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法院」會讓人民更加信任司法嗎？台灣民眾的司法信任度實證分析（下）

◎許菁芳／多倫多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羅巍／多倫多大學政治學博士生

 

司法改革國是會議如火如荼進行的此刻，如何打造更加親近人民的法院，可以說是所有關心司法系統的公民念茲在茲的問題。畢竟，台灣人民對法院的信任度低，¹是長期存在而且令人警覺的社會現象。

為了提供國是會議更多討論的材料，也為了促進法與社會的知識普及，我們使用台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http://tadels.law.ntu.edu.tw/）提供的「台灣法律與社會變遷調查」資料，進行分析。²在這份資料當中，人們對法院的「滿意度」跟「判決公正」的評價是我們認為最可以用來分析「司法信任度」的操作化變項。本系列上篇文章分析了參與法院活動與司法信任度的關係，我們發現，民眾愈是參與法院活動，對司法的信任度愈低，這似乎跟我們所預想的假設不太一樣。本文接續這個討論。

 

位於美國俄亥俄州Athens地方法院外的正義女神雕像。來源: C.C. by Sarah Hina

 

問題2：民眾是否參與過法院活動，會影響他們對法院判決公正的看法嗎？

答案：同樣的，「參與法庭活動」也會對法院公正度評價產生顯著的負面影響。與律師接觸過的效果也類似，同樣是負面的影響。不過與上一題略有不同的是，我們發現高教育背景的因素³的解釋力更加突出：年齡愈高和受教程度愈高的受訪者，愈覺得法院判決公正，雖然差異並不是特別大。

由於教育程度在上一個命題中並非顯著的影響因素，我們想多瞭解教育對法院判決公正的影響。我們同樣做了預測機率的分析，發現教育程度大學以上的受訪者的確比其他受訪者更認同法院一些。不過，如上所述，差異並不是非常大。

 

 

這讓我們進一步意識到，對法院滿意度與認為判決公正是兩個不同的意見維度(dimension)！ 有好些人的「滿意度」與「判決公正」有相異之處：有大約一成五的人雖然不滿意法院，卻覺得判決公正。反過來說，也有大約一成的人覺得判決不公正，卻對法院感到滿意：

 

註：括號內百分比為佔全體受訪者的百分比

 

從這兩個面向些微的差異中或可進一步提出一個重要的假說：人們對法院制度與法院表現的評價是有差異的。有些人相信法院制度，卻否定法院的表現，反之亦然。這一點在台灣法律的變遷脈絡中頗為重要。因為人們對法院的表現可能會受到特定爭議案件影響，但相信法院作為值得信賴的制度是法治深化非常重要的一項指標。如果台灣人民對於法院作為制度的信任度逐漸上升，只是因為特定爭議案件或人事感到不滿，那麼，對台灣的法治發展實在是一樁好消息！不過，參見調查問題，我們無法論定究竟哪一個問題是想要問制度信任度、而哪一問題是想要受訪者評價法院的表現。現在我們也還沒有長期追蹤的資料可以針對重大司法事件的時序做出分析。這都是有待將來研究進一步釐清的問題。

 

看完了參與法院活動與滿意度或公正度評價的關聯後，我們要問的下一個問題是：人們的滿意度會隨著時間改變嗎？

雖然2014年的法律與社會變遷調查裡也有繼續追蹤對於「法院滿意度」和「判決公正」這兩項問題，但卻少掉了參與法庭經驗這項影響因素。因此，我們無法測驗上述兩個問題在五年之後的變化。

不過，直觀地看，受訪者對於司法體系的評價在短短幾年有負面發展的趨勢。法院滿意度在09年的平均為1.92分，但到了14年則降到了1.50分⁴，對於法官判決公正的評價則從09年的2.05分掉到14年的1.61分。

下面的視覺化圖表更能顯示出評價分佈的變化（紅色虛線框框為2009年，藍色區塊為2014年）：在受訪者人數接近的情況下⁵，2009年還有許多人認為「還算滿意」法院，也覺得法官判決「還算公正」。但是到了2014年，此二選項的支持度卻大量流失。同時，不滿意以及認為法院不公正的人數都增加，增加幅度也相似。不管2009年當時的支持度是從何而來，五年之後，人們對法院的支持度的確下降了。

 

 

 

當然，我們也必須指出，由於我們只有這兩年的數據，因此我們無法推斷這樣的滿意度波動顯示了什麼樣的趨勢。有可能趨勢是下降的，而2014年數據反映該趨勢；但也有可能法院整體信任度趨勢上升，2014年是例外。我們仍然需要每年的意見調查與長期追蹤，才能做出更多分析。

 

接下來我們的問題4是關於：法院評價的年齡差異

近日，世代差異逐漸浮現在法律人內部。比方說，當司法國是會議的委員批評司法官的期別文化時，許多較年輕的法官與檢察官們紛紛為文表示，新世代的司法官在個案判斷上並不會受到資深「學長」的影響。又比方說，同志婚姻合法化是近期最具規模的法律動員行動之一，不管是在立法院或者憲法法庭都有重大的發展。但這個議題在法律人之間出現了顯著的世代差異，最具體的例子是民間司改會董事長林永頌公開表態反對同志婚姻，而引發數位中生代理事辭職、幕僚人員為文批評的事件。

「年齡」究竟帶來了什麼影響？我們在法院滿意度與判決公正的測試當中，也發現，年齡似乎是個有顯著性的影響因素：迴歸模型顯示，年紀大的受訪者傾向相信判決的公正性，而法院滿意度上也有這樣的跡象，雖然證據比較模糊。我們於是決定進一步探索年齡的重要性。

首先，透過下列的分布圖和平滑曲線，不管是有關判決公正或是法院滿意度的資料，圖表都很直觀地呈現了一個向中高齡傾斜的趨勢。（下面這兩張圖，上面這張是對法院的滿意度，下面這張是對判決公正程度的評價）

 

 

 

接下來，我們按照年齡層把受試者分組，分為三年級生、四年級生、五年級生、六年級生與七年級生，然後直接觀察不同年齡層的法院評價。這第一項證據顯示了相似的趨勢：平均來說，年紀愈大的受試者，對法院的評價愈高。但是，五年級生是例外——五年級生在法院滿意度與判決公正兩項指標上都給予相對負面的評價。

 

 

 

平均看來，所有的年齡組別都抱持相對負面的態度：以最高分四分來看，所有組別的平均分數都在兩分左右徘徊。不過，很明顯的是，三四年級生給予法院的評價稍微高一些。相較之下，五年級生給予的評價在「滿意度」與「判決公正」上都偏低。而六七年級生的低評價雖然也很明確，但是受限於樣本數太少，或許不能過度推斷。此處六年級生的評價分數仍然值得注意：在滿意度與判決公正兩項指標上，較年輕的六年級生的評價分數都略高於五年級生。

我們的第二項證據是樣本外預測的模擬概率（out of sample predicted probability）模型。我們以問卷結果推斷出的模型作為基底，要求電腦做一千次的樣本外預測（out of sample predicted probability）模擬，目的在於獲得一概率式的全體猜測，評估台灣不同年齡的受訪者選擇「非常滿意」、「還算滿意」、「不太滿意」、「非常不滿意」等答案的可能性。

模擬結果與上述的傾向是一致的。從下圖可以看到非常明確的趨勢。「不太滿意」以及「非常滿意」兩個選項在所有年齡層的模擬機率都是差不多低的，不過，（一）年輕人會有比較高的機率表示「非常不滿意法院」，而（二）年長者會有比較高的機率表示「還算滿意法院」。另外一項指標「判決公正」，也有明顯的趨勢。同樣地，年長者比較容易覺得法院判決「還算公正」，而年輕人比較容易覺得法院的判決「非常不公正」。（由於對法院判決公正度評價的結果是差不多的，此處就先行省略公正度的評價圖）

 

 

綜合以上的分析，有趣的問題浮現：不同年齡層為什麼會對法院持有不同的評價？我們並沒有進一步的資料可以佐證，而只能提出兩項假說。

第一、世代差異：年輕族群可能普遍對權威機構的信任度都較低，因此會傾向對司法體系採取批判性的姿態。⁶也就是說，這個世代差異，可能隨著年齡漸長，對司法的滿意度就會成長。這個推論需要透過長期的問卷追蹤才能確認。

第二、歷史解釋：在2009年的問卷結果中，我們發現五年級生是例外。對照台灣政治轉型的時間點，五年級生在年輕時曾經經驗了劇烈的民主化運動。也許正是在威權正當性逐步瓦解的這個歷史時刻，型塑了他們對於司法體系的批判態度。不過，這個推測也需要其他年份的調查結果來測試。

 

來源：C.C. by Steve Calcott

 

結論

本系列兩篇文章透過測試2009年「台灣法律與社會變遷調查」的問卷結果，可以簡單總結為以下發現：

• 民眾參與法庭活動會對法院評價帶來負面的影響。具體而言，對「法院滿意度」以及「判決公正」都有負面的影響。而參與法庭的身份（證人、當事人、被告、或其他）對法院評價並沒有統計上顯著的差異。
• 相似的，與律師接觸諮詢也會帶來負面的影響。
• 不同的年齡層對法院評價不同。初步的發現是，年紀愈大愈傾向肯定法院；但是五年級生似乎是例外。
• 教育程度對於「是否覺得判決公正」也有影響：教育程度愈高，愈傾向認為判決公正。
• 「法院滿意度」與「覺得判決公正」是兩個維度(dimension)。但是，它們的關係以及顯示的政策意義並不明朗。
• 比較2009年與2014 年，受試者對法院的評價變差了。

最後，我們希望提出兩點關於司法政策的分析與建議：

第一，本文研究成果所能做出的政策建議只是：參與並不是提升信任度的關鍵解藥。起碼從有限的本土資料裡，我們沒有找到證據顯示參與可以提升人民對法院的評價。至於，我們對於是否推動人民參與審判並無特別的看法。我們的實證發現可以進一步詮釋為「參與對提升法院評價並無幫助」，但是，這並不代表「參與」本身不應該成為政策目的。參與本身可能就是重要的價值，值得成為政策目的，不過，任何形式的人民參與審判造成的影響都是雙向的。會形成什麼影響、而那些影響是否應該成為政策目的則不是本篇文章能夠處理的範圍。而且，可能正是因為現有的訴訟結構會讓參與者在參與後產生負面評價，所以需要檢討現在的法庭活動方式。

第二，年齡是重要的變因，需要更進一步研究。如果佐以其他相關證據而世代假說成立，那麼二十年來進行的法律改革、司法制度變遷並未被個別群體所認識到。換句話說，改革對於已形成的制度既定印象並無太大影響。因此，若人民對司法的信任度真的與他們所經驗的民主化歷史有關，重要的政策意涵是：台灣的司法體系或許應該更積極地考慮轉型正義工程，釐清與評價過去的司法經驗，才能重新被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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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訊作者：許菁芳（chingfang.hsu@mail.utoronto.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