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賓漢悖論：「魯蛇族群」只能追求「未來的美好小確幸」嗎？

◎ 陳方隅／美國密西根州大政治所博士班

 

今年二月份有個很熱門的論辯：「國家有沒有對不起年輕人？」當時筆者寫了一篇文章介紹「羅賓漢悖論」這個概念。簡單來說，理論上當一個社會的貧富不均狀況愈嚴重的時候，人民應該會要求更多重分配政策、更加重視社會正義；但是實證研究方面發現正好相反：愈是不平等的地方，人們要求更少的重分配、國家整體的社會福利水準也愈低¹。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社會科學家們紛紛以各種角度試圖回答這個奇怪的現象。我在前文當中已經提到了其中一種解釋方式：有錢或有權的菁英們掌握「發聲權」以及「影響政策的權力」，一方面說服民眾說不需要制度改革，一方面則阻止一切制度改革的努力。本文將要換個角度，介紹政治經濟學當中對於個別民眾「政治偏好」的一些研究，來討論為什麼貧富不均「不見得」會帶來重分配的呼聲。

 

Photo Credit: Rob West CC BY SA 2.0

 

高風險的弱勢勞工與對少數族群的態度

首先，勞工有兩種，會抱怨政府的，以及不會抱怨政府的（誤）。應該是：勞工有兩種，一種是「高風險」的，一種是「低風險」的。低風險的是指較不容易被解雇、不怕失業的（在英文裡面說這類勞工是 low risk 或 secure，在鄉民的眼中就是指「溫拿」，winner），這可能是因為技術層級高、有自己的專業，或者是像公務員有國家保障；而高風險是指很容易丟掉工作的「魯蛇」（loser）。當貧富不均增加的時候，或是經濟狀況不好的時候，那些面臨高風險的勞工自然會去擔心自己的工作機會，也會擔心需要社會福利的人愈多則自己能拿到的好處則愈少，或者是壓根就覺得沒工作的人不需要去補助。因此，當貧富差距擴大的時候，人們對於失業補助這類的社會福利支持度反而還會下降（Moene and Wallerstein 2001）。而且，人們對於有可能的競爭對手（其他類似狀況的勞工，通常都是同質性較高的、一樣弱勢的人們）、新移民、少數族群的容忍度都會下降²。

不只是針對魯蛇勞工而已，當貧富差距擴大的時候，調查研究顯示，人們對於同性戀的接受度下降，特別是那些經濟狀況比較差、面臨失業風險較高的人們，比較容易感覺到受到不同群體的威脅；而收入較高、失業風險較低的人們對於少數群體的容忍度比較不受貧富差距的影響（Andersen and Fetner 2008）。

什麼？貧富不均竟然會跟同性戀有關係？而且，該研究使用的資料庫還大多數都是歐美先進民主國家的資料？是的，別懷疑，因為貧富不均、經濟狀況的惡化，都有可能去分化你我，使人們（包括政客，以及一些保守份子）更容易去強調你我族群的不同。而當人們感是感受到工作風險，也會愈感受到少數族群的存在，就會傾向於反對那些「有可能」嘉惠「少數人」的社會福利政策，轉而擁抱傳統的觀念或價值。

剛才故意口誤提到的「抱怨政府」和「不抱怨政府」的差別，正是出自於台灣的最高行政首長。一直以來，其實政治人物和商業鉅子常常會把那些參與社會運動的人、想要挑戰不公平結構的人，都形容成是「沒競爭力」的，從318社運以來大家應該也可以發現這樣的趨勢。就像最近行政院長特別強調說政府只會幫助「不抱怨政府的勞工」，如果這些說法不是刻意分化，那什麼才是？（偏偏，在貧富差距擴大的時候，這樣的分化更容易收到效果呀！）

 

Photo Credit: 中岑 范姜 CC BY SA 2.0

 

民族主義上升—拼經濟、愛台灣就對了

第二個解釋是有關於民族主義。其實跟第一點也很類似，貧富差距愈大，讓人們愈去強調你群我群的不同。美國的政治學者 Frederick Solt （2011）指出：當國家所得分配不平等程度愈高的時候，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也愈高——國民愈容易顯現出民族自豪感（national pride）、國家情感（emotional attachment to country）、民族文化自豪感（national-cultural pride），而其原因是政府傾向於使用各種政策或宣傳來把民族主義當成一種轉移焦點（diversion）的方式³。

學者也發現，一個人的民族情感愈高的時候，對於重分配政策的支持度就愈低，而且這個效果在收入是中下階層的人們當中更明顯（Shayo 2009）。研究解釋是說，有可能是因為人們對於民族情感的問題是比較容易察覺的（相對於階級問題、經濟問題而言），當經濟狀況不好的時候特別容易去注意到一些可以強調民族光榮、國家榮耀之類的民族主義議題，或許是因為需要一些心靈依歸吧！而當人們對於國家認同議題有強烈意識的時候，就會傾向於放棄或犧牲一部份物質上的要求，而想要去加強整個團體的狀況。

所以說，社會上的貧富分配狀況愈差時，類似像「全民拼經濟」、「全民愛台灣」之類的語言就變得非常好用，當政客跟大家說要拼經濟、愛台灣的時候，其他一些什麼重分配政策、社會福利、公平正義、甚至像是環保議題，好像就變得比較不重要了。反正先愛台灣、先拼經濟再說，其他的部份就之後再談吧！

未來的美好小確幸

第三種個人層次的解釋，是關於「未來的流動性展望」（Prospect of upward mobility）。當一個人去分析未來幾年的收入狀況，如果覺得收入會增加、有機會賺更多錢，更重要的是，如果覺得自己的社會地位將會提升，則個人就傾向於不支持社會福利政策（Benabou and Ok 2001）。不過，這個研究的困難點在於，怎麼樣測量一個人是不是真的去分析未來的收入狀況了呢？這篇文章用的是「在五年內收入增加的人」有多少，若人數愈多，則反對社會福利的人也愈多。但這畢竟跟一個人感受到的「流動性」不太一樣。

後續有學者使用更直觀的調查研究問題（Alesina and Ferrara 2005），直接問受訪者覺得未來幾年內收入會不會增加、他所感受到的階級流動性是不是對自己有利。研究發現是：覺得收入增加、覺得階級流動性愈高，則愈反對社會福利支出。

不過，最有趣的事情在於，人們「感覺到的」流動性增加，跟「真實的」流動性是完全不同的事情，而且，關於真實世界的狀況，可能不是大家想的那樣美好⁴。不過，更神奇的是，這種「相信世界是公平的」、「未來一定有機會往上爬」的信念，竟然還會「自我增強」！其實，這有很大一部份是所謂的「美國夢」、「美國模式」所造成的影響⁵。台灣基本上是承襲了這樣的價值觀念。社會上大部份的教科書、師長、報章雜誌都強調「努力」的重要：只要努力就會有收獲、要持續在自己身上投資，如果一個人窮一定是因為個人懶惰而造成的……研究指出，人們會覺得需要這些信念來督促自己（和子女）努力，所以對於任何「世界上其實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所以需要一些制度來彌補」這樣的信念，人們都比較難接受（Benabou and Tirole 2006）。

在上一篇談羅賓漢悖論的文章中就已提到：「許多學者已告訴我們，在愈不平等的社會中，高收入的階層以及政治權力高層的菁英們，自然會有較大的發言權，以及對政策的影響力。」「從小到大我們所接收到的訊息幾乎都是由這些菁英所型塑的，也因此大眾對許多既得利益者的價值觀愈來愈深信不疑。」

這樣的價值觀，其實也很大程度的阻礙了社會上對於公平的政治與經濟制度的追求。因為人們若一直認為什麼事情都是「個人負責」、「低薪貧窮都是因為偷懶不工作」（又或者是，「低薪是因為有人只想花錢不想賺錢」），常常就會忽視掉整個結構應該改革的地方（例如：超長工時，老闆壓榨，工會被打壓；稅制不公，資金都投向房地產而不是真正的經濟活動）。更有甚者，政治人物也不需要面對結構、制度，以及重分配的問題。

就如同許多人的疑問：為什麼生活在雲端的權貴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當選？因為，他們為普通人勾勒一個美好的圖像（又或者是美好的小確幸）：「未來我也會/我也要變成那樣」，於是乎，什麼公平正義重分配的政策都不重要了，因為「那是給魯蛇用的」、「都是沒有竸爭力才會去參加社會運動啦！」

事實上，變得有錢、享受更好的物質生活是大多數人都羨慕的，這當然是很正常的事情。然而，有錢人所享受到的錢財「是不是正當得來的」，這就非常不容易看出來了。許多人都說「你看某某人這麼有錢，一定不會貪汙的」。問題在於，如果他的錢就是貪來的怎麼辦？如果他用這些錢去貪更多怎麼辦？

有錢的人會更愛錢，趙藤雄不就是個例子嗎？他的資產超過500億新台幣，只要花一點小錢去打通關係，之後他的營造公司就是幾十幾百億的標案在賺呢！又例如說，現在為什麼有許多人一直罵連勝文是權貴？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家族都是「公務員」，卻能擁有超過數十億（連戰自己申報）、甚至數百億（1993年富比世雜誌的報導）的財產，還被爆料說在美國擁有許多房地產，開人頭公司躲避公開法規（參考連結）。公務員一生拿的是很固定的薪水，縱使再怎麼會投資，也不可能賺到這樣龐大數目的財產，這是很簡單的常識與算數邏輯。

「權貴通常就是以權謀貴，並且以權藏貴」，一般人則只看到有錢的美好一面，自然會被小確幸所吸引了。住帝寶當然是人人稱羨、也沒什麼錯，但是其背後也是隱含了非常多不公義的歷史（參閱本篇：帝寶的由來）。

我們當然都會羨慕有錢人，但是，唯有良好的制度運作才能防止有錢人繼續作壞事（例如陽光法案）。有錢人可以輕易地營造出未來的美好小確幸，在選舉中更是如此，有錢的候選人、有錢的政黨可以大量砸錢發文宣、搶媒體曝光度，讓大家幻想著自己也要變有錢，或者是像前段提到的，用分化的手段，而讓人們不知道要去追求更公平的制度與政策。

 

Photo Credit: badlyricpolice CC BY SA 2.0

 

小結

本篇文章從個人政治偏好的角度出發，整理一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其結果是：當貧富差距拉大、經濟狀況變差的時候，人們愈會感受到工作風險，也會愈感受到少數族群、你群他群（鄉民們口中的「魯蛇族群」）的不同，因此就傾向於反對那些有可能嘉惠「少數人」的社會福利政策，轉而擁抱傳統保守的觀念或價值。台灣社會非常喜歡美國那一套「全部都是個人負責」、「有努力就會有收獲」的觀念，政治人物可以輕易地搞分化，讓弱勢勞工和所有魯蛇族群彼此討厭彼此；又或者是，為普通人勾勒美好的未來圖像、不斷強調未來的小確幸，如此一來，大家就會忽略掉應有的社會福利政策、總體政治及經濟制度的改革。

其實，關於「羅賓漢悖論」還有很多不同的研究試著回答「為什麼貧富差距加大並不必然帶來重分配的政策」。礙於稿件的空間，就有待後續文章再來介紹了。

世界上是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所以需要一些制度來彌補，這是重分配政策的需要性所在。在這邊要重覆一下先前那篇文章的結論。對整體國家社會來說，最根本的事情是：

 

「一個社會若能將經濟機會與經濟利益開放給更多人分享、致力於保護個人權益，並且在政治上廣泛分配權力、建立制衡並鼓勵多元思想，建立『廣納型制度』，國家就會邁向繁榮富裕。

反之，經濟利益與政治權力若只由少數特權菁英把持，保有『榨取型制度』，則國家必然走向衰敗，即使短期之內出現經濟成長，卻必定無法持續，因為特權階級為了保有自身利益，會利用政治權力阻礙競爭，不但犧牲多數人的利益，也不利於創新，阻礙了整體社會進步。」

—摘自《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富裕與貧困的根源》，艾塞默魯、羅賓森，衛城出版，2013

 

關心公共議題，充實自己，才能看清楚造成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的結構性因素所在。如果我們都覺得事不關己，那麼就只是讓「羅賓漢悖論」持續下去，讓有錢有權的人繼續壓榨我們、加深已經很嚴重的貧富差距。對我來說，這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告訴大家的是：要看清楚是誰、是什麼樣的想法讓我們無法推動應有的政治與經濟改革。羅賓漢的弓箭是拿來對付那些惡質大老闆、貪官、無用的政客，而不是同性戀、弱勢勞工、魯蛇族群，更不是拿來追求未來不確定的小確幸。

 

蔡阿嘎：大確幸不行嗎?

 

要追求大確幸，有待更多公民成為對社會仗義執言、而且付諸行動追求公平制度的現代羅賓漢。

（本文同時刊登於關鍵評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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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市場政治學延伸閱讀：「贏家通吃」的政治經濟學（下篇：政治因素）

參考文獻

Acemoglu, Daron, and James A. Robinson. 2012.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Alesina, Alberto, and Eliana La Ferrara. 2005. “Preferences for Redistribution in the Land of Opportunity.”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9: 897-931.

Andersen, Robert, and Tina Fetner. 2008.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Intolerance: Attitudes toward Homosexuality in 35 Democrac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2 (4): 942–958.

Alesina, Alberto and Edward Glaeser. 2004. Fighting Poverty in the US and Europe: A World of Differ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enabou, Roland, and Efe A. Ok. 2001 “Social Mobility and the Demand for Redistribution: the POUM Hypothesi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6 (2): 447-487.

Benabou, Roland, and Jean Tirole. 2006.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nd Redistributive Politic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1 (2): 699-746.

Moene, Karl Ove, and Michael Wallerstein. 2001. “Inequality, Social Insurance and Redistribu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5 (4): 859-874.

Piketty, Thomas. Arthur Goldhammer translated. 2014.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and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hayo, Moses. 2009. “A Model of Social Identity with an Application to Political Economy: Nation, Class, and Redistribu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3 (2): 147-174.

Solt, Frederick. 2011. “Diversionary Nationalism: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Pride.”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73 (03): 82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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