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戰元年—拉開新世紀甲午戰爭的帷幕

◎蔡榮峰／澳洲國立國家大學戰略及外交雙碩士

20世紀的甲午年，炮艦與槍枝科技的進步，打破了東亞地區原本以人口規模為強國基礎的既定框架，隨之而來的日清、日俄戰爭，島國以擊潰傳統地區強權的崛起方式對世界產生了巨大的心戰效果，深入影響到往後百年內人類對於「戰爭」的想像，並在亞洲掀起一股政治與社會改革的風潮¹  。

二戰期間，打贏戰爭所仰賴的國力不再完全只是人口、土地、經濟論高下，而是科技、制度、思想改革，人們逐漸相信無形的戰爭要素可以對有形的戰爭要素發揮極大的槓桿作用，乃致於左右局勢。

這種發展趨勢在二十世紀下半葉的冷戰賽局中發揮得淋漓靜致，換句話說，戰爭的勝利已不再侷限於打贏「專業人員的軍事衝突」，而是整個社會的信仰戰爭，也就是擊潰敵方社會想像中的「勝利」，一旦任何一方認知自己勝利已不可能，則未認輸的一方勝出；也是為何大部分的人將蘇聯瓦解視為資本主義陣營的勝利、美國越戰失敗輸的是國內民心而非僵持不下的戰場。

21世紀的甲午年，一種全新的震盪頗有風雨欲來的態勢，只不過這新的戰場將高度集中在人類所創造的新領域—網路。

網路的出現讓整個世界越來越像孫子兵法所說的「不戰而屈人之兵」，透過網路發動心戰與資訊戰，將可能在極短時間內瓦解敵方社會的戰鬥意志、戰爭資源，使傳統定義下的戰爭開打之前就勝負已定。2014年是體現了利用網路進行「不對稱戰爭」(Asymmetric Warfare)的一年，其規模、層級跟政治效應已上升到前所未見的程度，從北韓網攻、中美角力到太陽花學運，國家、官民、虛實、強弱之間的界線越來越難定義，由網路而引發的國際事件也日益增加。

網路儼然正形成另一個新世界，而這個新世界對現實層面的影響力已經令人無法忽視，使得虛擬與真實世界的分際越來越模糊。本文希望透過網路哲學、戰略研究的角度來解讀2014的主要網路大事件，讓讀者了解「網路戰爭」(Cyber Warfare) 這個戰略研究的新興主題將如何影響這個世界。

新時代的舊戰爭

紙本印刷與資訊科技，皆源自於人類希望能夠進行更有效溝通、讓他人「看見」自己想法的構想，並用外部載體來乘載大腦中的想法作為傳播手段。如此一來，不但增加資訊流通速度，就算是某個重要人物停止呼吸了，他腦中的想法不會因為大腦停止運作而消逝，還是能隨著紙張或資訊科技流傳下去，作為社會堆疊智慧的一個組成部分。越先進的社會，累積的知識與智慧就越多，除了以制度、人才的方式保有之外，最具體的例子就是各類藏書與國家機密檔案庫。

網路資訊科技的基礎，說白了就是新一代的「人類記憶外部儲存系統」。

比起上一代製造紙本的印刷術，資訊科技大幅降低了訊息製碼、解碼、散播、儲存的門檻，而且訊息具即時、雙向流動的特性，還多了能夠以程式語言控制各種機器的功能。這些特性導致了兩個方面的發展：一方面使得私人企業、非營利組織及個人也能做到過去唯有國家才有資源進行的資訊壟斷或傳播方式；另一方面也將工業革命以來，以機械取代人力的發展推向另一個高峰。更多組織或人員的功能性被程式所取代，而構成這些程式的資訊本身也就越來越值錢。因此，人類進入電腦時代後高度依賴資訊作為資本集中的手段，腦力密集產業取得社會最高剩餘價值的傾向也更加明顯。

自古以來，資訊的價值，維繫在持有者是否能有效壟斷該資訊。然而，在現代「資訊價值越來越高、傳播成本卻越來越低」的狀況下，提高了人們透過網路奪取他人資訊的誘因；透過這種網路行為，就能以最小成本獲取與他人同等的利益，或是利用該資訊的公開對競爭者產生重大的打擊。

這種行為邏輯聽起來像是舊時代的間諜戰，不過當發生在數位領域時，其意義將不止於情報的獲取，還隱含了遠端控制敵方重要基礎設施的可能性，造成的影響不亞於過去的間諜戰，甚至來得更即時；而指導這種行為的哲學思想，被稱為網路哲學(Philosophy in Cyberspace) ²。例如，發動網路戰的駭客依「手段」區分，可分為白帽(White Hat)與黑帽(Black Hat)兩者，前者借由合法試探來協助資安改善，而後者則是基於自利動機不經同意進行侵入。不過，這種分類只標明了駭客倫理光譜的兩端，事實上有更多的駭客行為無法用這種非黑即白的方式看待，而是要以「動機」來辨識。

駭客行動主義(Hacktivism)，即是「基於某種政治動機而進行網路攻防或工具開發來改變現況的駭客行動」，信奉此哲學的駭客團體之中，採行黑帽駭客路線的，如2013年入侵菲律賓政府網站、2014年攻擊香港政府網站的「匿名者」(Anonymous)以及其亦敵亦友、攻擊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成名的LulzSec³  ，也有採行白帽路線的，如在太陽花運動中扮演要角的零時政府(g0v)。更值得注意的是，近幾年採取黑帽路線的駭客行動主義行為者，已經從過去的個人團體，急速上升到國家、國際層次，顯示網路作為政治工具的價值與潛力已受到普遍的肯定⁴

圖片來源：Norse 世界網路攻擊即時觀測系統

就戰略層面來說，現代的網路戰爭是用新技術玩舊戰術，藉以達成某些戰略目的：破壞、延後對方所有發展可能性，等於剝奪了對方在未來某個時間點對你不利的可能性。某種程度上與核子武器被視為戰略武器的道理相似，只是奪取的不再是對方的生命，而是比個體生命更重要的集體資訊，巧妙利用關鍵資訊的獨佔、破壞、散播，同樣能達成「剝奪敵方未來」的戰略效果。於是，克勞塞維茲與孫子的戰略思想首度在網路時代出現了交集：有史以來「攻擊敵方重心所在」與「上攻伐謀」開始等於同一件事情—-網路戰爭。

重點不是巨人的肩膀，而是將巨人踩在腳下

就像是核子武器的擴散速度讓人們感到措手不及，許多國家對網戰武器的開發其實已經相繼投入測試與應用，2012年被國際媒體披露的「Stuxnet/ Shamoon事件」可以說是(為公眾所知)人類史上首次出現國家軍事等級的駭客行動主義網路戰爭。

2010年間伊朗核電廠遭到Stuxnet病毒入侵，造成位於納坦茲(Natanz)核設施五分之一，達上千台的離心機癱瘓，使得伊朗核計劃大幅延宕，各界推測該病毒出自美國與以色列的手筆⁵ ，目的是爭取對伊朗核子的談判籌碼。爾後，被懷疑是伊朗發動的報復性網攻於2012年爆發，透過網路武器Shamoon病毒的感染，與美國關係密切的阿拉伯國營石油公司(Saudi Aramco)超過三萬多台電腦資料遭到徹底刪除，需要數萬小時的搶救才能使公司原有系統重新運作⁶ ，重創沙烏地阿拉伯、美國及世界能源市場。根據知名網路安全公司賽門鐵克(Symentac)專家的說法，Shamoon具有定時啟動、及時複製資料回傳給攻擊者、將原資料完全刪除並使電腦完全報廢的特點，精密程度非常驚人，因此被認為攻擊背後定有國家層級的支持⁷ 。

美國網路安全公司Cylance去年就針對極可能涉及此事的伊朗駭客組織Tarh Andishan(意思為「開創者」、「思想者」)發表了網路安全報告，該組織自2012年起，開始對全球多國政府機關與重要基礎設施發動網路攻擊，取得高度機密的資料，受害國家包括美、加、墨、中、英、法、德、印、韓以及中東國家共16國，受害單位超過50個，居然連美國海軍陸戰隊軍事網路也在其中（NMCI, Navy/Marine Corps Intranet）⁸ 。

遭受Tarh Andishan攻擊的全球目標，大多是能源相關的基礎設施或政府機構

圖片來源：Cylance, “Operation Cleaver Report”

2012年10月美國時任國防部長帕內塔(Leon E. Panetta)在紐約的一場國防部演講中，首次提到網路安全對國安的影響，提到阿拉伯國營石油公司網戰的例子時，還特別以「網路珍珠港事變」來形容美國接下來可能要面臨的新型安全挑戰⁹ 。

帕內塔之所以會這麼形容網路戰爭，是因為網路戰爭比起核子戰爭更具備不對稱戰爭的特性；一個擁有核子武器中型國家如以色列，要達成有效嚇阻還必須滿足諸多複雜先決條件，但網路戰爭卻只需要一群專業駭客針對特定目標攻擊就能造成經濟、國安危機，甚至波及全球。

 2014年美國視為重大國安事件的SONY網路攻擊事件，就被認為是北韓網軍單位「121局」所為，其重大意義在於驗證了帕內塔「網路珍珠港事變」的可能性；透過直接攻擊美國本土網路，達到重大經濟、安全打擊目的。該事件起因是SONY旗下電影公司即將上映的《名嘴出任務》(The Interview)內容遭北韓抨擊，認為該片汙辱國家領導人，隨後SONY公司位於美國的企業網路即遭到攻擊，並接獲駭客宣稱任何上映該片的電影院將遭到恐怖攻擊，導致SONY決定取消全球上映。

曾為美國軍方情報分析員的馬里蘭大學恐怖主義及應對策略全國研究聯盟（National Consortium for the Study of Terrorism and Responses to Terrorism，START）的反恐專家史蒂芬(Steve Sin) 研究顯示，攻擊SONY的極可能是北韓政府編製為300人左右的網軍部隊「121局」，過去該局多次攻擊南韓，如2004年韓國軍網入侵事件、2013首爾仁川國際機場事件等¹⁰ 。

2004年逃往南韓的北韓電機教授金恆光（Kim Heung-Kwang）表示121局的終極目標是擁有攻擊韓美的國家基礎設施的能力，而攻擊SONY的121局網軍其實藏身在中國瀋陽，該局自2005年起，以不同身分分批埋伏於中國境內，其中有些人曾是金恆光的學生。反恐專家史蒂芬分析，位於瀋陽的朝鮮族聚落、北韓國有「平壤飯店」、與中國合資的「七寶山賓館」以及北韓領事館，都有助於121局成員的掩護¹¹ 。

北韓網軍「寄生」在中國境內發動攻擊有兩層戰略上的意義： 一來，使美中互相誤判、對峙而不敢輕易對北韓下手，降低發動攻擊的政治成本；二來，也有暗示北京，121局也同樣有能力在中國內部進行破壞的威嚇意味。

這意思就是說，若事後中國大動作肅清境內的北韓網軍，等於間接向國際表明北京對於北韓網軍在中國境內活動早有掌握，先前的網路攻擊都是在北京默許下進行，自然引起中美齟齬；再不然就只能解釋成中國的網路長城在北韓網軍面前不堪一擊，讓美國看破手腳。無論怎麼解釋到時候都進退兩難，屆時中國將在各方面遭受極大壓力。於是乎，中國就可能為了顧全自身利益，「被迫」盡力採取模糊路線，不至於鬧個一翻兩瞪眼。

照理來說，網路戰爭最高指導原則講求「匿蹤」，但是平壤居然連被破譯之後的政局算計也納入考量，只能說韓民族能自立於中日兩國之間上千年，累積的政治智慧不容小覷，北韓這步棋算得非常精，中國老大哥也只能啞巴吃黃蓮，有苦說不出¹² 。

SONY影業電影《名嘴出任務》(The Interview)的韓國版海報

圖片來源：BrabdChannel

當牆上的裂縫開出一朵花

網路戰爭就如同網路本身的特性，具有雙向、即時、去中心化(decentralisation)、無國界的特性，也因此對國家行為者來說要能「發動」以資訊爭奪為主要目的的網路戰，最起碼要確保我方能夠擁有絕對資訊控制權，也就是有把握累積比其他層級行為者更多的情報，利用資訊不對稱取得相對優勢¹³  。

這種源自於政府資訊壟斷的網路衍生出來的反面應用，正好彌補了21世紀的全球民主衰退潮中節節敗退的民主人權¹⁴  ，「資訊透明化」被當作彌補民主失靈的手段，因而成為各國人民維權的利器。這類以「資訊扁平化」作為主要政治目的白帽行動主義駭客行為正成為新型態網路戰爭的另一種典範，主要有兩種做法：針對威權國家開發突破網路封鎖或繞開審察機制的工具，以及針對民主國家開發社群串連與政策透明工具；中美兩國的「網路主權/網路人權」角力，以及台灣的太陽花運動，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對中國而言，內部社會的資訊控制關係到中共政權的維繫，網路戰爭除了對外攻擊、奪取情報之外，很大一部分講得是「如何贏得人民思想鬥爭」。中國利用其赫赫有名的網路長城「金盾防火牆」來屏蔽民眾接觸國外網路，透過提高資訊取得的成本，形成隔絕的網路環境，使較無動力的人放棄取得「有害資訊」、較有技術能力翻牆的人產生文化衝突導致反感，在動力、技術、文化衝突的多重過濾下，再加上關鍵字屏蔽技術，中國政府就能有效阻止對共產黨不利的內生、外來思想之傳遞。再透過貼標籤的方式將為數不多的異議人士打為「顛覆政府」或「反社會」的反動份子，就能達到思想控制社會維穩的效果¹⁵  。

對美國而言恰好相反，中國政府高度重視的資訊封鎖就像是銅板的另一面，自然成為美國網軍目標的重心所在，尤其在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中，網路工具之所以能夠成為各國人民從推翻威權政府、甚至產生跨國連鎖效應的心戰利器、引發茉莉花革命，相當程度上與2006年美國國務卿萊斯( Condoleezza Rice)任內成立的「全球網路自由特殊部隊」(Global Internet Freedom Task Force, GIFT)有很大的關係¹⁶  。

除此之外，美國也開始大力鼓吹「網路自由即人權」，將網路自由視為是美國影響力滲透的媒介。美國智庫布魯金斯研究院就估計，美國國務院在2008至2012年間就投資了近1億美元在維持網路自由，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開發多種幫助中國網民繞過網路長城的VPN翻牆工具¹⁷  。

中國也不甘示弱地持續對VPN工具加強封鎖力道，甚至開始嘗試向世界推銷「網路主權」的概念，將「不甘涉他國內政」的政治原則延伸到虛擬世界。2014年9月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就嘗試以反恐為旗幟，在聯合國安理會上宣揚這種「網路主權」的想法，頗有項莊舞劍的味道，實際上是希望抵致美國支持的翻牆工具、將網路封鎖合理化，以防出現中國版的茉莉花革命，導致共產統治政權的崩潰¹⁸  。翻牆技術推陳出新的同時，網路長城的防火牆也越蓋越高，網路儼然成為中美角力的新戰場，雙方都希望目確保網路工具的戰術運用，能夠達成對自己有利的戰略目標。

無巧不巧，就在中美網路角力白熱化的當下，2014年3月的台灣太陽花運動，就向世界展示了在一場有形抗爭當中，將網路當作戰術工具進行不對稱戰爭的可能性、網路到底能夠將民間抗爭的效能提高到什麼程度，才足以抗衡國家機器。

「自己的國家自己救」實際上不是一句口號，而是太陽花運動展現的網戰精隨—去中心化。將抗爭戰場上的己方溝通模式(也可理解為通訊協定)標準化，每個人不需要被指揮就能找到自己的戰鬥位置，短時間內就能擴大抗爭動能，並集結大量參與群體，達到灑豆成兵的效果。

再藉由大量個人及團體的加入，透過群策群力的分工，對已知資料的進行快速透明化、利用資訊技術提升各層級決策系統的效能，大幅降低政治參與成本，再引來更多公共參與，不需要依靠政黨動員，就能形成一股源源不斷的正向循環。

零時政府專為太陽花運動打造的多媒體資訊入口網站g0v.today

圖片來源：癮科技

政府很晚才認知它面臨的太陽花運動，是一種新型態、去中心化的有機群體，各種戰術的決策中心即為分散，無法透過打擊核心來消滅這個會生長的群體，這種有機群體甚至具有過去只有國家機器才具備的政戰能力，能感染群眾、即時動員、後勤指揮、輿情監控，並進行鋪天蓋地的心理戰、輿論戰、法律戰¹⁹  。相較於2011年造就阿拉伯之春的茉莉花革命，太陽花運動的網戰運用不止涉及社群媒體，大量網路工具、海量分析同時間被運用在C4ISTAR戰術層面²⁰  ，如Loomio, Hackpad, Facebook, Line, Firechat, Google Map, FlyingV等軟體，甚至g0v新創網路工具也發揮極大作用，如Hackfoldr²¹  筆者敢說太陽花運動的科技含量已達到目前世界上任何一場大型抗爭所能發揮的最大值，這與台灣幾十年來傾國發展資訊產業有相當大的關係，量變帶來質變，使得台灣人均網路協同能力高於世上大部分國家，連不同世代之間的數位鴻溝也比其他國家來得更大。

太陽花說是運動，反而更像一個現象，是台灣幾十年來產業發展、內憂外患加上民主化的產物。

幾個月後出現在香港的雨傘革命，使北京完全有理由需要擔心，這個在台灣特殊環境下誕生的現象何時會漫延到中國國內。畢竟，抗爭爆發可以是出自各種動機，不見得是爭民主，但是網路戰術的運用卻是能夠被複製與改良的。大部分在太陽花運動中被使用的網路工具，平時主要功能都不是作為抗爭使用，這些隱藏於民間的「板凳」必要時卻能馬上成為人民最強的資訊武器，而這些網路工具在中國也不乏相對應的版本，甚至功能更複雜的變體，很難說中國未來會不會像台灣一樣，剛好走到幾個環境關鍵因素的十字路口就開花了呢！只能說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相信網軍強大的國家，照理來說就會鍛鍊出更強大的鄉民。

21世紀的甲午年，網路戰爭的發展程度已讓科幻電影的情節變成現實，預告新型態的不對稱戰爭時代已經悄悄到來。網路武器的可怕之處，就是其效用將隨著網路科技運用的發展，以等比級數的方式快速發展，而網路戰爭的影響力終有一天將達到無孔不入的境界。

2015年，筆者寫這篇文章的當下，網路武器受到物聯網、腦科學發展的限制，還不能算是實質殺傷性武器(因為無法隨心所欲入侵所有機械設備甚至人腦)，但已經開始能對經濟、政治這兩種建立在人類心理基礎之上的秩序造成重大影響，試想2016台灣總統大選開票系統受到入侵，會有什麼恐怖的結果呢？

在我們有生之年網路戰爭的規模、應用層面將會徹底改變我們對戰爭的定義。

其他參考資料：

1. 石原莞爾，2013，《最終戰爭論‧戰爭史大觀》(台灣版)，郭介懿譯，廣場出版，新北市(原著為1940年立命館出版的《世界最終戦論》)
2. Jorgen Randers，2013，《2025：下一個40年的全球生態、經濟與人類生活總預測》，商周出版，台北市
3. Philip Seib, 2012, “Real-Time Diplomacy”, Palgrave Macmillan, New York
4. Bronk, C. & Tikk-Ringas, E., 2013, “The Cyber Attack on Saudi Aramco”, Survival: 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 vol.55, issue 2, pp.81-96
5. Cavaiola, L.J., Gompert, D.C. & Libicki M., 2015, “Cyber House Rules: On War, Retaliation and Escalation”, Survival: 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 vol.57, issue 1, pp.81-104
6. 李厚穎，2014，《網戰：你就在網路安全的最前線》，洞見Insight Post國際事務評論網，9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