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發展的十字路口

◎ 吳峻鋕／台灣大學政治學博士、新竹教育大學通識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政治科學新書介紹
《遲到的新中國：價值觀的競爭與結構變遷》
作者：吳峻鋕
出版社：致知學術
出版日期：2016-07-27
ISBN/ISSN：9789865681555

本文上篇〈遲到的新中國：價值觀的競爭與結構變遷〉提到，中國的新世代民眾當中，民主價值觀擁有者正在成長中，而且將與傳統價值觀分庭抗禮。然而，傳統的價值觀仍然具有相當的強固性。即使是在新世代中仍有一定數量的儒家文化的贊同者，還未形成全面性的變遷。本文改寫自《遲到的新中國》一書當中的第八章第3節，

圖片來源：C.C. by Mike Beltzner

由於世代交替與價值觀變遷，中國的進一步發展已經到了新的十字路口。但除了社會面價值觀結構的整體改變外，尚有國家機器與之互動，實際的發展應該將這兩者互動的結果而論。因為問題的複雜性，熟悉中國的研究者，通常也會對於未來發展提出幾個可能的推論。¹

壹、中國政治改革的辯護

由於中國的政治改革遲遲無法朝向民主化轉型，許多批評中國政治改革停滯或是緩慢的論點也隨之發酵。可是也有許多的觀點認為這些看法過於武斷或是西方中心論，著名的中國研究學者鄭永年的看法可以做為代表。

鄭氏從三種解讀或觀點說明這些看法，首先是強調中國政治改革的漸進性與次序性。前者的目的是化解改革所帶來的多重壓力，冒然地進行改變會為政經環境帶來不可逆料的後果。後者是指中國的改革應該從經濟到社會再到政治，政治改革階段的到來，應取決於社會改革和進一步的發展。²其次是指出民主在許多非西方社會並不一定獲得成功。民主需要許多社會經濟條件的配合，目前中國則未達條件。³最後，中國目前的政治模式並非完全沒有民主，而是已經在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化道路上。鄭永年教授提出兩點，包括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基本動力已經出現，以及中國已經找到較為可行的實現民主路徑。前者指的是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社會與心理因素的開放，後者則強調中國目前正在實行「黨內民主」、「人民民主」、「參與式民主」以及「協商式民主」等等，創新制度的民主實踐。鄭永年的重要論點之一是，中國政治改革必須「國家制度建設在先，民主政治在後，國家制度要透過各種改革來得到建設。」 ⁴

這些看法都展現了中國對於西方憲政民主的防禦性質，呼應了中國目前的政治現狀。北京當局既要維持共產黨一黨專政，又要回應世界上主流民主價值的挑戰，必須有一套論述說明體制正當性的基礎，又可彰顯其制度的合理性。⁵可是，從本文的發現中，證實了中國新世代的價值觀已經發生變遷，對於政治支持的內容也因為價值觀差異而分歧，持續拒絕朝向民主化政治改革的發展終究會遭遇到來自社會壓力，前述對於民主改革滯後的各種防禦性說法將會受到挑戰。

貳、價值觀變遷的可能發展

關於中國新世代價值觀的變遷，目前仍在發展之中。由於改革開放的社經結構變遷，中國民眾的價值觀結構從年長世代中的傳統儒家價值觀群體獨大，演變到目前的新世代中，民主價值觀與儒家價值觀群體比例相當的現況。唯演變仍在發生中，未來中國價值觀的可能變化，應該同時考慮競爭性價值觀的互動情況、以及政府在政治社會化過程中的角色兩方面。筆者認為應該會有四種可能結果，包括了全盤西化、伴隨政治技巧的現代化、中國模式、以及新威權主義。

第一種是快速全盤西化的結局，這是建立在政府對於價值觀內容不加干預或導向民主價值方向，以及社會上關於傳統儒家價值與民主價值之間的競爭不再是政治文化的主要爭議時。那麼，社會上的價值觀將會循著現代化理論的軌跡持續向民主價值傾斜，經濟發展的結果將可以帶動一個社會快速從傳統走向現代。可是在中國，首先由政府冒然進行朝向民主的價值觀變遷固然與現實不符，社會上仍然有佔大多數的年長世代保持著傳統儒家觀點，想要短時間排除這種爭議並不現實，何況就算在民主化的日本、南韓跟台灣，儒家文化對於大眾仍保有一定的影響力。

第二種價值觀變遷的可能途徑來自鄧小平經驗的遺緒，即是伴隨政治技巧的現代化。如果政府中的改革派取得優勢，或是有一個具有強大政治領導力的魅力型領袖做為主導，加上對於新興世代中民主價值的信仰與適當的政策。那麼發生在中國1979年之後的巨大變化可能進一步深化，被引導到更重視自由與人權的道路上，並維持整體的穩定。不過，這需要高度的政治技巧，一方面在中共內部可能的權力鬥爭中取得勝利，同時也要克服來自右傾與左傾的意識型態挑戰。

第三種可能是發展出中國模式的民主價值觀。這裡所指的中國模式，與目前被提到包括威權主義與市場經濟有機結合的中國模式不同，而是一種儒家價值成功現代化的形式，排除掉原先在儒家文化中有礙民主發展的基本理念，並因應現代社會的需求重塑其意義。要達成這項轉變需要的是當世儒家學者與民主理論學者的合作，以強大的創新能力對傳統儒家價值進行改造。不過，以研究儒家文化及中國歷史聞名的列文森 (Joseph R. Levenson) 認為，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⁶

最後一種可能性是新威權主義，這是以政府的強力介入做為背景。以北京當局目前的治理能力與掌權決心，基本上仍然可以主導民眾的政治社會化過程，甚至是對大眾的政治溝通進行管制。如果它們想要無限期延長執政的時間，除了持續維持經濟成長、提供合理社會重分配外，以價值觀內容來形塑合法性的手段也屬必須，內容可能是新型態的威權主義。可是，這將與目前新世代中已經萌芽的民主價值觀群體發生矛盾，該項措施是否成功，需視這群新世代的動向而定。

圖為2005年的反日大遊行，群眾聚集在日本大使館前。來源：C.C. by Mitch

參、中國民主化發展的結局

這個部分我們將討論可能的中國民主化發展結局，這裡並非指政治發展的所有情況，而是建立在民主價值觀在新世代逐漸立足的條件下。除了新世代的價值觀變遷與政治支持改變會對改革帶來壓力外，我們還必項考慮來自國家與社會方面的樣態，以及它們之間的互動。國家層面的樣態，需要關注的是保守派與改革派之間 (如果出現立場差異的話) 的聚合關係；在社會層面，值得觀察的是社會上的新興力量是否具有相互串聯的可能，或是只能是原子化的碎裂。根據這些變數，我們也可以推論出四種可能的發展，包括自上而下的民主化、上下層相互合作的民主化、爆裂性的民主化，或是走上國家主義狂熱。

首先，不論社會是串聯的或是原子化的，如果原來的政府部門出現了保守派與改革派的分歧，並混合權力鬥爭的需求。面對社會上逐漸成為主流的民主價值觀群體，援引社會力量進行政治訴求十分可能。這時，公民中的價值觀差異所形成政治支持分歧也很有可能進入權力場域，如此就進行菁英轉型模式，自上而下進行民主化，菁英分裂後加上社會力量的整合，為了重新確立政治與社會生活的規則而進行公共談判。

第二種情況也是相對平和的，而且民主化結果可能更為穩定與深化。國家方面雖然仍然是團結的政治菁英，但社會的新興力量得到某種空間進行集結與串聯，執政黨與在野黨的型態逐漸納入政治運行軌道。可能會有幾次大型的群眾集會，但結局仍然是鎖入民主的進程。這可以說是上下層相互合作的民主化，行動者的兩造分別是團結的政治精英與逐漸成熟並聯合的社會力量。

第三種情況出現在執政當局因無法克服治理危機而逐漸喪失其正當性，政府逐漸衰弱而不自知，也沒有應對之道，只能短期壓制社會上因為結構變遷而出現的矛盾。此時社會上雖然新興力量出現，但因為受到限制而缺乏有效整合，呈現原子化碎裂的狀態。這時的社會將十分緊張，因為一旦頑固的保守派政治菁英無法處理政治危機，新興的社會力量將可能發起爆裂性的民主化運動促其垮台。因為權力碎裂缺乏整合的政治權威，民主化後的中國有可能陷入更大的混亂。

第四種情況可能是政府逐漸失去政治信任與制度正當性，但為了持續保有權力與防止社會力量的反撲，強化民族主義論述做為政治支持的來源成為可能選項之一。不過，如果謝淑麗 (Susan Shirk) 所提醒的，「為了鞏固共產黨領導，維護改革開放的社會秩序，中國領導人不得不祭出民族主義，以做為動員力量。在這種民眾的狂熱情緒中，正是一刀兩刃，尤其是在面對主權爭議的問題上。」在謝淑麗看來，最有可能造成某種失控局面的是糾結著濃烈民族主義情結的對日、台、美關係上。⁷其結局有可能步上德國、日本等在二次大戰前夕霸權崛起的後塵，陷入國家主義狂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