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櫃中的骷顱》：東歐轉型正義困境與面對歷史真相的艱難

◎蘇慶軒／臺大政治所博士候選人

 

威權政體中握有政治權力的統治菁英，如獨裁政黨、軍隊或政治家族，若預期自己在民主化後會被「轉型正義」，必然會抗拒民主化，拒絕交出政治權力。另一方面，受到威權統治壓迫的政治異議組織，在民主轉型後必然會依據政府檔案調查政府暴行，對威權統治菁英進行司法制裁，讓正義降臨社會。因此可以預期，即使威權政體衰敗至全然失去統治正當性，統治菁英集團理應不會推動民主化，而是採用激烈的手段鎮壓反抗，直到統治菁英集團全然失去權力為止。換言之，民主化過程應該是統治者與反對者之間激烈的對抗，和平轉型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

然而，為何有些威權政體菁英卻願意和平移轉政權，與政治反對勢力進行協商而推動民主化？這些國家的政治異議勢力掌權後，是否確實落實轉型正義，制裁前統治菁英呢？

協商式轉型的案例並非少數，在第三波民主化的國家中佔了一定的數量，如前東歐共產國家。然而，比較政治學者Monika Nalepa在《衣櫃中的骷顱》一書中，以東歐前共產國家為例（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為主），提出了另一種見解：歷史真相帶來的艱難，將使政治異議勢力難以實行轉型正義，但卻由於面對歷史真相是如此艱難，反倒給予前威權統治菁英保障，使他們無懼政體轉型，而願意交出政權。

法國國王路易十六的衣櫃中的骷顱，他是法國大革命期間的雄辯之士Mirabeau，他後來被發現是王權派與反王權派之間的兩面人。圖片出處：Wiki, “Skeleton in the closet (idiom).”

 

東歐共產政權的轉型與轉型正義政策

前東歐共產主義國家是在蘇聯的庇護下進行統治。然而在1991年蘇聯垮臺與冷戰結束後，東歐共產政權面臨統治正當性的瓦解，使這些國家開啟民主轉型的契機。這些國家在轉型期間，是由過去受威權壓制的政治反對勢力與過去掌權的共產黨進行協商談判，設定轉型的議程，諸如民主化後的政府體制、首次選舉的舉辦日期及選舉規則等。也就是說，政治反對勢力與過去的統治菁英將在談判桌上進行談判，談判結果不只決定日後政體的走向，也將決定前統治菁英的命運。

1989年2月波蘭首都華沙舉行的協商轉型The Polish Round Table Talks會場。圖片來源：http://1989.enrs.eu/。

 

Nalepa發現，東歐前共產國家多採用除垢法（Lustration Law）實行轉型正義，針對特定人士進行政治清算。除垢法是用來懲罰過去曾替前共產政權工作的成員，或者協助前共產政權壓迫他人的協力者（collaborators），剝奪這些人擔任公職的機會（p.2）。除垢法的實行具有不確定性，檔案解密揭露了迫害人權或政治暴力的事件，但也可能同時暴露出不特定人士間接或直接地參與或協助政權迫害他人（p.6-7）。這樣的界定，看似用於處罰那些自願與政權合作的個人，但若將個人的行為放入更大的歷史脈絡來看，會發現這些「選擇」可能不是由個人意志所決定。

按Transitional Justice in Balance（2010）一書的定義，轉型正義的機制有以下幾種： 1、真相委員會：用於揭露過去迫害人權的真相，並釐清加害者的責任。真相不只是和解的重要基礎，且真相委員會亦能透過揭露暴行，承認過去確實存有人權迫害事實，並對暴行予以譴責（p.34）。 2、特赦：個人或團體可免除被指控或承認過去迫害人權所應負的責任，國家宣告他們不會受到司法部門的起訴，甚或已因暴行而在監服刑者也將被釋放（p.36）。 3、賠償：提供個人層次、團體層次或象徵性的賠償。Transitional Justice in Balance一書專注在個人層次，即國家對受害者或受害者家屬進行金錢、財產返還等物質上的賠償（p.37）。 4、除垢：國家實行一種政策，針對特定人員進行清算，因為這些人過去的政治行動或意識形態曾經直接或間接涉入人權迫害的暴行（如前獨裁政黨），而要求他們不得從事某些職務或限制他們的政治參與資格（如選舉資格），特別是限制他們擔任政府官職與軍人（p.38）。

 

Nalepa用波蘭電影《機遇之歌》（Blind Chance）形容共產黨統治下的東歐：誰將站在共產政權的一方，誰又將站在反對陣營的一方，並非是自由意志可以選擇，人與人之間的境遇充滿了不確定性（p.7）。這樣的比喻反映了前東歐共產政權的性質：共產黨從二戰後穩定統治超過40年，政權統治機制穿透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穩定的統治結構讓多數人順從統治，習於與共產政權合作，如何區別全然與統治政權無關的無辜之人（innocent），顯得非常困難（p.7-9）。

此外，經過多年的威權統治，政治異議組織（如反對黨或社會團體）被國家幹員與政治警察高度滲透，使異議組織內有政權協力者（collaborators）存在，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抓耙仔」。

然而，政治異議組織無法識別協力者，這是因為組織有兩個困境：1. 對這些協力者而言，無論他們是受到威脅還是利誘而與政權合作，他們都沒有誘因承認自己是協力者，因為這將使他在政治異議圈中失去名聲；2. 組織若是被發現有內奸（informers），亦將失去長期以來從事政治反對運動所建立起來的名聲（p.12-13）。

Nalepa以《衣櫃中的骷顱》（Skeletons in the Closet）命名她的著作，「衣櫃中的骷顱」在英文中意指「令人羞愧的秘密」，Nalepa以此比喻：這些過去與政權合作的抓耙仔，他們家中的衣櫃中可能藏著幾具骷髏，這些骷髏正是過去被他們出賣的同志。於是，「無法得知誰的衣櫃中有著同志的骷顱」成為一種資訊上的不確定性，是Nalepa解釋威權統治集團願意放棄權力、推動民主化，以及東歐國家轉型後採用除垢法的原因。

《機遇之歌》的海報。圖片來源：Wiki, Blind Chance。《機遇之歌》預告：請見IMDb網站。

 

東歐前共產黨願意放棄政權，舉行一個他們必然會大敗的選舉，原因在於他們對於政治異議組織受到滲透的資訊掌握程度高，知道誰的衣櫃中藏有同志的骷髏，他們甚至可以在轉型協商期間，誇大政治反對勢力被滲透的程度，威脅政治反對勢力（p.14）。

由此，我們可以理解為何東歐前共產政權會採用除垢法，這是因為除垢法具有暴露出不特定人士是協力者的特性，使得前共產政權菁英反倒能夠說服政治反對勢力，在民主轉型過程與民主化之後不要執行除垢法：因為執行除垢法可能會傷害到政治反對勢力自己（p.13）。

＜Kwaśniewski的威脅＞ Nalepa訪談一位波蘭參加協商的匿名異議人士便說，當時代表共產黨政府的Aleksander Kwaśniewski在協商過程中這樣威脅： “Don’t mess with those files, let them be – the agents were mostly your own people.” (p.14) （不要拿著檔案亂來，把它們放著就好 –  政府的臥底幾乎都是你們自己人。 ）

 

結論

Nalepa的作品非常值得一讀，在研究方法上，她採用形式理論，以賽局推導出她的論點，並對參與協商轉型的重要政治人物進行訪談，以及透過民意調查結果呈現東歐社會對於轉型正義態度。她在後續的篇章中，也討論東歐國家如何解除「衣櫃中的骷顱」陰影，推動轉型正義。

然而，比較重要的是，這個作品對於臺灣現今對於轉型正義議題的討論有甚麼啟示。本文無意以東歐國家經驗作為臺灣的對照，而「無差別地將民主化前政治異議者視為政權協力者」，以及「無差別將受過威權統治者視為共犯」，這對獻身民主與受威權統治的世代並不公平。然而，在政治檔案並未受到完整研究，甚至檔案本身總體的數量仍不確定的今日，本文希望對於轉型正義與歷史真相的討論，不會流於善惡二元對立的討論。

臺灣的民主化雖然不是東歐國家的協商轉型過程，而是由國民黨主導，但臺灣的轉型正義也可能面臨類似的困境，因為國民黨政權曾經穩定統治臺灣將近40年，這個政權雖然曾經迫害人權、殺害人民，但其穩固統治的基礎，並不是建立在全然的政治暴力之上。

1977年的國慶。圖片來源：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外交部「放眼看臺灣」資料庫

 

政治秩序的形成，是建立在被統治者向統治者順服，以及被統治者願意與統治機制合作的政治關係上。不過，行為上的順服不代表被統治者「願意」被統治，接過兵單和稅單的人想必都有非常深的體會。順服統治背後的原因，可能是價值一致，可能是利益一致，也可能是威脅使然。換言之，轉型正義所要處理的，不是將「萬惡」的國民黨送進歷史，而是面對臺灣社會為何順從威權統治，願意與威權統治機制合作，以及合作的後果是甚麼。這種合作與順從，必然有其歷史脈絡，而且必須考量到當事人的處境：是受到威脅而成為協力者？還是基於價值一致而主動與政權合作？抑或是利益使然？只有仔細爬梳並揭露這個脈絡，才能理解自由民主的可貴。

此外，近日保存檔案的討論熱烈，但我們不應忽視這些檔案的性質。吳乃德教授在《記憶與遺忘的鬥爭》中提醒我們，如果過度依賴前威權政體的檔案，不啻是在延續前威權政體秘密警察的影響力，讓這些特務機關繼續統治社會。換言之，臺灣社會在面對檔案與探索歷史的同時，也要對這些政府官文書背後的意識形態與偏見有所警覺。

最後，負有實踐轉型正義的政黨，也不應將這個議題簡化，甚至只立法而不執法。繼承前政治異議組織的政黨，有著自身捍衛民主自由的傳統，但在重建歷史真相之際，如何面對自身的過去，也將是深化臺灣民主價值的考驗之一。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臂章。圖片來源：Wiki,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

 

後記：Macierewicz醜聞（翻譯與摘要自Nalepa, 2010:14-17）

[註：Nalepa挑選波蘭、匈牙利與捷克斯洛伐克進行比較，是有原因的。匈牙利在1956年發生十月革命，捷克斯洛伐克則有1968年布拉格之春，兩場革命雖然都因蘇聯派軍鎮壓而失敗，但亦讓匈捷兩國保有抗共的傳統，而對共產政權的統治有所距離。波蘭就不同，在冷戰期間長期對蘇共與波共的統治保持沉默，因此政治異議勢力與波共關係曖昧不清。以下提供波蘭轉型正義的經驗，說明「衣櫃中的骷髏」帶來的陰影與困境。]

1992年波蘭議員Janusz Korwin Mikke提案，希望由內政部整肅公務員，清除過去曾和共產政權合作的協力者，這個提案獲得105位議員簽署支持，並在隨後的議會中表決通過，讓內政部長Antoni Macierewicz有21天的時間交出協力者名單。在時間短暫、僅有秘密警察檔案能夠參考，且無任何任清查檔案方針的情況下，Macierewicz向議會交出了一份清冊，協力者名單中有61名現任議員，除了前共產黨員之外，也包括前政治異議團體成員。數天之後，議會發動不信任投票，讓內閣總辭，Antoni Macierewicz當然也包括在內。

1992年波蘭內政部長Antoni Macierewicz。圖片來源：Wiki, “Antoni Macierewicz”

 

隨後，波蘭憲法法庭介入，宣告對內政部公務員除垢的法案無效，須組織新的委員會調查內政部在除垢程序上的錯誤。就在此刻，Macierewicz的調查清冊在社會大眾面前曝光，讓人難堪但可以預期的是，由前共產黨轉型的兩個政黨，過去曾和秘密警察協力的議員人數最少，有過協力的議員多來自過去的政治異議組織。這樣的結果，似乎證實了前述＜Kwaśniewski的威脅＞並非誇大。

調查清冊曝光後，波蘭社會要求要進行除垢，但前政治異議組織者已然意識到，協力者正在他們之中（甚至是他們自己），因此反倒讓這些前政治異議組織者撤回轉型正義的實踐。另一方面，委員會針對Macierewicz的除垢過程做出報告，雖然在除垢公務員的要求提出之前，Macierewicz已經花了三個月進行調查，並在法案通過後曾經「組織」（“organizing”）一下清冊，但他所提供的證據仍具有可信度。

「Macierewicz醜聞」，讓波蘭政府直到1998年才脫離「衣櫃中的骷髏」的陰影，由日益與過去威權統治連結較弱的菁英，落實除垢法與轉型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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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Kalepa, Monika, 2010. Skeletons in the Closet: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lsen, Tricia D., Leigh A. Payne, Andrew G. Reiter, 2010.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Balance: Comparing Processes, Weighing Efficacy. Washington, D.C. : U.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