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比式、互比式、全民調：「民調初選」限制多，為何藍綠仍情有獨鍾？

◎吳安蕙／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

※本文首先刊於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

隨著國民黨與民進黨主要總統參選人陸續浮上檯面，也紛紛發表其對初選規則的想法，兩黨要如何提名候選人的討論也越趨白熱化。

在兩黨提名辦法相關的規章中，關於總統候選人的提名機制早有明文規定。國民黨主要採用「七三制」，也就是70%電話民調、30%黨員投票的方式來決定（編按：這次的總統大選，國民黨已初步決定將在七月進行，且以全民調的方式產生候選人）。民進黨則在2011年後，採用「全民調」的方式，百分之百交由電話民調進行初選。由民調機構隨機打電話到家戶進行選民意向調查，來決定政黨的提名，這樣的初選機制其實是世界上難得一見的方式。

在研究政黨初選制度的經典《Candidate Selec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中，作者Gallagher和Marsh研究了九個民主國家後，發現政黨初選大多是掌握在政黨區域幹部或黨中央手上，對於一般非黨員的民眾而言，就算是該政黨支持者也不太有辦法參與候選人初選。即使是美國總統提名方式之一的開放式初選，也需要由民眾主動前往投票。像台灣這樣、即使是黨的高層幹部也要守在電話前，等待會不會被抽中的電話民調初選，是將政黨重要決策直接外包給不特定選民、相當分權式的有趣現象。本文將聊聊這個獨特的初選機制為何產生，民調初選的缺點以及為何藍綠都愛民調初選。

圖為民進黨初選政見發表會。賴清德與蔡英文會前合影（中間為民進黨主席卓榮泰）。來源：中央社。

民調初選的誕生與進行

簡單觀察台灣自解嚴以來，國民兩黨的初選制度經歷過黨員投票、黨中央決定、公民投票（仿效美國開放式初選）、幹部評鑑後，越走越開放與外包給民眾到了民意調查成為初選主要機制。在民調問卷的設計上，在總統、立委的單一選區選舉中，民調是「對比式」與「互比式」（個人支持度）兩種類混用：對比式民調是指競爭政黨所提名者進行比對；互比式民調則是列出黨內參加初選的候選人，讓選民選擇支持的人選或支持與否。

具體來說，「對比式」就是最近諸多媒體會採用的「兩黨對戰組合」，例如朱立倫 vs. 蔡英文、韓國瑜 vs. 賴清德。「互比式」則是同政黨內投入初選者一起進行民調，如在民進黨現況，即是民眾從蔡英文、賴清德中選出其支持的一位。順帶一提，去年剛結束的九合一選舉中，國民黨的初選因為提名名額較上一屆2014年太陽花學運發生時多，所以初選時在大部分選區中現任者保證提名；若有非現任者欲爭取提名，則是進行互比式民調決定。民進黨則是在直轄市議員初選，不論是否為現任者 、一起進行互比式民調；而非直轄市的其他縣市初選雖沒有明文規定，卻也多採用民調初選。在民進黨進行宜蘭縣三星鄉議員提名時，甚至發生了侵入民宅接聽民調電話之情事。

民意調查作為初選方式，也非鐵板一塊，回顧民調初選中出現過的變革，都因應了當下社會以及該政黨的現況而有所調整：從2007年民進黨聲勢低迷、遭遇「十一寇」爭議時於總統初選推出的「排藍民調」、2015年國民黨總統初選為「拋磚引玉」、防止洪秀柱被提名的「防磚條款」（單一候選人支持度超過三成方可獲得提名），一直到了2017年因應青年參政的社會氛圍國民兩黨都新增的「青年／新人民調加權」（民進黨本考慮直接徵招青年、引發爭議改為民調加權後於該年9月提出、國民黨則於10月宣布），顯示了民調作為初選工具的變遷與適應。

 

這五位是參與國民黨初選的候選人。左上起：郭台銘，韓國瑜，朱立倫，張亞中，周錫瑋。來源：中央社

民調初選限制多，為何藍綠仍「情有獨鍾」？

台灣不少優秀的學者們針對「民調初選到底可否提名出最強候選人」的議題有很多相關研究（王業立、楊瑞芬，2001、吳重禮，2002、王宏恩，2018），結果卻顯示差強人意。原因在於，民意調查自身有許多侷限，例如真實性的疑慮（選民是否誠實作答）、數據太過接近在誤差範圍內、家戶電話使用率下降、機構效應（泛綠支持者聽到中x直接掛電話）等等。除此之外，作為提名機制的政治運作上更可能遇到選民謊報年紀、故意回答對方較弱的參選人以利自己支持的陣營、以及沈默螺旋的跟風效應（王宏恩，2018）等等弊端。

所以學者專家們想方設法找出讓民調初選更精準的方式，包含對難以接到家戶電話的族群加權、納入手機或網路民調等等，但目前還沒有非常重大的突破。然而，對於實際運用民調初選的政黨來說，難道他們不曉得這些缺失嗎？為什麼他們還是對民意調查情有獨鍾？

事實上，民調初選這個獨步全球的提名方式，是由民進黨率先在1997年的縣市長選舉中採取兩階段初選：第一階段黨員投票若無結果則採第二階段民意調查，而後民調的比例逐年增加到現在的「全民調」。國民黨也仿效了民進黨的初選方式，拉高民調在初選中所佔比例（民調七成、黨員投票三成），甚至在溝通協調後也可以採用全民調。為何藍綠都愛民調初選？主要來自幾項因素：

1. 避免違反《選罷法》，公正公開大家服氣

過去國民兩黨都有所謂「人頭黨員」「口袋黨員」的弊病，採用黨員投票的方式恐怕難以提名出真正貼近民意的候選人。而隨著《選罷法》第101條將黨內初選賄選納入規範，「人頭黨員」現象可能為政黨招致相當的麻煩與負面評價，也因此藍綠紛紛放棄了黨員投票的初選機制。民調初選讓政黨站到一個類似選務機關的公正位子上（如民進黨黨中央有自己的民調中心），又較為科學，比起黨員投票或幹部評鑑等黑箱作業的空間較小，是讓黨內競爭者都可以信服的機制。

2. 有效又有效率地找出有可能當選的參選人

只要能夠有效找出會當選的參選人，那就是初選的好方法。民意調查可以找出具知名度的參選人毋庸置疑（至少選民可以答得出他／她的名字），樂觀一點推斷選民都是相當誠實的話，也可以發現哪位參選人是最受支持的。而比起其他初選方式，民意調查作為一個科學化的方法，在這個層面上對於政黨挑出會勝選的候選人是相當有效的，尤其是在單一選區的選舉中，通常藍綠一對一的戰況可以選擇出自己最強的人選。至於支持對手的選民刻意回答自己較弱的參選人，兩黨認為反正雙方初選時都有可能出現這種狀況，那這種弊端也就算是藍綠相互抵銷了。

3. 貼近民意、走向大眾化政黨

民調初選這種權力分散到不特定選民的方式，把公職選舉的候選人直接交由選民決定，不但減去了黨內鬥爭的負面影響，也可以「測水溫」來找出民眾支持的候選人。民主社會下傾聽民意、爭取選民認同無疑是勝選的最重要關鍵，透過民調初選，政黨可以得到民主美名、又能避開黨內派系紛擾和人頭黨員等賄選疑慮，何樂不為。

圖片來源：美國之音

4. 擺平黨內派系紛爭

民進黨黨內的派系文化較為鮮明，民調作為初選的方式是各派系都可以接受的結果，在民調初選的大框架下來運籌帷幄派系利益（例如找所屬派系的政治明星站台、指派選區等）已是常態。而在國民黨的文化中，民調初選則可以讓中央擺脫地方派系對於提名權的絕對控制，藉由直接訴諸於民意來決定該提名哪位參選人。

至於民調到底準不準？能不能挑出「最可能」當選的候選人？這點當然重要，但其實並不是政黨最在乎的事。在民調初選的討論中，我們不妨忘記民調統計科學的種種精準要求，而是把民調初選想成是美國「開放式初選」的電話投票版，只要黨內都臣服這個遊戲規則、挑出候選人之後，大選階段還可以利用掃街拜票、配票等後續競選手段衝刺，讓黨提名的候選人順利當選。

最近有國民黨參選人拋出「兩階段初選」的想法，提議在黨內進行互比式初選後、待其他主要競爭對手確定候選人再進行第二階段的對比式民調。過去黨內在初選階段廝殺激烈，導致嚴重影響到後續大選階段競選的團結與動員，這是藍綠所不樂見的。因此不論什麼初選機制，找出大家都可接受的遊戲規則，成了初選制度中最重要卻隱而不宣的目的。

從上面的四個討論可以發現，民調初選可以符合Norris與Lovenduski（1995）評估政黨提名的四大指標：民調被認為是公平、效率、民主又有效。除了這些普世的優點，再考量到台灣兩黨過去採行黨員投票卻有人頭黨員灌水涉及賄選、及幹部投票遭黨內派系把持所產生的諸多弊病，也無怪乎國內藍綠兩個文化差異這麼大的政黨都選擇採用民調這個世界首見的方法來進行初選。

而在2020年的總統大選中藍綠將如何進行各自的民調初選呢？在第一段提到的Gallagher和Marsh研究提名制度的經典《Candidate Selec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次標題就是「政治的秘密花園」（The Secret Garden of Politics）。對於政治有興趣的研究者來說，政黨如何挑選候選人的確是一個非常神秘又令人想一探究竟的過程。

隨著兩黨逐漸公布其初選的日程和辦法，大家也可以好好欣賞在這秘密花園內，會在2020年的總統大選開出怎麼樣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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