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瑞麟／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講座教授
對科學新聞感興趣的人，也許會看過某些大科學家談做科學的目的，在於「否證」或「推翻」一個理論假設；對金融經濟感興趣的人，也許會關注索羅斯（G. Soros）和「開放社會基金會」的新聞。1「否證」與「開放社會」看似毫不相關，其實都是二十世紀大哲學家卡爾．波普最重要的思想遺產：前者是一個科學哲學理論的核心；2後者是一個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理論的核心。兩者可以說都是波普同一個哲學觀點在自然科學領域和社會政治科學領域的展現。
《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是一本批判極權主義的經典，成書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其時，極權主義右翼的法西斯主義國家德國和義大利，正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令知識分子感到深惡痛絕。相反地，標榜左翼的馬克思主義與共產主義，從《資本論》出版以來，吸引全球大量知識份子追隨，其時更在蘇聯的帶頭之下對抗法西斯主義。這樣看來，馬克思主義似乎屬於反極權主義的陣營？然而，《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批判的標靶之一，卻正是馬克思主義！為什麼？馬克思主義為什麼是開放社會的敵人？
二戰之後，全球陷入自由世界與共產世界壁壘分明的冷戰年代，波普和其他反對極權主義的思想家如海耶克（Hayek），成為二十世紀自由主義的最佳辯護士，他們的思想一起遠渡重洋，深深影響了台灣的自由主義思想家殷海光，3以及殷海光以降的知識份子，催生了日後的台灣民主化運動。這是《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對台灣的實質貢獻。可惜，在威權統治之下，即使批判馬克思主義，波普這本巨著直到一九八四年才被莊文瑞教授和李英明教授合譯成中文，由桂冠出版社出版，並馬上成為當時人們推崇的自由主義寶典。然而，一九八〇年代末起，由於解嚴之故，台灣慢慢步入波普所言「開放社會」，各種新奇的西方思想大量湧入台灣，曾為禁忌的左翼馬克思主義，搖身變成吸引文青的新思潮，強烈批判馬克思主義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反而逐漸淡出知識分子的視野。
二十一世紀已過二十年了。從一九八〇年代到今天約莫四十年之間，我們經歷了全球局勢的巨大變動。最重要的事件要數中國自一九七九年起的改革開放和資本主義化，經過三十年，中國憑藉其龐大的勞動力而變成「世界工廠」。遺憾的是，中國並沒有像其他東亞國家一樣，在現代化之後進一步走向民主化，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反而以長期累積的工業與國家資本的力量，加上當代的數位科技，把中國打造成一個嶄新的數位極權國家，並自豪於中國已經創造了一個「中國模式」，足以與「西方模式」並駕其驅、甚至取而代之。中國已經蛻變成二十一世紀新極權主義的領頭狼，它所威脅的不僅是台灣，也包括全世界其他自由民主的國家。在二十一世紀的新局勢之下，商周出版把桂冠當年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加以修訂重出，顯得特別應景。
現在，擺在我們眼前的問題是：該如何重新閱讀、使用這本一九四〇年代批判極權主義的經典？讓我們回到之前的問題：為什麼當年對抗法西斯極權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本身也是另一種極權主義？關鍵在於「歷史定論主義」（historicism）這個概念。
波普認為「開放社會」的敵人是政治哲學上的極權主義思想，代表性人物是兩位西方哲學與思想史上影響最弘大又深遠的哲學家：古希臘的柏拉圖和十九世紀的馬克思。兩人的年代相差極遠，思想系統也大相逕庭。可是，在波普看來，共同點在於他們的社會科學理論，都滲滿「歷史定論主義」的錯誤。歷史定論主義是關於人類社會發展過程的理論，主張所有人類社會都會循著一條歷史發展的法則，註定（必然地）走到預定（言）的目標或終點。這條法則，主要是由於經濟力量與政治力量交織而成的，因此透過政治與經濟的研究，找出歷史法則，就可以預測社會的未來或預知歷史的最終目的。從預定目的注定會實現這一點來看，歷史定論主義又可稱為「歷史目的論」（historical teleology）（波普自己沒有使用這個詞）。歷史定論主義預設社會科學研究的集體主義（collectivism）和全體主義（holism），也預設歷史法則必是政治經濟法則，這兩個預設共同為政治的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搭建了溫床。
今天中國政府的思維和論述，是不是充斥著「歷史定論主義」的氣味？中華人民共和國把「鬥爭」和「集體」寫入其憲法中，在官方文件裡充斥「國家」、「秩序」、「神聖」、「必然」、「絕對」、「堅定」、「偉大」、「統一」、「齊一」、「犧牲奉獻」這些「強大有力」的字眼，中國政府動輒「統一是必然的」、「社會主義是唯一歷史正確的道路」等宣稱，在在迴響著「歷史定論主義」與「極權主義」的泛音。
當然，《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不只是批判對手，也積極正面地建立能營造出「開放社會」的理論架構：事實與規範（決定）的二元論、方法學的個人主義、漸次的社會工程學、社會變遷的體制主義（或「制度主義」）等。對於前幾個觀念，讀者可以參看莊文瑞教授的兩篇序文簡介，我在此簡單談一點莊教授沒談到的「體制主義」。
波普駁斥存在一種朝向特定目的歷史法則的論點，但是他並未否認有國際貿易理論、景氣循環理論等等重要的社會學法則，波普認為它們是社會體制的功能。「社會體制的建構基本上是遵守若干規範，而後者是人為了某種目的而設計的，特別是刻意創設的體制。」（第五章）人為的社會體制的維繫或改變產生了社會變遷，這表示人類可以掌握自己的未來，而不是遵循什麼必然且不可變易的歷史法則。基於這樣的觀點，波普也批判馬克思的「經濟歷史定論主義」，其主張一切政治或法律制度，都不再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只是生產力決定的結果。波普反過來論證：好的政治制度（如民主制度）才有可能產生良好的經濟成果──這種觀點，得到二十一世紀經濟學家的實證研究的強烈支持。4從這裡也可以看出《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持續邁入二十一世紀的歷史意義！
對於西方哲學和政治社會哲學有所接觸的讀者，可能會對波普貼在柏拉圖和馬克思哲學上的標籤感到些許困惑：柏拉圖的「理想國」和「哲人王」（philosopher king）不是倍受稱道嗎？馬克思哲學的「勞動異化」的概念不是深具人道關懷嗎？5如果你有類似困惑，這正好可當成你閱讀本書的動機。甚至，你可能在投入閱讀之後，發現波普其實非常稱讚柏拉圖的天才和馬克思的人道情懷啊！那為什麼又強烈地批判他們的理論呢？這正是波普從他的「批判理性主義」思想風格中體現的著作風格：批判不是一昧否定，而是給予對手最合理、最堅實的詮釋，再以更周全、更敏銳的分析和論證來駁倒對手。是不是如此，我只能請讀者親身印證。
最後一個問題：誰應該讀這本書？如果你對科學哲學有興趣，而且已接觸過波普的科哲理論，那麼透過《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可以看到波普如何在政治社會領域中鋪陳思路、滔滔雄辯、力駁群哲；如果你對社會政治領域、相關哲學、民主理論與各種政治上的主義（社會主義、自由主義、極權主義等等）有興趣，當然更不該錯過這本巨著。
注釋：
- 索羅斯是一位爭議性人物，他靠股市與金融投資累積財富，得以位列全球富豪排行榜之內。他曾師事波普，深受波普「開放社會」思想的影響，因此成立「開放社會基金會」，推動自由、民主、人權、開放社會等理念，曾介入多國政治、經濟事務，引發一些國家的金融問題，而被相關國家政府指責。但他也是一位慈善家，持續捐出大筆款項以扶助弱勢與貧困，這兩種看似矛盾的行為，其實都是在身體力行地實踐波普的「開放社會」理念。 ↩
- 對波普的科學哲學「否證論」內涵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見「線上華文哲學百科」林正弘（二〇二〇），〈卡爾．波柏〉一文；另見陳瑞麟（二〇一〇），《科學哲學：理論與歷史》第三章。 ↩
- 參看殷海光在一九六六年發表的《中國文化的展望》第十二章〈民主與自由〉的論述。見二〇一一年台大版「殷海光全集」第二冊。 ↩
- 例如二〇一二年出版，在二〇一三年被譯成中文的《國家為什麼失敗：權力、富裕與貧困的根源》（衛城）這本書。兩位政治經濟學家艾塞魯默和羅賓森使用大量的具體案例，辯護一種「制度主義」的立論，主張正是不同的制度使得不同的國家變得富裕或貧困。他們最新的著作《自由的窄廊》則是一本回答波普所謂「自由的詭論」的問題，即「自由」如何可能與強大的國家機器共存的實證研究，這兩本書都可以看成「認可」（corroborate）《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的社會與政治理論。 ↩
- 對很多當代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者而言，馬克思主義最值得稱道之處正在於他的人道情懷，例如他的早期著作《一八四四年經濟學與哲學手稿》。至於《資本論》一書有三巨冊，非專業研究者大概不容易消化。讀者可對照著看萬毓澤教授的詮釋《你不知道的馬克思》（木馬文化）和《資本論──完全使用手冊》（聯經）。 ↩
如何全球化與反全球化的浪潮下維護民主的核心價值是當政者需要謹慎思考的事
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
擁有民主是一種幸福
現今最民主與最獨裁兩個強烈對比的國家剛好是台灣與中國
一同為民主、自由和人權的信念持續努力。
在香港直接插入「國安法」——美中脫鉤波及東亞的第一衝突點
https://www.voicettank.org/single-post/2020/05/25/052501
在最艱難的時刻當一個勇敢的人
Democracy.
我認為民主如同Hannah Arendt在《黑暗時代群像》裡所說：「即使在最黑暗的時代，人民還是有期待光明的權利，而光明與其說來自理論或觀念，不如說來自於凡夫俗子所發出的熒熒微光，當眾星火看見彼此，每一朵火焰便更為明亮，因為他們看見對方，並期待相互輝映。」
民主是讓每個人都能自由表達自己的意見
台灣不少政客對民主理論無知或誤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