始。來源: wikipedia

 

刺激國家發展出直接統治能力的原因，即是戰爭。Tilly（1992）以戰爭解釋歐洲現代國家的形成：近代歐洲國家的統治者為了救亡圖存，必須對外征戰抵禦外侮，同時也要對內鎮壓反抗統治的敵對勢力，由於長年的戰爭迫使統治者必須不斷投入人力與資本，因此統治者必須大幅改革統治方式，一方面用來汲取資源以支持戰爭之所需，另一方面是用來壓制反抗汲取資源的內部勢力。其結果是國家的統治能力大幅提升，排除了過去國家必須倚賴鄉紳或貴族間接統治人民的侷限，取而代之的是建立制度直接統治人民，使國家得以打造國族（making nations）、建立軍隊（building army）與提高歲收（raising money）（Tilly, 1992）。一言之，戰爭、備戰與建國是相互影響，使現代國家誕生於歐洲（黃金麟，2009：3-7）。

 

蔣介石的戰爭與國家形成

戰爭雖然可以刺激國家建立現代而強大的統治能力，但戰爭卻也是兩面刃，能夠扮演摧毀國家的角色。如何在戰爭與地緣政治競爭的壓力下使國家現代化，一直是統治者所要思考與面對的挑戰。然而，後進國家卻有「後進優勢」（advantages of the latecomer），亦即不用透過「試錯」（trial and error）的方式找出適合的現代化道路，而是可以師法先進國家的經驗，降低試錯所要付出的成本。即使是現代國家的誕生之處歐洲，它們經驗亦顯示，較晚興起的國家雖然要同時面對外部的戰爭與地緣政治競爭壓力，以及內部諸如工業化、都市化與市場經濟發展等變遷，但這些統治者可以對先行國家的發展經驗進行學習，從中找出更多的工具與手段來汲取資源，包括諸如設立現代大學以訓練與提供科技、稅務與行政人才、建立汲取資源更有效率的官僚體制，以及更為專業與現代化的軍隊等，以求在短期內適應與利用社會經濟變遷，在地緣政治競爭下求生存（Ertman, 1997）。

逃來台灣的蔣介石，歷經國共內戰的慘敗後，也有一個建立現代化中國的「中國夢」，但這個現代中國是建築在廣闊的中國領土上，築夢的前提是發動一場反攻復國的聖戰，從中國共產黨手中重奪中國的統治權。顯然，從失敗的經驗中痛定思痛，才能使失敗成為重新建國的資產（黃金麟，2009：121）。

 

1954年的蔣介石與蔣經國。來源: wikipedia

 

蔣介石（1953）在國民黨來台後舉行的第七次全代會上，歸納失敗的原因，包括思想¹、國際外交的失敗、政治上的失敗、經濟上的失敗、教育上的失敗與軍事上的失敗等，來台後必須針對這些敗因進行改進。然而，國際因素顯然困擾著蔣介石，因為國民黨最重要的盟邦美國並不喜歡以他為首的政權，韓戰期間美國總在外交、美援與軍事上處處限制蔣介石反攻復國的企圖（張淑雅，2011）。不為美國所喜的處境，使蔣介石呼籲黨員要體認「革命建國艱險的前途與自力更生的決心」（1953：50）。

於是，與日本帝國軍人交手的經驗，以及這些帝國軍人在國共內戰中的表現，吸引了蔣介石的注意，日本帝國軍人就此走進「自由中國」現代化的舞台。蔣介石引進「白團」協助國民黨政府重建軍隊，並將後勤體制現代化。只不過諸如仲介日本軍人來台的岡村寧次（前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白團團長富田直亮（前日本帝國陸軍少將）等以降的日本帝國軍人，在二戰結束後皆因其侵華行為而受到審判或譴責，而具有戰犯的身分（林照真，1996；野島剛，2015）。但由於蔣介石的堅持，中國軍在日本帝國軍人兼戰犯的諄諄教誨下，逐步吸納了大和魂的精神，在台灣重建。

 

日本帝國軍人的協助與在臺國（民黨）軍的重建

聘請二戰期間兵刃相向的敵人做教官，難免會受到中國軍官的抗拒。因此，1950年蔣介石先在革命實踐研究院發表演說，指出國民黨軍在內戰中因為訓練不足使三軍無法相互配合，為了改進缺失，他試圖說服軍官接受日軍教育，並反覆強調需要東方哲學與西方科學相結合（野島剛，2015：411-418）。雖然美軍顧問團並不喜歡白團的存在與蔣介石偏愛白團的立場，但也默許這些日本帝國軍人的活動。直到1963年國民黨軍已完全按照美式編制，影響了白團教育方式，但蔣仍希望即使編制與裝備為美式，部隊也必須具有日式精神（中村祐悅，1996：122）。

蔣介石之所以偏愛日本帝國軍隊的訓練方式，並不僅是因為反攻復國的政策不受美國所喜²，而必須另闢途徑、自立自強，也包括蔣介石本人留日經驗的影響（野島剛，2015：32-93）。然而，其他的原因也包括蔣介石個人對西方教育與訓練的偏見，以及國民黨軍在台處境困窘的現實問題。

 

二戰時德製裝備的國民革命軍。來源: wikipedia

 

蔣認為以前雖曾聘請諸如德國、英國、美國與俄國等教官，但他們皆重視技術而忽視精神訓練，使下屬與部隊在脫離長官的監督後，就「陽奉陰違」、不負責任，使命令無法貫徹而成為烏合之眾（野島剛，2015：413-414）。蔣介石主觀認為西方教官不重視精神訓練，導因於西方官兵普遍具有科學常識，且自小受到的教育養成「自由自動的意志」，而有負責任的精神，但這些條件是中國官兵所沒有的，因此聘請日本教官的用意，在於「惟有以東方人知道東方人的性能，東方人知道東方人的道理，這樣訓練，才能真正復興東方固有的道德精神，建立東方的王道文化，完成我們的革命事業，洗雪過去的重大恥辱」（林照真，1996：100-105；野島剛，2015：414-415）³。

 

二戰前中國陸軍向德國學習軍事現代化。來源：國防部政治作戰局。

 

除了精神訓練的需要外，蔣介石也受制於物資上的不足，而無法採用美式作戰。美式訓練是要求看到敵影就開槍，現代化的後勤體系足以支持部隊無限開火的作戰能力，但二戰中的日本因為物質短缺，故講求彈無虛發，以求每一份資源都能效用極大化，甚至在資源不足的情況下，只能採用犧牲肉身的方式捨命攻擊。劉進慶（2012）已然指出，國民黨政府在1956年以前的財政支出，有八成是用於國防上，他推論此後的中央歲出也以國防支出為主。然而即使支出如此之多，也無法負擔國民黨軍在作戰時能夠無限開火，何況當時的國民黨軍並未建立現代化的後勤體制。蔣介石逃來台灣的處境，使他無法採用美式的「強者兵法」，而偏愛日式的「弱者兵法」（戴國煇，1996）。

蔣介石為了讓國民黨軍習得「弱者兵法」，進行不少由日本帝國軍人主持或參與的訓練，本文根據中村祐悅（1996）的著作，將1968年白團成員全部撤離台灣之前所主持或參與的訓練項目，整理成下表：

 

項目名稱	訓練對象	訓練內容	參訓人數
圓山軍官團普通班	少校上尉中尉少尉	步兵操典、師戰術為中心	40614
圓山軍官團高級班	上校少將以上	後勤科目與軍戰術	801(含旁聽)
人事訓練班	辦理人事的軍官	大日本帝國軍的人事制度	約1000
聯勤後勤教育	聯合勤務總司令部高級軍官	軍後勤與師後勤	約200
聯合作戰研究班	軍團司令、軍長、師長、國防部高級幕僚	大日本帝國陸軍大學教育	626（未含最後一期訓練班人數）
科學軍官儲備訓練班	少數中校、其他為30歲左右的少校上尉	大日本帝國陸軍大學教育	171
戰史研究班	少將，尚未擔任實際職務	戰史教育	71
高級兵學班	時任國防要職的中將以上	戰史教育、國家總動員	約120
戰術教育研究班	中校與少校為主	中國教官主講，日本教官監督，提高軍官的戰術教育能力	約120
教官特訓班	參謀大學教官	訓練參謀大學的中國教官	參謀大學全組教官
湖口模範師教育	第三十二師（94、95、96團）	施行日式訓練，成為「中山師」	第三十二師
國防部動員幹部訓練班		軍人動員、軍隊動員	9330

*此表不含建立國家戰時動員體制與演習操練的項目。

 

反思中國軍與大和魂

後進國家向先進國家學習現代化，是無可厚非的事情，蔣介石本人就是留學日本士官學校，其子蔣緯國也曾進入德國納粹陸軍進行實習。然而，對於曾在二戰期間慘烈對日作戰的中華民國而言，白團顯然是一段尷尬的歷史，甚至日本人野島剛也猶豫是否要揭露白團這段歷史，因為這必須考量到當事人的處境，甚至涉及該怎麼詮釋這段歷史（史觀）的問題。有些作品認為，這些日本軍人試圖回報蔣介石戰後對日以德報怨的政策，以及自身堅持反共的意識形態，願意協助國民黨軍進行國共內戰，甚至來台貢獻所長。相較此一具有抱負卻讓個體差異性模糊甚至消失的論述，野島剛與台灣的文史工作者採用另一種觀點，從部分已揭露的日記與通信中，找出來台日本軍人的個人動機，其實不免與個人利益、戰後經濟窘迫，甚至因戰後日本社會對軍人的歧視而試圖另尋舞台有關。但無論如何，蔣介石在台灣轉向發展型國家之前，是投入大量資源打造一個反共的戰時體制，甚至不惜與二戰期間蹂躪自己人民的敵人合作。

 

紀念抗戰勝利暨臺灣光復七十週年：「這場長達八年的艱苦抗戰，不僅是我中華民族生命存續的關鍵，更是世界史上自由對抗專制的轉捩點」、「所有參戰官兵，都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的決心，尤其看到日軍摧殘自己家園、橫行國土，每個人心中都燃起強烈的殺敵意識，並願意以生命換取國家的安全」。來源：行政院政策影音站。

 

然而，今年（2015）是對日抗戰勝利七十周年，現在的國民黨政府舉辦不少活動予以紀念，凸顯對日抗戰有著反抗列強壓迫的道德基礎，是為中華民國歷史上最為光榮的一頁。此外，世界各國在面對二戰歷史時，無可避免地要針對戰爭罪行與人權迫害進行檢視與譴責，中華民國也不例外。然而，在時值紀念對日抗戰勝利七十周年的此刻，是否也該思考，是在怎樣的道德基礎上，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可以前嫌盡釋，在戰後與侵華的日本帝國軍人戰犯合作？如果僅是因為政治現實考量，毋須任何道德基礎即可合作，那麼現在的國民黨政府又應該怎麼面對這段歷史，以及過往譴責日本戰爭罪行的聲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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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 Ertman, Thomas. 1997. Birth of the Leviathan: Building States and Regimes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illy, Charles. 1992.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2. Cambridge, MA: Blackwell.
• 中村祐悅，1996，楊鴻儒譯，《白團：協助訓練國軍的前日軍將領校官（協訓國軍的日本軍事顧事團）》，台北：凱侖。
• 林照真，1996，《覆面部隊：日本白團在臺祕史》，臺北市：時報文化。
• 野島剛，2015，蘆荻譯，《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台北：聯經。
• 黃金麟，2009，《戰爭、身體、現代性：近代臺灣的軍事治理與身體（1895-2005）》，臺北市：聯經。
• 張淑雅，2011，《韓戰救臺灣？：解讀美國對臺政策》，新北市：衛城。
• 蔣中正，1953，《總裁對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報告》，中央文物供應社印。
• 劉進慶，2012，王宏仁等譯，林書楊校訂，《臺灣戰後經濟分析：修訂版》，臺北：人間。
• 戴國煇，1996，〈序一：台灣現代史上一個重要的問題〉，林照真，《覆面部隊：日本白團在臺祕史》，臺北市：時報文化，頁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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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連結

• 經濟學人評論俄國普丁政權對德蘇戰爭記憶的扭曲與利用：Russia’s Victory Day Celebration :Great Patriotic War, Again
• 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對於記憶政治的創造與動員，可參見Yeh, Hsin-Yi, 2015. “Maintaining and Strengthening a Shaky Regime with Mnemonic Work: Inventing a Chinese National Day from 1949 through 1987 in Taiwan,” Symbolic Interaction 38(1): 2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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