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訊息對選民的影響分析— 2020 大選投票所出口訪查結果

◎曾柏瑜／台灣民主實驗室研究員、陳韻如／台灣民主實驗室研究員

 

※本文轉貼自Doublethinklab發表於部落格的文章

 

 

 

為瞭解台灣在 2020 總統及立委選舉期間，假訊息對選民的影響程度，台灣民主實驗室於 2020 選舉投票日 1 月 11 日，在六都共 11 個投開票所，針對已投完票之選民進行抽樣出口訪查。台灣民主實驗室派出 32 名受訓訪員及 6 名訪員督導，從早上 9 點至 下午 4 點，最終取得 892 份有效問卷。（問卷內容、問卷結果） 為避免投開票站的選民政治傾向造成偏差，我們依據 2016 年九合一大選時，政黨票及總統選票的得票結果，篩選出藍綠支持度約為五五波的投開票所，再從中挑選與 2020 年投開票所劃分較為一致者，共篩選出六都 11 個投開票所 （ 桃園僅篩選出一投開票所 ）。 892 份有效問卷中，有高達八成的受訪者認為台灣面臨的假訊息威脅是「嚴重的」，而有七成以上的受訪者認為自己支持的候選人有受到假訊息的攻擊。至少有一半的受訪者表示，自己支持的候選人有因為假訊息而影響選情，顯示台灣選民普遍感受到假訊息對選舉造成的影響。

 

圖一、您認為台灣社會面臨假訊息的威脅嚴重嗎？

圖二、請問你認為你支持的候選人有受到假訊息的攻擊嗎？

 

圖三、你認為你支持的候選人，有因為假訊息而影響選情嗎？

 

針對假訊息在台灣選民間散播的情形，我們依據新聞熱門程度、傳播管道及傳播受眾政治傾向的差異，綜合選擇了以下四題假訊息：

1. 中國間諜「王立強」只是他受訪的化名，因此中國宣稱他是詐欺犯，是「自打嘴巴」

2. 蔡英文總統的論文是造假的

3. 愛滋病藥商是推動同婚合法化的推手

4. 韓國瑜在中國受共產黨統戰教育

訪員分別就四個假訊息，詢問受訪者「是否聽過或看過這則訊息」、「聽到或看到這則訊息的頻率」、「覺得這則訊息可信嗎」以及「看到這則訊息的感受」。

 

調查結果

一、中國間諜「王立強」只是他受訪的化名，因此中國宣稱他是詐欺犯，是「自打嘴巴」

這一個題組相對其他題組來說比較複雜，要首先聽過『中國間諜「王立強」』及『中國宣稱「王立強」是詐欺犯』的相關訊息，又要聽過『「王立強」只是他受訪的化名，因此中國宣稱他是詐欺犯，是「自打嘴巴」』，共有三個不同的訊息層次。但即使訊息層次較複雜，仍有近五成多的受訪者指出自己聽過相關說法。在這五成多的受訪者中，有近五成的人表示他們看到這則訊息的頻率偏高，但僅有四分之一的受訪者相信這則訊息的真實程度。顯示大部分的人雖然頻繁的看到這則訊息，但並不認為這則訊息具有可信度。針對訊息出現的頻率和針對訊息的可信度進行相關分析，發現該則假訊息出現的頻率和可信度並無明顯相關。除此之外，我們也發現這則訊息對受訪者來說，普遍激起「討厭」或「憤怒」的負面情緒反應，覺得「好笑」的比例亦高，但訊息所激起的情緒和該訊息的可信度亦無明顯相關。

 

圖四、有沒有聽過類似說法？

圖五、有聽過類似說法的受訪者，追問頻率與主觀可信度說法？

 

圖六、 受訪者回報訊息所激起的情緒

 

二、蔡英文總統的論文是造假的

題組二「蔡英文總統的論文是造假的」，有高達八成的受訪者接收過該則訊息，且有六成以上的受訪者認為自己看到這則訊息的頻率偏高，但僅有兩成的受訪者認為這則訊息具有可信度，且看到訊息的頻率和相信該訊息呈現弱相關。這則訊息激起的情緒反應，相較題組一，更偏向正向的「同情」、「好笑」或中性的「驚訝」，但訊息所激起的情緒和該訊息的可信度亦無明顯相關。

 

圖七、有沒有聽過類似說法？

圖八、有聽過類似說法的受訪者，追問頻率與主觀可信度

 

圖九、 受訪者回報訊息所激起的情緒

 

三、愛滋病藥商是推動同婚合法化的推手

題組三「愛滋病藥商是推動同婚合法化的推手」，僅有三成的受訪者接收過該則訊息，且相較其他題目，受訪者普遍認為看到相似訊息的頻率偏低，且只有兩成的受訪者認為這則訊息具有可信度。針對此則訊息，我們發現看到訊息的頻率與是否相信呈現弱相關。這則訊息激起的情緒反應更趨於兩極，且受訪者表達對此則訊息「無感」的比例略高於其他題目，但訊息所激起的情緒和該訊息的可信度相較於題組一集題組二，呈現弱負相關，也就是說，受訪者接受此則訊息後，被激起越多負面情緒，越有機會相信此訊息。

 

圖十、有沒有聽過類似說法？

圖十一、有聽過類似說法的受訪者，追問頻率與主觀可信度

 

圖十二、 受訪者回報訊息所激起的情緒

 

四、韓國瑜在中國受共產黨統戰教育

題組四「韓國瑜在中國受共產黨統戰教育」，約有五成的受訪者接收過該則訊息，且相較其他題目，受訪者普遍認為看到相似訊息的頻率偏低。但儘管如此，仍有四成多的受訪者認為此訊息具可信度。針對此則訊息，我們發現看到訊息的頻率與是否相信呈現弱相關，其相關性也是四個題組中最高的。這則訊息激起的情緒反應偏向負面反應，且受訪者表達對此則訊息「恐懼」的比例略高於其他題目，且「訊息所激起的情緒」和「該訊息的可信度」呈現中度負相關，也是四個題組中最高的，也就是說，受訪者接受此則訊息後，越是被激起負面情緒，就越有機會相信此訊息。

 

圖十三、有沒有聽過類似說法？

 

圖十四、有聽過類似說法的受訪者，追問頻率與主觀可信度

 

圖十五、 受訪者回報訊息所激起的情緒

 

五、綜合分析

政治傾向綜合比較

人們是否傾向相信符合自己立場的訊息呢？答案是肯定的。我們進一步分析各題組中，認為該題具有最高可信度（1 到 5 分中選擇最高分者）的受訪者，並分析其政治傾向，可以明顯發現，大部分相信該題組的原因，還是來自其本身政黨傾向。舉例而言，題組二及題組四與 2020 年總統大選兩黨候選人相關，可以發現當受訪者聽聞過該則訊息，其判斷是否為真的依據，還是回到受訪者主觀政治傾向。

 

圖十六、各題組選擇「5 最高可信度」的受訪者，各自政黨傾向的情形

 

看到頻率、激起情緒和可信度相關

除了受訪者本身政治立場外，看見同一訊息的頻率、以及訊息激發的情緒，也會影響該訊息的主觀可信度。綜合以上四個題組，我們將「看到訊息的頻率」和該訊息的主觀可信度進行「皮爾森相關係數」的計算，另外，我們將訊息使受訪者產生的情緒，依據「正向情緒為 1分、負向情緒為 -1」方式計算出「看到的感受」，再和該訊息的主觀可信度進行「皮爾森相關係數」的計算，依據得出其相關性如表一：

 

表一、各題組可信度與看到頻率／看到感受的相關係數表

 

以「皮爾森相關係數」而言，一般認為 0.1 以下為無相關，0.1 到 0.3 為弱相關，而其正負數則代表相關性的方向關係，正數代表為正相關、複數代表負相關。從這些數字可以看出，以題組二（蔡英文論文）、三（愛滋病藥商）、四（韓國瑜中共學歷）來說，看到的頻率和該則訊息的可信度成正向弱相關。也就是說，越常看到題組二、三、四的人，越有可能相信該則訊息，這樣的關係呈現弱相關。

而題組三、四中，「看到的感受」和該題可信度成負向弱相關，代表當看到該則訊息的感受越是負面，則越有可能相信該訊息，這樣的關係也呈現弱相關，且甚至比看到的頻率相關性更高。從四個情緒分布圖（圖六、九、十二、十五）也可以看出，相信該訊息的人回報的負面情緒都高於正面情緒，而題組三、四尤其如此，吻合相關係數的結果。但在不相信該訊息的人回報的情緒當中，只有題組四有正向情緒大於負向情緒的狀態，其他題組則沒有明顯的正負情緒分布差異。我們推測，是因為每個人對情緒的主觀判斷不同所導致的結果。舉例而言，題組二蔡英文論文造假的訊息，不相信該訊息的人回報最多的情緒是「好笑」和「討厭」，這背後的完整情緒可能是「居然有人還在傳這個，也太好笑/討厭了吧！」在此正負向情緒並沒有明顯的分野，如果要進一步分析，會需要以訪談或其他方式獲得更詳細的資料。

若比較題組的傳播管道，題組三及題組四多透過 LINE 等聊天軟體或 Facebook 社群媒體傳播，題組一及題組二出現在主流媒體的頻率較高。但頻繁出現在主流媒體和大眾前，並沒有提升該訊息的可信度，聽聞過題組三、題組四訊息的受訪者明顯少於題組一及題組二，且大部分的受訪者都認爲自己頻繁看到題組一及題組二的訊息，而即使聽過題組三及題組四訊息的受訪者，也普遍認為這兩個訊息出現的頻率並不高，但是看到頻率和可信度之間卻有比題組一、二更高的相關係數。

 

表二、聽過各題組的比例

 

綜合「聽過該訊息」的受訪者所統計出的「看到頻率」與可信度的相關係數、「看到感受」與可信度的相關係數，我們可以做出以下結論：

 

表三、區分是否廣泛流傳後，訊息可信度與看到頻率／看到感受的關係

 

這個的發現與謠言心理學可互相印證。DiFonzo and Bordia(2007) 曾指出散播謠言能幫助人們應對焦慮感與外在環境的不確定性，當這則謠言能成功激起接受者的負面情緒、又符合既有的認知框架，就能幫助接受者處理對未知處境的焦慮，其主觀可信度也會隨之提高。

另外，根據 Daniel A. Effron 和 Medha Raj （2019）的研究，無論資訊接受者是否相信該訊息，重複遇見相同的訊息都會大幅增加傳播意願。也就是說，當謠言被重複傳播越多次，其主觀可信度會提高，即使是對謠言的澄清，也可能反而助長了謠言的傳播，然而這次的發現仍需要後續的實驗來進一步佐證。

 

小結

透過本次研究我們可以進一步判斷，只有當訊息是以「小道消息」、「口耳相傳」的形式在聊天群組、社交媒體等特定政治立場的選民中出現時，與上述兩項研究相符：聽過越多次越容易相信、被激起的負面情緒越強越容易相信。但當訊息是廣泛被主流媒體傳播和討論時，選民則更有可能被其他因素（既有政治立場、更多不同說法等）而影響。因此，廣泛傳播事實查核、對謠言的澄清，或許能降低謠言的可信度，但其關係還有待後續研究驗證。

除此之外，台灣選民是否依不同的政治立場接收訊息來源，並在各自的社群內部持續傳播的不同的訊息，值得進一步針對同溫層效應、極化程度的嚴重性研究。

 

 參考文獻

Difonzo, N., & Bordia, P. (2007). Rumors influence: Toward a dynamic social impact theory of rumor. In A. R. Pratkanis (Ed.), Frontiers of social psychology. The science of social influence: Advances and future progress (p. 271–295). Psychology Press.

Rijdt, MSc Jasper te (2019)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An experiment of fake news perception by use of experts and sup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