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嘉銘／中央研究員人文社科中心副研究員
書名：民族重建：東歐國家克服歷史考驗的旅程 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 : Poland, Ukraine, Lithuania, Belarus, 1569–1999
作者：Timothy Snyder
出版日期：2023/05/31
出版社：衛城出版
書本連結：https://reurl.cc/p6nb88
十六到十八世紀的「波蘭立陶宛聯邦」是個迷人的政治體系。它是近代歐洲版圖最遼闊的王國，涵蓋了今日的立陶宛、波蘭、烏克蘭和白羅斯，統治和兼容了多種語言、族群和宗教。它擁有傲人的文明和先進的共和國憲法。數量龐大的貴族階級擁有廣泛的法典化的政治權利。這些貴族可能來自立陶宛、波蘭或者今天烏克蘭的首都基輔，但是他們的共同語言是波蘭語。因為波蘭語在這個區域被認為是唯一可以寫出優美詩歌、精確法律和哲學語言的文明語言。波立聯邦的貴族公民階級共同組成了波蘭民族（Polish Nation），稱呼自己為波蘭人。
身為波蘭人或者波蘭民族，在這塊土地上，長久以來指的是貴族、公民和文明的三合一身分，而不是族群或者語言身分。一位來自立陶宛的貴族，既是立陶宛人也是波蘭人。在近代歐洲，屬於什麼階級、信仰什麼宗教，比說什麼語言、屬於什麼族群重要許多。一個小區域常有多種族群混居。多數農民沒有清楚的族群身分，說不同語言的人常住在一個村落，一起長大、一起務農。
但是在一九四○年，這個區域的人們卻都接受了「一塊土地只屬於一個民族，每個人只會正好屬於一個民族」這樣的觀念。到了一九七○年，只剩下一種現代民族性的概念在波蘭社會運作：「每個波蘭人都必然是波蘭公民，都屬於波蘭族裔，而且很有可能是一位羅馬天主教徒。」如果現代的波蘭人遇到十七世紀的波蘭人，必然會對彼此稱呼的「波蘭人」瞠目以對。為什麼僅僅在一百五十年間，民族這樣的身分範疇就發生如此重大的改變？
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將這本書分成了三個部分，對這個區域提出三個意義重大的叩問：「民族是在何時出現？族群清洗為何發生？國家之間的宿怨又要如何化解？」過去也有歷史學家試著回答這些大問題，但是他們宏觀敘事，往往缺乏史奈德掌握幽微細節的歷史敏感度。史奈德提出了三個精彩的論點回應這三個問題：
一、歷史案例的具體細節很重要。史奈德常用詩人、英雄、紀念碑、符號、自傳、以家族或者村落為中心的微小歷史去論述他的論點。為了解釋結果為何發生，無法預期的事件、政治領袖的人格、政治決策、強權間的競爭和運氣等因素都很重要。它們不只和社會及人口因素一樣重要，甚至更加重要。因為歷史偶然性和個人能動性扮演重要的角色，社會科學家很難用民族主義通則掌握這本書。
閱讀書中的英雄常常讓人如癡如醉。史奈德的英雄包括了十九世紀上半葉的詩人亞當．密茨凱維奇（Adam Mickiewicz）。他的作品無比壯闊和深邃，波蘭人、立陶宛人和白羅斯人競相把他當作自己最偉大的民族詩人。密茨凱維奇就是他們的拜倫和歌德。但是密茨凱維奇的精神故鄉是波立聯邦，不是讓他陌生的現代波蘭、立陶宛或白羅斯。史奈德的英雄也包括了冷戰時期流亡巴黎的波蘭知識分子耶日．吉德羅伊奇（Jerzy Giedroyć）。他創辦的《文化》（Kultura）雜誌，洞燭機先，早在蘇聯瓦解前四十年就一點一滴地深刻改變了波蘭人對東部邊界的看法。他說服波蘭人不僅該放棄收復二戰失去的龐大東部領土，而且該支持烏克蘭、立陶宛和白羅斯民族獨立建國。
二、現代世界的民族認同，主要仰賴歷史，而不是仰賴傳統或文化知識菁英對歷史的選擇性挪用構成了現代民族的核心。民族主義者雖然重視歷史，但他們不是要延續傳統生活方式、文化或者社群在地記憶。在十九世紀，知識菁英想像出了以語言族裔為基礎的現代波蘭人、立陶宛人和烏克蘭人。但是波立聯邦兼容並蓄的傳統和文化，卻和這些民族主義格格不入。這些民族主義只能跳過波立聯邦，忽略傳統和文化，回到真實性不明的中古世紀，建構自己的民族敘事。一次大戰後，帝俄瓦解，波蘭和立陶宛擺脫政治壓迫，各自成立民族國家。但是知識菁英以語言和歷史想像出來的這些民族，他們之間的政治爭議轉瞬即帶來慘痛的後果。
三、粗暴的政治力量和苦難經驗讓人民成為民族。知識菁英創造出來的民族歷史敘事只是理念的材料，不一定能驅動平民的民族認同。在納粹德國占領期間，納粹發給每個人身分文件，強制註明了民族身分，平常渾沌的身分被強暴地區分開來，而且常常張冠李戴。這個區域接下來發生的多次族群清洗或者強制遷徙，這些文件將決定每個人的生死。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為了實現烏克蘭土地上只有烏克蘭人的戰略，大規模族群清洗波蘭人。他們掌握每個家族清單，一個村落一個村落的屠殺，許多村民被斬首、絞殺、剝皮、燒死或者心臟被挖出。倖存者的記憶留下難以述說的恐懼和傷痛。波蘭也以族群清洗報復，並在二戰後展開「維斯瓦行動」，強制烏克蘭人遷徙，射殺許多不配合的烏克蘭村民。這塊土地上原是各處住著波蘭人和烏克蘭農民，結果這些從小相處的鄰居玩伴，卻成為彼此族群清洗的對象。
如果民族主義的歷史，只是經過挑選的過去所建構的歷史，為什麼現代民族終究刻進了東歐人民的內心？史奈德寫下了他最尖銳的觀察：「當我們關注個體記憶，就會看見民族記憶中的虛假成分，也會看見這些集體苦難讓連貫一致的民族神話變成無可避免。」[1]史奈德認為，「或許沒有比同時是施行族群清洗的人和被清洗的人更能將人「民族化」（nationalizing），他們需要去忘記某些事和記得某些事，需要去悲悼某些事和正當化某些事。」既是被害者也是加害者，逼得這塊土地的人們不得不去記憶某些事，遺忘某些事，不得不去主張正當性和悼念某些事，凡此種種讓人民終究成為民族。現代民族想像帶來解放、瘋狂和苦難，最後也是它幫助人民走過此世最艱難的過程。
儘管過去有過如此深刻的歷史傷痛，這些東歐國家彼此卻在蘇聯瓦解後成為十分友好的國家，它們是怎麼辦到的呢？波蘭在此扮演了關鍵角色，我們終於見到吉德羅伊奇四十年來的努力開花結果。波蘭在蘇聯解體前就先承認立陶宛和烏克蘭的獨立主權，早在一九九一年就提出以「歐洲標準」的法律框架處理民族爭議，主要訴求包括：承認各國既有疆界、各國給予少數民族文化權、少數民族的命運是各國內政問題、不以改變邊界的方式處理少數民族問題、談論外交時不討論歷史。這個框架奠定了今日波蘭、烏克蘭和立陶宛友好的基礎。
史奈德的觀察非常犀利：波蘭外交主張的創新之處在於它深刻理解民族主義，並將這股力量導向維持地區穩定的方向。波蘭菁英既要防範自己變成東歐鄰居眼中的民族帝國主義，也需要東歐各國一起防範俄羅斯。他們並不認為可以迴避民族問題，但是他們認為只有在解決國界問題之後，各國才有可能共同面對歷史真相和歷史正義等困難問題。在波蘭菁英眼中，以現有邊界為基礎的國家利益，高過於民族利益。著眼未來，在國際現實處境中，東歐各國在國家利益上必須充分合作。
經歷幾個世紀的苦難，歷經民族主義的救贖和瘋狂之後，這塊土地開出了回應民族主義的深刻智慧，十分值得我們認真瞭解與思索。
※注解
[1] 編註：為了方便讀者理解，中譯本以更白話的方式處理這段譯文，並譯成如下：「當你去探問當事人的記憶，你就會得知整個民族所相信的版本裡存在有多少謊言，同時也會理解整個民族為什麼會為了逃避這巨大的苦難，而去編造神話粉飾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