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義衝突抑或權力之爭？ 利益，權力與什葉派的早期歷史(632-750) ３

◎ 蘇怡文／英國愛丁堡大學伊斯蘭與中東研究博士班

 

系列文章３：第二次內戰到阿巴斯革命

 

胡笙之死與烏麥雅時期的「什葉」革命

前文說到（第一篇連結，第二篇連結），先知的堂弟兼女婿阿里被暗殺之後，原敘利亞總督、勢力最大的穆阿維亞重新統一伊斯蘭的領土，至此開始了烏麥雅時期（烏麥雅是部族的名字）。穆阿維亞從661到680年的統治大致算是平靜，但是他去世前，指定了他兒子亞季德(Yazid)為繼承人。父傳子本身並不是大問題，但是許多在穆阿維亞統治時期被排擠出政治核心的古來須族人，還有在庫法與巴斯拉等軍事要塞對於利益分配不滿的部落族人，認為若不改變穆阿維亞的統治模式以及其構成的菁英階層，終將喪失其利益。於是，穆阿維亞一死，麥加與麥地那立刻轉而支持一名先知追隨者的兒子，伊本‧朱拜爾（朱拜爾就是前述與阿里鬧翻並在駱駝戰役被殺的那位）。至於庫法人，則寫信邀請阿里的二兒子，胡笙(al-Husayn)，前往庫法來對抗暴虐的烏麥雅統治。

出處：lib.utexas.edu

但是庫法人的密謀很快便東窗事發，庫法總督伊本‧季亞德(‘Ubaydallah b. Ziyad)鎮壓了胡笙在庫法的支持者，並在胡笙到達庫法以前，在一處名為卡爾巴拉(Karbala’)的地方，派軍隊屠殺胡笙與其家眷七十多人。卡爾巴拉事件對於遜尼與什葉派而言，都是一個歷史傷痕。但更重要的是，卡爾巴拉事件加深了對於阿里與Banu Hashim部族的同情，也給了本來不堪烏麥雅統治的阿拉伯人與非阿拉伯人控訴烏麥雅哈里發的藉口─如果他們是虔誠的穆斯林，就不可能如此對待先知的孫子（胡笙與哈珊是阿里與先知的女兒法蒂瑪所生的兒子）。

亞季德在短暫的三年統治(680–683)後去世，而烏麥雅政權也分裂成好幾塊。在以麥加、麥地那為首的阿拉伯半島西岸，部分伊拉克與埃及以伊本‧朱拜爾為哈里發，葉門則被一群出走派(Kharajites)所佔據¹ ，敘利亞則分裂成不同派系，有一些支持Banu Umayya部族其中一員馬爾萬(Marwan b. Hakam)為哈里發，另一派則打算對伊本‧朱拜爾宣誓效忠；庫法則是先被一個名為穆赫塔(al-Mukhtar)的人所佔領。穆赫塔以「為胡笙報仇」為號召，並以另一個阿里的兒子為首─穆罕默德‧伊本‧哈納菲亞 (Muhammad b. al-Hanafiyya，顧名思義，他不是法蒂瑪所生，而是阿里與一名哈尼法部落的女人所生)。

穆赫塔的行動有幾個值得關注的地方：第一，胡笙之死被昇華成一種歷史傷痛與記憶，並具有號召力；第二，穆赫塔宣布穆罕默德‧伊本‧哈納菲亞為馬赫迪(al-Mahdi, the divinely-guided Imam)，也就是被神聖力量所引領的伊馬目²，將帶給世間正義與光明─而這個概念不斷地被所有貼上什葉派標籤的動亂與革命所運用；第三，穆赫塔的支持者有許多是非阿拉伯穆斯林(mawali)─通常社會地位比較低。

穆赫塔並沒有獲得庫法的全盤支持，許多在庫法根深柢固的部落權貴大老轉而支持伊本‧朱拜爾；而穆赫塔的行動雖然有穆罕默德‧伊本‧哈納菲亞的背書，但是非阿拉伯穆斯林的參與也表示以阿里後代為號召的革命並不全然是意識形態所驅使，而是有其社會與經濟因素─非阿拉伯穆斯林因為種種不平等的待遇，期盼藉由支持馬赫迪而得到正義（希望獲得更多資源以及少繳稅）。

穆赫塔在687被伊本‧朱拜爾的巴斯拉總督擊敗而被殺，但他所引領的行動對於什葉派的發展有許多重要性，如馬赫迪的概念便是其中之一。前面提到，十二伊馬目派認為最後一位伊馬目，也就是馬赫迪(al-Mahdi)，跑去隱遁，在末日之時則會帶著正義回來。此概念最早可以追溯自穆赫塔以穆罕默德‧伊本‧哈納菲亞之名所帶領的行動，在往後，許多與什葉派相關的運動都運用馬赫迪的概念─馬赫迪來了，所以大家可以出門反抗暴政，反正末日都要到了，你不出來反抗也得game over。在穆赫塔的行動失敗與穆罕默德‧伊本‧哈納菲亞過世後，他們的支持者被稱為Kaysaniyya，分裂成好幾派，其中一群認為穆罕默德‧伊本‧哈納菲亞將他的伊馬目資格傳給兒子，阿布‧哈辛姆(Abu Hashim)。阿布‧哈辛姆的重要性在於，他給予後來起義成功的阿巴斯革命號召力與正統性（雖然顯然不怎麼足夠），之後將更進一步闡述其重要性。

麥加清真寺

圖片來源：C.C. by Thamer Al-Hassan

起義乎？不起義乎？社會經濟因素與派系之爭

伊斯蘭版圖的分裂在692年結束，由敘利亞的哈里發，阿不都‧馬力克(‘Abd al-Malik)，馬爾萬的兒子，擊敗其他敵人重新統一疆土。烏麥雅家族持續統治穆斯林社群，但是他們的統治並不平靜。烏麥雅政權持續向外擴張，在720年之前，他們佔領伊比利半島(Iberia, al-Andalus)，但是在東境的擴張卻頻頻受阻。許多被派去東征的士兵是來自庫法的部落，烏麥雅總督為了分散庫法人的注意（讓他們留在庫法遲早會造反），將他們送到前線，但這也使得許多部落長老權貴不滿，於是他們開始反抗(Ibn al-Ash‘ath)。更重要的是，當擴張版圖越大，戰線拉長，物資與補給的困難就更大，因此，向外征戰的軍人的物資與薪水通常來自戰利品與佔領城市的納貢。但是當戰事不利時與資源分配不均時，軍隊就容易反抗哈里發而發生動亂。

這種種的問題開始衍生成派系鬥爭，以南北的部落為單位(Qaysi and Yemeni)，兩者相互競爭並常常與哈里發的繼承人掛勾。當一位傾向某派系的哈里發上任，他便撤掉敵對派系的總督與任命支持自己派系的官員，而資源的分配也就大風吹的改變。這種種問題，讓烏麥雅的統治充滿騷動與不安，也給了許多所謂的什葉派革命現身的機會，這些革命者認為：「烏麥雅哈里發無法解決這些社會問題，因為他們不是虔誠的穆斯林，他們的統治不具有合法性，如果是一個先知的親屬，也就是Banu Hashim部族其中一員出來，那結果鐵定不同了。」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庫法人們邀請胡笙的孫子，柴德，來當他們的伊馬目（有沒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柴德在740年起義，被烏麥雅的伊拉克總督擊敗被殺；其子亞赫亞(Yahya b. Zayd)在柴德起義失敗後向東方的省份逃難，但在743年時，他與僅存的七十幾位支持者被烏麥雅軍隊於呼羅珊（今伊朗東邊的省份，與阿富汗接壤）的一處村莊殺害。

柴德與其子的死成為後來什葉柴德派的精神指標，但許多柴德的支持者與同情者轉而支持阿里的兄弟賈俄法(Ja‘far b. Abi Talib)及之後阿布都拉(‘Abdallah b. Mu‘awiya)的起義。阿布都拉在744年與庫法起義，他也使用伊馬目的稱號，但起初並不成功，因此他與支持者轉而向東行，在波斯地區建立其勢力(Jibal, Ahwaz, Fars and Kerman)。而他的支持者也包括了許多出走派（基本上是敵視阿里的派別）、一些阿巴斯(Banu ‘Abbas)的後代，還有許多非阿拉伯穆斯林。前面說到，許多非阿拉伯穆斯林(mawali)都是社會上受到不平等待遇者，而他們往往因為稅金的重擔而參與反抗活動³。阿布都拉最終於746-7被烏麥雅在呼羅珊的總督給擊敗，而他的支持者也作鳥獸散。

從柴德到阿布都拉的起義可以看到，之前提到的什葉各派對於伊馬目的定義並不適用與七八世紀的什葉派。儘管有一些重要元素出現（馬赫迪的概念），伊馬目人選未必是阿里與法蒂瑪的直系後裔，也未必是阿里的世系。而以伊馬目（不管是不是阿里的直系後裔）為號召的行動，往往有著一些社會經濟因素：社會不公、烏麥雅的暴政、資源分配不均等等。

在同時，與柴德同時期的另一個阿里的曾孫，也就是伊斯馬義與十二伊馬目派所認定的第六位伊馬目，薩迪格(al-Sadiq，見表一)，則沒有參與任何活動，也沒有公開支持柴德等人之行動。薩迪格沒有任何行動對於後來的伊斯馬義與十二伊馬目派而言，是個有點尷尬的事情──為什麼我們要承認一個默許暴政的伊馬目？

 

表一：先知後裔系譜（作者自製）

 

最終兩派的跟隨者以什葉派很重要的taqiyya概念來解釋：「在時機尚未成熟時，伊馬目不需要公開對抗暴政；他們應該做的是將神的引導與先知的sunna傳遞給社群。」當然，這樣的解釋也是後見之明。不可否認，在八世紀上半葉時，或許有一群薩迪格的追隨者，他們認為薩迪格才是真正的伊馬目，且他們不贊成公開起義。但是，就一個獨立教派而言，他們並不是一群特質鮮明的群體，並且很容易就分裂。薩迪格死後伊斯馬義派的出現就是最好的例子。不論如何，很明顯的是，阿里的後代本身（薩迪格與柴德）也分成不同的支系，對於政治訴求有不同想法與不同程度上的參與。而這一整群被貼上「什葉派」標籤的群體，幾乎說不上是和諧與同性質的一個教派。
（例如，我們常會看到像下圖這樣子的教派分布整理。事實上這樣的整理往往都不夠精確，因為一整群被貼上「什葉派」標籤的群體，幾乎說不上是和諧與同性質的一個教派。）

出處：中央社

阿巴斯革命：從Banu Hashim到Shi‘at ‘Ali

雖然柴德與阿布都拉的起義失敗，但是他們所喚起的革命熱情與召集的群眾）不管是否真心認為這些伊馬目有領導資格，或是單純想要透過革命表達不爽）並沒有消失。前面說到，穆罕默德‧伊本‧哈納菲亞死後有一些他的支持者認為伊馬目的資格傳到其子阿布‧哈辛姆(Abu Hashim)身上，阿布‧哈辛姆據說被邪惡的烏麥雅哈里發蘇萊曼(Sulayman, r. 715-716)下毒殺害，死前他將伊馬目的資格傳給一個阿巴斯的後代，穆罕默德‧本‧阿里(Muhammad b. ‘Ali)。

穆罕默德‧本‧阿里與其子伊卜拉辛(Ibrahim)透過阿布‧哈辛姆支持者的網路，與一些庫法支持者聯繫，便展開一連串的地下革命運動。他們的身分並未公開，只是用模糊的口號：al-rida min al Muhammad，也就是，先知穆罕默德家屬的被選者(the chosen one of Muhammad’s family)，來吸引支持者。最後，他們在呼羅珊地區得到廣大的支持。

呼羅珊地區存在著種種衝突，南北阿拉伯人的派系鬥爭，資源分配不均，非阿拉伯穆斯林的不滿，還有移民至當地定居的阿拉伯人對於土地稅的不滿等等，再加上不久之前，柴德之子，亞赫亞，遭烏麥雅總督殘暴殺害的歷史記憶，給了滋養阿巴斯革命的土壤。（阿巴斯=先知穆罕默德的叔叔。後來阿巴斯哈里發都是這個先知叔叔的後裔）

749年，阿巴斯革命在呼羅珊的召集人阿布‧穆斯林(Abu Muslim)帶領之下公開反抗，他與其支持者打敗烏麥雅在呼羅珊的總督，吸收了更多人力，並帶著約十萬人的軍隊西進，佔領庫法後，宣布伊卜拉辛(已死在烏麥雅的監獄)的兄弟，撒法赫(al-Saffah)，為伊馬目與哈里發。750年，在Zab河擊敗烏麥雅大軍，結束了統治近一百年的烏麥雅哈里發朝，並開啟了阿巴斯哈里發的統治。某種程度上而言，阿巴斯革命是一場以什葉派為號召的革命。

史書（於九或十世紀時完成）所記載，阿巴斯革命對於阿里的支持者來說—也就是狹義的什葉派—是一場背叛。因為模糊的口號(al-rida min al Muhammad, the chosen one of Muhammad’s family)，他們認為活動背後的伊馬目是阿里的後裔，因此，當伊馬目的人選出爐時，他們便轉而支持另一個阿里兒子哈珊的子孫，穆罕默德‧本‧阿布杜拉(Muhammad b. ‘Abdallah, al-Nafs al-Zakiyya)，他在762-3年於麥地那起義，最後被阿巴斯的軍隊擊敗遭殺害。然而，史料的論述也不乏後見之明─並且表達出後來才成熟的狹義的什葉派(也就是，真正的shi‘at ‘Ali)之觀點。換言之，如果八世紀前的各種什葉革命可以由非阿里直系後代的Banu Hashim之一員來領導（如阿布都拉的起義），那麼阿巴斯的後代有可能受到廣義的什葉派的支持。這點可以在描寫異端的文獻(heresiography)裡得到證實：幾個被視為異端的派系認為阿巴斯哈里發是神的化身或馬赫迪，或者是穆罕默德的轉世等等。

換言之，到阿巴斯革命之初，所有與先知穆罕默德有親屬關係的Banu Hashim都因為這個神聖世系(divine lineage)的加持，可以獲得某種程度的支持且具有某種程度上的號召力；而這個神聖世系的範圍在阿巴斯革命之後逐漸縮小（更切確的說，是在上述的穆罕默德‧本‧阿布杜拉之起義後），限定在阿里與法蒂瑪的兒子，哈珊與胡笙的後代。而各個主要派系的明確教義與特質，仍還要等上一段時間才會定型。柴德派至少要等他們在裏海南岸於九世紀末所建立的小國家，才更具有規模，而且有經典的傳世（雖然他們因為對於起義的堅持而與其他教派有所區別）；至於伊斯馬義派，他們則隨著法蒂瑪哈里發朝的建立(909-1171)而正式發展出一支派系；而十二伊馬目派，當然要等到有十二個伊馬目，才算開始。

 

結語

本系列三篇文章藉由追溯什葉派的來源與迄八世紀的發展歷史，強調以教派主義(sectarianism)為主的論述存在一定的問題。一般人常會覺得，伊斯蘭的遜尼和什葉分歧是因為對教義的解釋不同而來的，然而，教派與其追隨者並非一個靜止而定型的族群，若我們把現今中東地區的問題一味歸諸於教派衝突，此觀點將忽略教派成型的不同時代背景，以及相互作用的各種政治社會經濟因素。對於權力以及政經資源的爭奪，以及對於繼承人和繼承方式的分歧，這些因素都影響著伊斯蘭的發展。

從什葉派的起源到阿巴斯初期的發展來看，什葉派本身便不是一個和諧且一致的群體。事實上，一直到今天什葉派也不是單一族群的概念。如同任何教派、政黨或組織，什葉派作為一個大集合的標籤，除了內部的多樣性之外，也隨著外部時空背景的變化而不斷重組、整合並變革。教派以及其衍生的概念可能與不同的訴求結合，成為一種號召力量與正統性的來源；當然，這樣的概念也可能成為行使暴力的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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