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租中國》：美中貿易戰以及「中國製造2025」

◎吳介民／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中央研究院社會所副研究員

《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
作者：吳介民
出版：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019年3月

全球化重塑了中國經濟樣貌，反過來中國也帶給世界政治經濟新因子。許多人期待或擔心中國正在改變全球遊戲規則，但是也有不少人質疑中國的能力與意願。在本書結論中，我將總結回應三個問題：中國是否會落入發展陷阱，美國為何抵制「中國製造2025」產業升級計畫，以及中國重返資本主義世界帶來的理論挑戰。（編按：本文是《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結論部份的轉載。由於篇幅關係，我們將重點放在第二和第三部份，本文先刊出美中貿易戰以及兩強相爭的分析）。

一、中國發展的陷阱

長期以來醞釀的社經矛盾，雖然被政權壓抑掩飾，但社會不滿仍不時爆發。中國能否持續其發展動能，避開成長急遽趨緩的陷阱？更根本的挑戰是：中國能否推動體制改革，以突破既有發展模式的限制？

首先我們回顧本書最主要的發現。廣東模式作為中國重新加入資本主義世界的起點，勞力密集出口工業化模式壓低工資與勞動成本，幫助中國獲取鉅額外匯與經濟剩餘，國家與資本（包含378 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

外資、國營資本與民企）是最大受益者。中國統治精英善用「地方」與「全球」的連結，在全球價值鏈的連結點上，攫取了豐厚的收益。國家部門汲取的龐大經濟剩餘一部分進了官員幹部的口袋（以紅利、賄款、租金等形式），一部分則作為國家建設的基金。這個發展模式奠定了中國經濟崛起的基礎。因此，我們不能

小看從1980年代至2008年這段期間勞力密集產業的巨大貢獻。尤其直到1990年代，中國發展的資金很大部分仍依靠所謂「僑外資本」，而台資與台商是主要元素之一。廣東模式中（中國模式亦然），國家壓低勞動成本的工具是公民身分差序與二元勞動力市場。壓低民工勞動成本與壓抑大眾（家戶）消費構成了中國剝削與積累模式的特色，定義了中國發展模式。直到今天，廣東模式的元素與影響力仍清晰烙印在中國整體發展的軌跡。

弔詭地，中國前一階段的「發展成就」給下一階段發展挖了陷阱。中國過去四十年來的發展模式，乃由國家打造民工階級，從民工身上抽取大量剩餘而達成高積累模式，從而促成尋租發展型國家。這種體制結構，在前一階段幫助中國快速增長，並推動大規模基礎建設；但同一體制結構卻也造成國民所得分配扭曲，是持續社會經濟不平等的根本原因。

（中略）

假若中國的經濟增長繼續放緩，國家汲取的財政收入減少，將會加劇統治集團內部尋租力量的鬥爭，也會擠壓國家財政支撐維穩的能力。這些問題持續醞釀而得不到解決，勢必會在後習近平的繼承鬥爭中爆發，成為中國更難以跨越的「政治關」。但誰能準確預測「後習近平時刻」將在何時抵達？

二、美國挑戰「中國製造2025」

 中國經濟崛起之後，對美國主導的全球秩序的可能衝擊，一直有兩種針鋒相對的判讀。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既得利益者，與美國是共生的利害關係，因此沒有動機，事實上也沒有能力，挑戰美國的全球霸權。另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在急速縮短與美國的綜合國力差距，中國有強烈的動機挑戰美國主導的全球秩序，它已成為一個修正主義強權，西方陣營必須嚴加防範霸權轉移，中美之間正掉入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一旦處理不當，一場爭霸之戰恐難以避免。

這兩種觀點不止在美國學界，更已蔓延到輿論界的爭鋒相對，因為攸關美國霸權的未來存續以及中國的國際地位。中國是否正在改變全球遊戲規則，辯論的焦點在於中國的能力與意願。關於中國國力，一般認為目前仍不足以挑戰美國霸權，但由於中國崛起的速度非常快，而美國相對衰落，因此中國正在獲得爭霸的實力。至於意願與動機，根據艾里森（Graham Allison）的觀點，根本問題在於崛起中的強權與既有霸權之間的敵對，乃是一種結構性的張力。恐懼與利益主導著強權的行為：「特別是，既有統治強權的恐懼經常激起錯誤認知（misperception）並誇大危險，而同時崛起強權的自信則激發其對改變可能性的期待，而鼓勵冒險行為。」（Allison 2017, p. 39）。艾里森這句話精要地描繪出敵對雙方基於結構張力而來的心理互動。中國政府明白這個道理，連習近平都在2015年於西雅圖演講時親上火線，試圖說服美國，中國希望與美國合作並秉持非衝突的態度。

國際關係理論中有一派強調「perception」的重要性，perception這個英文字可以理解為認知、感知、和觀感。在外交史上，錯誤認知經常發生，因而導致戰略誤判或非意圖的結果（Jervis 1976）。因此，中國是否會挑戰或已在挑戰美國霸權，不只是對中國能力與意願動機的客觀評估，而是牽涉到主觀的認知面向：美中之間目前的戰略互動，與對彼此戰略意圖的研判及觀感息息相關。當下情勢是：大部分美國政經精英認為中國想改變既有的全球權力結構。因此，美國對中國的戰略研判，衝擊了中國的產業升級大計畫（grand plan）。

過去十餘年，中國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在力推產業升級。關於如何推動產業升級，中國決策者的思維模式顯然是強化政治核心領導，跳脫既有經濟基礎，透過強勢國家能力促成產業躍升。所謂「紅色供應鏈」、「半導體大基金」、「中國製造2025」，一系列展示「創新驅動、轉型升級」的宏偉擘畫，都是此思維模式的產物。

中國這個產業升級計畫，不必然會威脅到西方核心國家的科技霸權，至少短時間內不太可能。但是，就中國的國內局勢發展，以及更關鍵的中國對外行為模式，讓愈來愈多美國與西方國家政經精英相信：中國意圖挑戰既有的全球遊戲規則，並正在威脅西方的科技霸權。這種認知來自幾個同步發生的情勢：第一，中國在地緣政治上的擴張行為，從東海、台海到南海，都被認為是在改變既有秩序。而在地緣經濟方面，中國過去十多年經營非洲與拉美已獲得相當大影響力，並被指摘具有殖民主義企圖；近幾年推行「一帶一路」輸出過剩基礎建設產能，讓中國在東南亞與南亞陸續獲得戰略優勢，例如最近斯里蘭卡因無法償還對中國的欠債而讓渡漢班托塔港（Hambantota）99年的租約權給中國。

第二，中國在全球執行「銳實力」（sharp power）受到嚴格審視（Cardenal et al. 2017）。例如，孔子學院以往被認為是中國軟實力的展現，如今在新的概念架構下，被視為是實施銳實力的重要案例：孔子學院從良性文化學術交流，變成具有惡性意圖的文化滲透。最近一、兩年，澳洲發現北京透過華人僑民擔任中國的「在地協力者」，從事政治獻金干預內政、操縱新聞媒體；類似情況也在紐西蘭發生。過去十年，已有愈來愈多的學術研究指向中國對世界的威權輸出（Diamond et al. 2016）。澳洲事件敲響了西方世界的警鐘，擔心中國威權輸出惡夢成真（Garnaut

2018）。西方民主國家最擔心的是，銳實力對其民主的腐蝕。對於中國銳實力的批判，顯示出西方國家對中國認知架構的轉換，將此認知轉換置入更大的視野中，則反映出西方國家對中國崛起之後全球影響力大幅提升的驚覺與警戒，興起一股對「中國爭霸行為」的戒心，而主張採取新的「防護」或「圍堵」政策。

第三，中國內部政治權力集中、打壓公民社會、對人民執行數位監控、持續高壓統治西藏與新疆、打擊香港民主運動；並干預擾亂台灣選舉等，都引發西方國家的高度關切。習近平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更落實了對中共政權重返極權統治的疑慮。

第四，在這些政治脈絡中， 中國強力推行「中國製造2025」，在全球大肆併購企業，加上西方媒體對中國企業「侵權行為」（竊取技術）的報導不斷，引發西方國家更大的疑慮。例如，中國廠商「美的集團」在2016年併購德國工業機器人大廠「庫卡」（KUKA Robotics）；不久，福建「宏芯投資基金」擬收購德國晶片設備製造商「愛思強」（Aixtron），即遭德國當局撤回通行證。2017年，一份由「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委託的報告也提出警告：聯邦政府採購的資通訊產品，當中依賴中國供應鏈的部分，具有高度脆弱性。中國一向以「市場換技術」，

要求外資採取合資模式並轉移技術。2018年3月，美國貿易代表處的報告，特別針對外資技術轉移與投資中國的產權結構提出質疑，點名批評中國科技轉移制度中對外資限制所有權比例、使用行政審批制度與「非正式行政指導手法」等等。同月，美國川普政府以國家安全疑慮為由否決新加坡「博通」（Broadcom）併購「高通」（Qualcomm），主要是擔心「華為」的潛在影響力。

2018年春天，美中開始進入「貿易戰」爭端。美國威脅對中國進口品課徵關稅，藉以迫使中國改善其不公平貿易行為與竊盜美國知識產權。4月，美國商務部宣布懲罰「中興通訊」違反美國禁令，禁止美國企業向中興銷售關鍵零組件，這個措施等於讓中興拿不到高通供應的晶片。對中興的技術禁運，一般被認為是美國對中國展開「科技戰」的前哨，這個禁運可能危及中國發展5G通訊。中興禁運事件只是美中科技戰的冰山一角，這個戰場會不會波及對中國科技發展戰略而言更加重要的華為，以及中國整體產業鏈？一位業界專家認為：「如果中興是小狐狸，華為就是大野狼，美國如果沒有好好準備，恐怕也不容易對付華為。技術禁運對中國的通信產業會有衝擊，但是中國多年來在電信產業不斷累積的實力，或許會比一些媒體所認為的要強大一些，儘管一定會有負面衝擊，但可能沒有那麼不堪一擊。」此外，多年來華為產品一直打不開美國市場，即使花費大筆資金從事政治遊說，仍然無法緩解美國政府對華為與中國政府（與軍方）關係的疑慮。2018年4月，就在美國宣布對中興制裁不久，華為宣布裁減5名在華府從事遊說的美籍雇員，這暗示華為已對攻占美國市場暫時偃兵息甲。

2018年6月，美國政府公布對中國課徵關稅，範圍涵蓋貿易額高達數千億美元；中方宣稱將奉陪。美國施壓中國政府改變經濟行為，是以貿易戰形式打科技戰與產權保衛戰。美方關切的重點是：中方侵犯美方企業的知識產權、中方對外資產權比例設限、中方對自製率的規定。6月底中國公布新版「外資准入清單（負面表列）」，但所承諾的讓步相當有限。7月6日，美中貿易戰正式開打。第一波雙方公布的課稅清單與涵蓋貿易額影響範圍尚小，但到了9月美國已經加碼，中方隨之跟進，持續升高中的貿易戰是否將嚴重影響全球供應鏈已備受關注。

美國劍指「中國製造2025」，認定其偷竊技術，意在阻撓中國執行躍進式科技現代化戰略，但中國表明不可能在產業升級策略上讓步。過去廣東發展模式的軌跡，從全球價值鏈角度分析，乃是「按部就班」攀爬價值鏈階梯。地方政府與外資合組成長聯盟，中央政府乃是隱形結盟者。現在根據「中國製造2025」指導綱領，中央政府強勢介入政商關係，國營企業也被賦予重要角色，大幅改變原先的結盟關係，突出黨國資本的作用，試圖快速取得先進製造技術，躍升至全球價值鏈頂端。

「中國製造2025」在產業升級與培育本土型供應鏈等議題上，與全球資本霸權產生矛盾，因為中國政府這個新發展策略，急於掙脫前一階段「順著全球價值鏈打造世界工廠」的邏輯，不再按部就班攀爬既有價值鏈階梯，而是試圖繞過西方國家主導的價值鏈（即所謂的「彎道超車」），建構自主掌控的供應鏈生態，並且讓國家在這個新系統中強勢分配剩餘，攫取更大分額的價值（中國政府一再強調每年進口的芯片金額高於進口石油）。中國急切地想從世界體系中的半邊陲跳躍到核心地位，這是「中國模式」讓西方核心國家真正感受到「恐懼」之處。儘管國家的意願與意志，並不等於國家的能力與發展結果，但是西方國家已如此看待中國的發展大計畫，而使得西方圍堵中國的敘事帶有「自我實現的預言」風格。

中方建立本土產業鏈的努力，有些會快速碰觸到與全球價值鏈領導廠商的競爭，例如5G通訊領域。此外，在人工智能（AI）領域，中國投入的大量研究經費與人力逐漸展現成果，並應用於軍事領域而備受關注（Kania 2017）。但在其他許多領域，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仍居於跟隨地位，例如半導體產業。檢視「中國製造2025」預設的目標，其中有些顯得過於誇大而難以達成，有些目標即便達成也還無法追上西方科技水平。但目前來自美國與其他西方國家的抵制或警戒，讓此大計畫願景益發艱困。就半導體產業來看，在「大基金」刺激下，各地爭設晶圓廠，但若在技術與品質良率上無法突破，極可能變成「放衛星」比賽，重蹈鋼鐵、太陽能板、液晶面板產能過剩之覆轍。

從中國四十年來的發展經驗，可以觀察到尋租發展型國家的形成、轉型與困境；中國的國家能力提升與執行政策目標的意志清晰可見。尋租發展型國家與全球資本力量在此過程交手，既合作又拮抗。「中國製造2025」雄心萬丈，但中國國內的自主技術創新仍未成熟，又因為過於急躁的對外行為，而面臨西方國家的抵制與圍堵。這個大計畫是否真能如中國所願，打破核心國家的技術霸權，目前看來並不樂觀。

最後，從尋租發展型國家來觀察中國目前的產業升級行為，本書研究發現，尋租發展型國家在與外資互動中，善於切入其價值鏈治理結構，從中抽取價值（經濟剩餘），也就是國家作為價值攫取者的作用甚為突出，但是這種類型的國家，是否有足夠能力在與外資競合的過程中進行趕超式產業升級？這個難題正在考驗著中國的國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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