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2016年立法會選舉與新界環境政治的匯流

◎鄭肇祺／加拿大卡加里大學人類學博士候選人

 

序言： 環保界的聯署宣言

2016年9月9日，香港的環保界發起了「停止暴力威脅 堅守環境正義」的聯署行動（將於9月13日結束），從分享出來的訊息看到，「由中午開始短短六小時，已有超過86個團體及1621個人響應」。 ¹聲明當中提及了「每個人都有健康生存的權利、免於恐懼的自由以及與大自然和平共存的生活」及「我們支持的，絕不止是朱凱廸個人，而是他所堅持的價值和城鄉郊共生的綠運綱領」兩個重點意見。本文整理及陳述從環境運動角度來看的新界環境政治，從而分析2016年立法會選舉如何成為香港三十年來的農業發展及運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時刻。

 

作者攝

 

新界農業環境變遷

現在我們稱的香港，可以分為三部份。1841年及1860清朝對英國的兩場敗仗後，割讓香港島及九龍半島予對方。界限街以北的「新界」，包括離島如大嶼山，則是在1898年以99年為限租借予英國。當地村民曾抵抗英國接收新界，在20世紀時和殖民政府屢有土地糾紛。殖民地政府以在新界丈量土地的資料，給予1898年前持有土地的宗族「原居民」身份，之後立村的為「非原居民」村。²在20世紀中國政治動盪時期，數以十萬計的移民逃難到香港，因為都市住屋環境及工作機會缺乏，加上糧食供應為政策重中之中，政府在1950年代時空投單張，鼓勵到新界租地耕種，以現今的社會、政治分類來說，這些移民也屬非原居民。

 

圖片：香港簡圖（作者提供）

 

自二戰以後，新界原居民出現移民潮，以脫離窮困的鄉村生活，亦因此出現大量稻田可租予新的移民進行耕作。難民、移民以朋友、親戚網絡，進入新界，以蔬果、雞豬、花卉等經濟作物，支持家庭收入。當中，由富商嘉道理家族成立的嘉道理農業基金，及另一個約瑟信託基金，在發展農業所需的水利、種苗等，提供了慷慨的協助。 ³在1960至70年代，可說是新界農業的黃金時期，透過政府蔬菜統營署及菜站系統，以及其他肉類供應的渠道，新界農民支援了香港的經濟發展。因為菜價不俗，農民的家庭經濟也逐步改善。不過，由於80年代起中國開放出口大量農產品到香港，加上自由貿易的擴張，以及從事農業人口老化及減少（從1971年的34,000人下降至2011年的5,800人），因此香港的農產品自給率一直下降，至2000後，香港的本地蔬菜供應約為2%，而1980年的本地菜與進口比例為8:2。⁴

 

表一：香港農業變化 (1963-1994)

年份	蔬菜及花卉種植面積 (公頃)	廢耕農地面積 (公頃)	全部面積(公頃)
1963/64	3,335 (只列蔬菜)	955	13,618
1973/74	4,258	3,484	12,723
1983/84	2,760	4,110	9,630
1993/94	1,600	4,040	7,900

資料來源: 漁農署年報 ( 1963/64, 1973/74, 1983/84 and 1993/94) ，筆者整理於 Cheng (2009)。⁵

 

另一個與香港農業衰退息息相關的是土地問題。簡單而言，在1898年後，原居民是可以自由買賣其土地，二十世紀中葉起，政府意圖在新界建立衛星城市，解決都市土地及人口問題，因此新界就成了其與原居民及發展商（開發公司）的角力場。一些非原居民村進入由原局民控制的鄉議局網絡，也參與了這場角力。其他非原居民，他們的土地多為租用的，在九十年代前，農地價格相對廉宜，但農民多選擇以長期口頭合約的方式使用，而非購買。他們的農舍，雖然逐漸在用料上有所改善以變得堅固，但由於在政府紀錄上屬於「寮屋」，如有拆遷，賠償金額可低至數千元。在1981年政府進行寮屋的普查後，新建的寮屋屬違法建築。直到2008菜園村事件前，這些非原居民散戶在政治上只能依附在鄉村的原居民網絡。在土地利用上，除了因農業減少而造成廢耕外，都市化以及自1980年代生發案引致新界農地被改為貨櫃場等高污染活動， ⁶當中的利益關係，使政府、一些銳意從中獲利的原居民、以及發展商從對手變成盟友，促使了香港可從事農業活動的範圍的大幅縮減，也導致了一群以環境保護、綠色生活、農業復興為主軸的運動者，在過去三十年間成為一個時以分散、時以集結的社群。

 

有機農場及寮屋，作者攝。

 

上述的鄉村、土地、農業及政治結構，緊扣而成了2016年新界選舉的多元聲音及緊張脈動，以及近日的朱凱廸事件，並環保界的發聲。在理解什麼是「他所堅持的價值和城鄉郊共生的綠運綱領」時，筆者認為要從整個新界農業運動的發展去切入，方才能分析為什麼朱先生能高票當選而同時收到人生性命的威脅。

 

從反核到慢熱的有機運動

筆者碩士研究有機運動 (2007-2009) 時，聽說過一些在八十年代嶄露頭角的環境運動先鋒，都以1986年的反核運動為首個參與的事件，亦有部份人在八十年代初期已開始引入有機耕種的資訊，並進行實踐。若以綠田園基金會 (1988) 的成立為起點，香港從下而上的有機運動已經持續快三十年。與2010後的農業土地運動相比，筆者認為有機運動較為偏向綠色生活運動，即為從生活節奏、消費、甚至從事餘閒、兼職或專業生產，利用有機食物回應社會的各種議題，包括環境、食物安全、性別分工、社區關係、貧窮、人口老化等，都可散見於不同社會福利、商業及環保機構中。各種的參與者，不少同時關注數個議題，並同時具有不同身份。相對政府，他們處理議題時較有彈性，如2008-09年反基因改造木瓜的小型運動中，及前後的種子保育討論，各單位的合作是短暫，但溝通緊密，同時個別團體會在有興趣的議題上繼續發揮，使其一直發酵。

 

無基改種植聯盟參與2011年七一遊行，作者攝。

 

在處理和新界土地相關的問題上，有機運動參與者在筆者研究期間，一直意識到問題存在，尤其是有機農夫在找尋未受污染的泥土、水源的農地的過程中，往往會遭遇到地主租出意願不高的問題。加上九十年代後農地有價，要長期租用同一處農地非常困難，購買土地更不可能，租金也因個人、團體對農耕的需求以一直上調。換句話說，可供有機耕種的土地，受困於各種因素，並非具有理想的小資本的行動者能覓得合適的土地，實踐長期耕種的計畫。在這場相對溫和的運動中，漁農及自然護理署一直扮演重要的仲介角色，建立有意耕種人士及地主的溝通渠道，一些對環保、鄉郊生活持直面意見的地主，也樂於把田地租出。可是，能找到理想的農地耕種，仍是困難重重。

筆者沒有收集有關2008年立法會投票的田野資料，除了尊重受訪者在投票上的隱私，同時也是由於當時社會對農業相關的問題意識沒有出現。相對於農業上各種政治，就筆者和不同人士聊天時的觀察及感受，有機運動參與者多以其生活上的需要、以及候選人的政績作考量，決定在選舉上的投票意向。順帶一提，有機農業團體、個人在立法會選舉的漁農界功能組別上，並沒有投票權。在這個狀況下，筆者所形容的慢熱，也是指新界農業議題在2009年前，一直屬於小眾的話題及處理對象，縱然假日有機農墟（市集）出現、電視節目相繼報導農夫故事、以及週末採摘士多啤梨（草莓）活動興起，都市選民及議員並沒有對農業的政治生態予以關心。

慢熱的有機運動也帶來了農業的轉型。香港政府在2000年正式把有機農業列入政策範圍，協助農夫轉型。另外，以食物安全、環境保護及本土生產為前提的農業，也在中國食品事故頻生的情況下，逐漸引起香港市民的關注。筆者認為，這場從1980年代開展的生活運動，除撒下了種子外，也作為了養份，供應2009年後強而有力的農業運動。

 

各個運動的匯流

2009年菜園村事件爆發，受興建高鐵香港支線而影響的石崗菜站（後稱菜園村）的農民，因不希望其寮屋被拆、鄉郊務農生活被取代，在投身都市保育運動的朱凱迪等人協助下，成立關注組（村民）及支援組（運動者），反對收地、拆村。過程中，兩個小組合作和原居民代表、鄉議局、區議會、立法會議員開會，並動員學者、社會運動網絡、媒體等提出替代方案，反對港鐵及香港政府犧牲這群在同一土地上生活了50年，經歷不少於三代的非原居民。這事件後來引發2010年初的反高鐵運動，號召了過萬人包圍立法會，並把立法會建制派、政府、港鐵（身兼鐵路公司及發展商）及鄉事派的利益等公緒於世，雖然議案通過，運動功敗垂成，但也成為日後一些社會運動參與者的啟蒙運動。

 

2011年菜園村的收地事件，作者攝。

 

高潮過後，新界的農業、土地議題成為更多人了解香港社會、政治問題的切入點。除了朱凱迪等成立的土地正義聯盟，協助菜園村搬村及介入新界土地政治外，新界東北、南生圍、豐樂圍等土地發展，都獲得了數以千計的人持續關注、參與。另外，本土研究社的成立及多個以土地規劃為重點的民間研究計劃，以及各個民間研究者（如朱凱廸、陳劍青、林芷筠、劉凱龍、鄒崇銘等），都以筆代耕，提供政府、發展商以外的論述。有機運動團體及環境保護組織相應也在土地問題上聯合發聲，提出「沒有本地農業，那有本地漁農美食嘉年華」及「農地農用」等口號，同時在各自團體上加強樸門(permaculture)、回收工藝 (upcycling)等的實踐，這些加強了的社區、個人連結，當為2010年新界農業運動的新現象。

 

2011年本地漁農美食嘉年華中的示範活動，作者攝。

 

2016選戰: 從新界到城鄉的政治生態

2016年立法會選舉選戰，在近年香港面對中國政治介入的憂慮，以及2014年雨傘運動前後政治光譜的分散等因素影響下，一開始的焦點放於香港獨立、泛民主派分裂等民主議題。朱凱迪參選新界西地方直選，從了筆者的同溫層外，似乎並沒引起大眾的關注。在第一個民意調查時，朱的支持度為2%，他亦因財缺，需求發起小額（港幣999）的群眾募資（眾籌）作為參選經費。雖然筆者身在國外，未能參與觀察，但從網上報導及朋輩網絡中跟進，可以看出這些年來參與環境、農業運動的人士都發揮創意，或是加入助選，以單車、重用的物資等打了一場另類選戰，或是在不同階段予於支持 (endorsement)。⁷朱的政綱，超越了新界及農業政治，涵蓋了墟市、民主、香港前途自決等，反映其城市及鄉郊保育運動者的背景外，也嘗決從自決的角度去帶給香港市民願景。

 

2010年時任漁農界議員被指責出賣港人，作者攝。

 

9月6日的選舉日後，朱凱迪獲得超過八萬票，成為票王（雖然其本人不喜歡這稱號）。筆者沒可能了解八萬人的個人投票原因，網上分析也多不勝數，但筆者認為這突顯了本文初提及的聯署聲明中「我們支持的，絕不止是朱凱廸個人，而是他所堅持的價值和城鄉郊共生的綠運綱領」這句話。在二十世紀到現在，新界的政治生態一直在轉變，結合Agrawal (2005)的Environmentality及James Scott (1999)的 Seeing like a State理論去分析國家與社會的互動，⁸筆者認為香港市民把世界環境、民主、社會運動培養出來的視角，透視本地農業變遷，理解了環境保護的重要性，並發現其與管治、政治及個人的連結。在這個過程中，政權的權力在生活大小部份的滲透，並不足於塑造一個又一個的順民，由於個人的意志及從生活上的學習，促成了一場從生活到政治表達都含有反抗意識的運動。因此，政權、商家、甚至目前的既得利益者 (如部份原居民)的勢力擴張，不一定為香港帶來絕望，而這群香港人就如Tsing研究松茸與人的互動中提及，⁹了解受破壞後的廢墟 (ruin)，我們需要的是保持希望(hope)。

從新界的政治生態學出發，我們可以理解，目前朱凱迪受到人身安全的恐嚇，確實是如聲明上「每個人都有健康生存的權利、免於恐懼的自由以及與大自然和平共存的生活」的立場息息相關。如果因為社會結構中的暴力控制不了人心，而取緒於行動上的暴力的話，民心的向背就更加呼之欲出。在香港，種植一棵蔬菜，是一場政治、經濟、社會、生態的角力。但願未來，那只是一棵單純健康又美味的新界油菜。

 

※本文於2016年9月10日由菜市場政治學網站上載，作者授權非營利團體直接全文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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