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兆年／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政治學博士、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助理教授
上月（2017年11月）金馬獎頒獎典禮前夕，北京市大興區一處公寓發生火災，中共當局以此為由強行清退所謂「低端人口」（low-end population），造成數十萬外來民工在寒冬中無家可歸。頒獎典禮上，中國導演馬莉獲頒「最佳紀錄片獎」，得獎影片《囚》為弱勢的精神病患發聲，導演也在得獎感言中為同是弱勢的「低端人口」發聲，儘管現場報以熱烈掌聲，卻在中國被切斷轉播訊號。
來源：【多维新闻】金马奖得主直言“低端人口”，直播瞬间被掐断！
本文希望透過幾部電影／紀錄片的視角，簡單勾勒出宰制中國「低端人口」的多重結構，包括社會階級、全球發展不均衡、身分制度、性別文化等。其實「低端人口」並非學術用語，而是中國官方對特定群體的稱呼，明顯帶有階級歧視意味。該詞彙泛指低學歷、低收入、為勞力密集產業工作的勞動人口，通常被用來指涉從外地遷徙到大城市謀生的「農民工」。除了北京之外，許多沿海城市（如上海、廣州等）皆可看見「低端人口」在社會底層勞動的身影。
《天注定》電影海報（圖片來源：http://ilooker.com.tw/news_info.php?ctid=1&id=8298）
內外階級結構
曾獲金馬獎「最佳劇情片」提名的電影《天注定》，以四個中國社會底層故事，具體描繪出「低端人口」（廣義）受社會階級結構宰制的情況。隨著「專制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國出現城鄉發展不均、貧富差距、官商勾結、企業剝削等現象，被壓得無法翻身的社會底層者，被迫挺身對抗不義的結構。山西農民大海，不滿村里工業化過程中的官商勾結，槍殺了貪汙腐敗的權貴們；來自重慶農村的三兒，難忍家鄉落後與社會冷漠，連續劫殺富人以衝撞社會秩序；在湖北桑拿店工作的小玉，為了自衛與尊嚴，刺死以金錢脅迫她作陪的地方幹部；從湖南到廣州、東莞打工的小輝，無法承受四處漂泊及勞動的現實壓力，在任職的某世界500強企業跳樓自殺。其中，從外地到城市打工的小輝，最符合中共當局定義下的「低端人口」，而他在世界500強企業跳樓自殺的情節，咸認取材自2010年台資富士康工廠員工相繼墜樓的事件。這提醒我們關注宰制中國「低端人口」的外部因素。
紀錄片《中國正藍》，以及曾獲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的《棉花》，幫助我們從全球資本主義經濟分工體系的視野，來理解中國「低端人口」的存在與生活。《棉花》第一線直擊中國棉花從種植、採摘、紡織、製成牛仔褲、乃至銷售出口的整條產業鏈，詳細記錄了鄉村棉農、摘棉工、城市紡織工人、紡織廠資方、乃至跨國公司的層層控制關係與互動。《中國正藍》則聚焦在廣東一家牛仔褲代工廠，揭露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真實情況，並描寫年輕紡織女工為世界生產衣服的甘苦歷程。透過這兩部紀錄片的鏡頭，我們可以看見來自歐美的跨國公司代表，致力於砍低產品價格、拉高成交數量、並縮短交貨期限，而搶下國際訂單的代工廠老闆，則轉身要求員工以更低的工資、更長的工時、更嚴苛的工作條件，換取更高的產量，為企業創造利潤。由此可知，「低端人口」的境遇，不僅受到中國社會階級結構的制約，也受到全球南北發展差距的制約。
《棉花》劇照（圖片來源：http://www.dianyingjie.com/2014/1126/2876.shtml）
兩種雙重剝削
蒙受階級壓迫之餘，「低端人口」還分別承受來自制度與文化的兩種雙重剝削。在制度方面，根據吳介民的研究，旅居城市的農民工受到「階級」與「身分」的雙重剝削。「民工」與「職工」不同，後者在國營部門服務、擁有城市戶籍，前者則在私營企業工作、未納入城市戶籍。民工相較於職工而言，不僅工資低，在社保、就業、醫療、養老、子女教育等各方面，也受到歧視性的差別待遇。儘管近年中共當局推出消除城鄉戶籍差異的改革，但真要讓農民工享受與城市居民同等的福利與保障，仍取決於當局投入大量資源的意願與能力。
《中國正藍》劇照（圖片來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5fd5d10100hlrq.html）
在文化方面，《中國正藍》反映出另一種型態的雙重剝削，亦即「階級」與「性別」的雙重壓迫。在影片中，受訪專家如是說道：「大多數女工去了工廠，因為工廠喜歡她們的溫順聽話，因此她們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廉價勞動力。」主角小莉，年僅17歲，尚未完成初中學業，就得為了家計從家鄉四川遠赴廣東打工。另一位主角阿蘭，雖曾考上高中，但為了讓同時考上大學的哥哥繼續唸書，只好放棄升學機會進城工作。更令人震撼的一幕是，一位女工因為懷孕，「不例外」地被工廠解雇。作為「廉價」且「溫順」的勞動力，女工可說是「低端人口」中的「低端人口」。
來源：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271950
透過電影和紀錄片，我們得以窺見中國「低端人口」長期蒙受社會階級、全球發展不均衡、戶籍制度、性別文化等多重結構的宰制。儘管中共當局在十九大時宣稱「不久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但卻在十九大後立即強力清掃「低端人口」，反而更加突顯「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對「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所構成的巨大制約。
※本文原刊於「淡江國際評論」，經作者同意同步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