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炘延／愛丁堡大學政治暨國際關係系博士候選人
書評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History, 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作者：Barry Buzan與George Lawson
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日期：2015
圖片來源：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網頁
前言
自2012年秋天留學蘇格蘭以來，我始終對取徑歷史社會學的國際關係研究深深著迷。2015年二月，當我到紐奧良參加國際研究協會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ISA) 的年會時，恰巧碰上一個圓桌論壇以當時甫出版的這本書為主題，邀請兩位作者以及許多學者進行討論。趁著這個難得機會，我溜進了會場，窩在角落裡，像是溜進佛山金樓，偷看宮寶森與葉問過招那樣的感覺。
至今，我仍難忘那場討論對我的震撼。
這兩位作者之一的Barry Buzan，台灣的國關學生應該再熟悉不過，尤其是從事非傳統安全研究或英格蘭學派 (English School)研究的學生。印象中，他多年前訪台時，還曾受邀到政大進行演講。而另外一位George Lawson，台灣學生或許可能比較不熟悉，但卻是這幾年在不列顛國際關係學界中的重要人物，尤其是從事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研究的人，幾乎無法忽視他的文章。Lawson的博士論文「協商革命」(Negotiated Revolution) 師承長期關注革命與國際關係的學者Fred Halliday，並且由Routledge於2004年出版。這十多年來，他也陸續發表了一系列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的期刊文章，除了延續歷史社會學的討論之外，也試圖喚起國際關係學界對此研究途徑的注意。1
但是，究竟是什麼機緣開啟了Lawson從事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研究的旅程，以及他與Barry Buzan共同創作本書的動機與背景為何？透過此書，他們希望告訴大家什麼？
懷抱著這些問題，我趁著今年冬天南下倫敦蒐集檔案的機會，特地拜訪了Lawson，並與他進行一段訪談。然而，雖說本文名為書評，但它並非制式的評論，也非鉅細靡遺的訪談稿，更非一篇新書的摘要。它或許比較像是一篇介紹本書知識生產過程的雜記。因此，許多專有名詞的定義，以及因本書而起的學理爭辯，我僅在註腳中留下線索，讓讀者們按圖索驥。我的動機很簡單：比起給讀者答案，我更希望引起大家的興趣，並讓大家帶著各種疑惑，找個機會翻翻這本書。2
George Lawson教授。圖片來源：LSE教學影片截圖
一段知識游牧的旅程
若有一個名為國際關係研究的知識部落， George Lawson並不是成長於此。他就像是游牧在歷史學、社會學與國際關係研究部落之間的旅行者，在這個旅程之中尋找自己的學者認同，不停地與各個部落對話。
成長於倫敦，在1990年代初期，Lawson進入曼徹斯特大學攻讀歷史系與社會系雙學位的時期。此時，他開始對如何透過社會理論的視角，重新思考歷史變遷，開始產生興趣。大學畢業後，他曾在Macmillan出版社短暫地工作一年，隨後便進入倫敦政經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LSE)的政治社會學碩士班。據他表示，這個課程在許多早期任教於LSE的歷史社會學者們的影響下，奠定了基礎，如：Ernest Gellner、John Hall與Michael Mann等。這段碩士班的經歷，也點燃他對歷史社會學研究的熱情，不斷刺激他思考如何在世界變遷的宏觀歷史中，解釋西方的崛起、資本主義與國家之間的關係等議題。在碩士班期間，他修習了由Fred Halliday與Anthony Smith開授的兩門課程，分別討論革命與民族主義。此時，他也開始發展碩士論文的構想：從理論面向，探討1989年發生於中東歐的政治變遷。1999年，他返回LSE，並且以碩士論文為基礎，進一步發展其博士論文，比較捷克、南非與智利，探討在國際秩序劇變下，這些國家的政治與社會變遷，並進一步思考在後冷戰的時期，我們如何重新理解革命。
然而，Lawson很談坦白地表示，在博士班期間，他只是純粹對自己的研究很感興趣，也很享受與其指導老師Fred Halliday共事的時光。對於未來是否留在學術界，他其實一開始沒有太多的計畫，直到Halliday鼓勵他將學術工作做為未來生涯規畫的選項。不過，就像是絕大多數甫畢業的菜鳥博士一樣，他並未在取得學位後，立即找到正式的永久教職，而是留在LSE擔任教學人員與博士後研究員。不久之後，他進入倫敦大學Goldsmith學院的政治系任教，並開授國際關係理論課程，並於2007年返回LSE任教。作為一個非傳統國際關係研究背景出身的歷史社會學學者，Lawson總是對國際關係的傳統辯論深感興趣，並且思考這當中歷史與社會理論的角色。我問道，作為非出身於傳統國際關係社群的研究者，他如何在其中主流的研究社群裡，定位自己的研究與認同？Lawson不諱言地表示：
「這是一個困擾的問題，尤其作為一個學術工作者，我們似乎都需要某種學術 認同 (scholarly identity)。然而，我不是來自傳統國際關係的背景，對國際關係研究來說，我像是個陌生人，但卻最終落腳於此學科。我找尋著什麼才是自己的學術認同，或許，我就是歷史社會學者：就如同Fred Halliday與Justin Rosenberg那樣。」
當Lawson再次提到Halliday與Rosenberg的名字時，我想起新書的序言中，Lawson與Buzan感謝這兩位學者如何影響這本書的誕生。我好奇地追問，究竟Halliday如何影響他，就像我曾經對自己的指導老師問過相同的問題。畢竟，對我來說，Halliday不僅僅是位已逝的學者，他的名字也經常地出現在我與指導老師的對談間，驚奇地出現在我與曾參加1960-70年代海灣革命的政治運動者的訪談裡，當然，更不時地出現在我撰寫論文的過程中。他不僅是一個充滿傳奇色彩，極具語言天分的國際主義者，也是一名活躍的公共知識份子。但是，在傳統國際關係研究學者的眼中，他卻是個帶有濃濃左翼色彩且具爭議的學者。
談起接受Halliday指導的那段日子，以及後來他與Halliday過世前的那段情誼，Lawson說：
「直到現在，甚至幾乎每天，當我思考任何國際議題時，我都會問自己，如果Halliday還在，他會告訴我們什麼？對我來說，他不僅指引了我倫理道德上的方向，更指引了我智識發展的路。」
的確如此，Halliday的研究，除了爬梳著歷史與社會理論的問題，也同時思考著規範性的倫理問題。他的國際關係研究不是實驗室的科學研究成果，而是建立在他對歷史的敏銳度，人類社會的熱情與關懷，並誕生於他遍及第三世界的足跡，不論是中南美洲的貧民區，阿曼(Oman)山區的游擊隊，南葉門的社會主義陣地，或是巴林(Bahrain)人民運動的廣場。對Lawson來說，他不僅繼承著Halliday的研究關懷，也延續其認為十九世紀是現代國際關係發展轉捩點的主張。
巴林的抗議行動。圖片來源：VOA News。
除了Halliday之外，Lawson也談及Rosenberg的影響。對Lawson而言，這本書不僅呼應Rosenberg長期關注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的研究議程，尤其是國際關係中現代性(modernity)的問題。同時，這本書也引用Rosenberg十多年來嘗試理論化Leon Trotsky的「不平衡與綜合發展」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概念的研究成果。3在這本書的創作過程中，誠如Lawson表示，Rosenberg也經常與他和Buzan交流許多意見，他們反覆地問著：為什麼許多主流國際關係理論中，極少討論十九世紀這個充滿遽變的時代？從歷史社會學的視角，我們如何重新理解十九世紀的國際關係？
全球轉型：漫長且關鍵的十九世紀
簡言之，這本書是取徑歷史社會學，反思國際關係中現代性問題的著作：一個重要的問題，經常在許多人文社會學科的研究中出現，但卻鮮少在國際關係學科中被探討。
本書嘗試論證，十九世紀是一個開啟全球轉型(global transformation)的過程，並重塑國際關係的關鍵世紀。作者們延續Eric Hobsbawm所著三部曲的「漫長十九世紀」(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的討論，認為這個世紀不僅乘載著十八世紀末期幾場發生於美洲與歐洲的革命遺緒之外，也影響著後來二十世紀國際關係的發展。在十九世紀的這段期間，西方國家所主導的工業化、理性國家建程(rational state-building)與各種意識形態發展的進程，連鎖地構成一種新的權力模式(mode of power)。這種權力模式，作為複雜的社會力量，推動著國際關係的發展，並將原有多中心(polycentric)的全球秩序，轉型成為一個以西方為主的核心與邊陲秩序：一個具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特色的國際秩序。
然而，有別於許多學者認為「現代性」乃伴隨歐洲文明而生，進而透過帝國主義的殖民競爭與擴張……
【繼續閱讀本文下篇】
- 簡單來說，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與既有主流國際關係研究的差異在於，前者重新強調國際關係研究中的歷史性與社會性，除了將歷史置於研究的主體，並從社會理論的視角，宏觀地探討歷史變遷與國際社會秩序轉型的關係之外，也重新定位後者長期二元劃分國際/ 國內，物質/ 理念的研究議程。自1980年代起迄今，歷史社會學已經歷過不同時期的爭辯與發展。然而，就Lawson觀察，這些爭辯與發展的成果，甚至是歷史社會學與國際關係研究間的對話，大多出現在美國以外的國際關係研究社群之中。這幾年，台灣國際關係學界也有一些文章探討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請見余家哲、李政鴻，「歷史社會學與國際關係理論的交會：歷史社會學的國家理論」，政治科學論叢，2009年，第40期，頁127-152；汪宏倫，「歷史社會學」，收錄於包宗和主編，國際關係理論，台北：五南出版社，2011年，頁259-586；郭雪真，「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理論的發展與評析」，問題與研究，2013年，第52卷，第3期，頁63-96；郭雪真，「評析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的’國際系統’觀點」，問題與研究，2015年，第54卷，第2期，頁33-65。 ↩
- 本書中譯版預計在今年夏天由浙江大學出版。 ↩
- 此理論概念，據Justin Rosenberg表示，最初由Leon Trotsky在其所著<俄國革命史>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第一卷第一章中被提出。雖然，此概念並未在此時理論化，但Trotsky使用此概念解釋了二十世紀初期俄國特殊的社會結構，如何在社際關係的歷史動態發展下所形成，並且導致1917年的俄國革命。Rosenberg認為，此理論概念重新探討了國際關係與全球資本主義發展的關係，可被視為探討「國際性」的國際社會理論。目前，作為國際關係學界的新的研究議程，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理論已經被許多學者用來探討非歐洲地區資本主義起源的問題、地緣政治與資本主義之間的關係、革命、反思歐洲中心論、現代性的問題等。然而，此理論概念仍有有其內部爭辯，如：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理論是否僅僅為解釋資本主義時代的概念，還是一種超越歷史且具普遍性的抽象概念(transhistorical general abstraction)？不平衡綜合發展理論是否只是馬克思主義傳統的產物，還是對古典社會理論的修正？它究竟可不可以被看做是理論，抑或僅是一項歷史研究的假說？有關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理論的相關文獻，請見https://unevenandcombineddevelopment.wordpres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