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星崴／耕山農創社會企業負責人
※本文節選自《主權獨立的人間條件：台灣如何成為一個自由平等、團結永續的新國家？》，2020年由經濟民主連合出版。第十章原題為：〈新侍從主義在台灣：以苗栗、花蓮的地景政治為例〉。
※編按：台灣有許多政治人物在地方上的影響力很強，我們常戲稱為「國王」，而在全台灣的各縣市當中，最常被認為有自成一格體系的，當屬苗栗和花蓮。而花蓮最近又成為大家的焦點，除了地震的緣故之外，還有因為「花蓮王」傅崐萁成為中國國民黨的黨團總召，並且有好幾個跟花蓮直接相關的爭議法案正在立院進行，所以我們也趁此機會來做個花蓮國的導覽（？！）不是，是要來了解花蓮的地景政治。
一、前言
近年來，台灣城鄉差距序擴大，資源與人口往直轄市集中，治理逐漸失能。一方面，這是全世界新自由主義浪潮的現象；但一方面，台灣的特色在於承受了中國因素的衝擊，不僅加速地方性的瓦解，還重組為新的權力機制，而這個新的機制反過來不斷壓制原有的在地歷史與文化。
我們從地景上可以明確觀察到這點。地景是構成地方性的要素之一，而地景變遷背後往往是政治性的。苗栗與花蓮作為台灣的邊陲縣市，派系為了生存而尋求中國擔當新的「恩主」，在運作過程中，符合中國對於邊陲的凝視以及改造，具體展現在苗栗的「大閘蟹」產業，以及花蓮的陸客夜市上。本文將以這些地景政治為分析對象，突顯背後幽微運作的機制。
（菜市場政治學專題回顧：新侍從主義在台灣：「苗栗國」是怎麼來的？）
圖片來源：苗栗縣政府
本文的觀點是，台灣的地方性生產機制正面臨著嚴峻的挑戰，中華帝國持續整編地方，以地方派系作為中介。中國與地方派系的合作，造就了台灣國內破碎、流動的中國主權飛地（編按：就是自成體系的xx國）。本文將以花蓮為例，討論中華新侍從體系的權力機制。我將指出新侍從體系的運作方式、侷限以及突破的可能性。
二、文獻與理論
中國「銳實力」刺穿著全世界，但在台灣特色則是與地方派系合謀，將台灣的「地方性」竄編為大中華拼圖的一部分。簡單來說，地方性涉及到台灣人如何成為台灣人的命題，但這一套歷史沈澱而成的機制，正受到中國政治權力投射的嚴峻挑戰，換言之，台灣的地方性在逐漸消弭當中，台灣人主體生成的邊界也日漸模糊。（文獻回顧的部份請參閱苗栗國一文）
我打算再延伸羅文（Rowen 2016）的觀點，指出：在地方的權力場域中，任何涉及到中國的人事物都具備著（1）作為中國政體的延伸（2）中國主權的跳板（3）將主體周遭中國化的特質。這一套權力滲透機制，藉由「侍從體制」的中介，以中國相關人事物為核心，延伸、整編周圍的秩序，最終與中國政治意志對接。用一句話說，新侍從體系的運作在台灣正創造出主權例外空間──對內排斥、擠壓，對外連通北京的權力空間，打穿台灣作為民族國家的主權裂縫。
上述機制必須以派系作為中介，以下我將簡述台灣地方派系的發展史（關於台灣戰後地方派系發展，請參閱前文），並以苗栗大閘蟹以及花蓮的陸客為例，說明這一套新侍從體系機制的運作方式。
三、台灣地方派系的發展
台灣曾經是一座派系之島。根據吳乃德（Wu 1987）的經典研究，國民黨在台灣之所以能夠遂行其統治，有賴於其戰後建立的權力結構──恩庇侍從體系。國民黨布建了二元派系的統治體系，從中央到地方每一個層級都扶持雙派系對抗的格局，以鞏固自身的統治，透過特權恩惠的發放交換政治忠誠，並輔以司法系統的威嚇，簡單說，就是用胡蘿蔔與棍棒齊下的策略，維持外來政權長期穩定統治。直到解嚴後，台灣的地方派系逐漸瓦解。從長時段來看，地方派系在台灣的勢力的確逐漸委縮，但唯獨兩個地方—-苗栗與花蓮—-侍從體系始終扮演著關鍵角色，至今未曾選出國民黨勢力之外的縣長與立委（編按：蕭美琴在2016-20擔任花蓮縣立委，可能是唯一的例外）。
苗栗與花蓮的民主化程度相當低落並不是偶然，而與區域特質息息相關。苗栗與花蓮一東一西，雖然隔著中央山脈，卻擁有高度雷同的特質：擁有豐富的原物料資源；資源開採需要大型資本與設備，本地人被迫成為承受高風險的勞動力，青壯人口大量外流；資源開採由公權力壟斷，而「壟斷租」（rent）有利派系政治運作；地方派系細膩照顧選民，花費大量經費辦理諸如免費營養午餐或者放煙火等大型活動；財政昏迷指數進入葉克膜等級，大量販賣土地還債；配偶介入政治，準備代夫出征；大量開發建設，降低相對剝奪感。
簡言之，上述特點是屬於山林邊區的特質，此區域的資源基本上都屬於壟斷租，礦產、林業的開採，都需要特許權力，仍然保有侍從體系運作的基底（邱星崴 2013），這正是為何歷次民主化浪潮無法拍進苗栗與花東的原因，還在新的時代找到新的恩主，產生了侵蝕台灣民主根基的新侍從體系。本文的前半段以苗栗的大閘蟹為例，後半段則以花蓮的陸客夜市說明新侍從體系如何運作。
四、新侍從主義在花蓮：以陸客夜市為例
在二〇一五年，《看雜誌》針對花蓮的陸客衝擊做出專題報導（賴宛琳2015），有好幾個花蓮的陸客觀光團亂象。
怪象一：傍晚限定彩色版太魯閣列車。
太魯閣國家公園一天就湧進至少一萬名陸客，大批遊覽車綿延長達數公里，被人戲稱為「彩色版的太魯閣號」，不僅影響交通、破壞自然景觀，也造成環境汙染，多半集中在每天下午四到五點、太魯閣國家公園關閉前的時段。主要是旅行社業者為了增加購物行程，才特意壓縮遊覽時段。
怪象二：市區玉石店比麻糬店還多。
在兩岸旅行業者以及政府共同包裝下，台灣被分為幾大特產區，其中花蓮買玉石便是陸客對台灣的基本認識。這些寶石業者平時鐵門拉下，只在陸客抵達時的短短兩、三小時或夜間拉起鐵門營業，一方面節省經營成本，一方面也可規避政府查稅。
怪象三：東華大學成陸客住宿熱點，學生無房可租。
一條龍業者為了避免陸客利用晚上自由活動時間到街上藝品店消費，影響之後在特約藝品店購買的意願，竟將團客帶離市中心，來到相對人煙稀少的東華大學附近入住民宿。這連帶促使許多業者，將原本出租給師生的套房轉做民宿，專接陸客團。不少珠寶業者也爭相聞「陸客」而來，從花蓮市區轉進志學街，開起玉石店、紅珊瑚店。志學街從「大學街」漸漸變成「陸客街」。
怪象四：假逛展真消費，花蓮是博物館之都？
二〇一三年十月一日，中共當局實施新版《旅遊法》，規定團體旅遊不得安排購物行程，因此，不少藝品店業者改掛「觀光工廠」、「博物館」、「藝術中心」的招牌，於是，花蓮市往太魯閣方向的台九沿線，忽然出現不少招牌顯眼的「藝術館」，花蓮成為「全台博物館最密集的縣市」。
怪象五：在地人和觀光客搶火車，自強、電車一票難求。
花東地區火車對號座向來一票難求。陸客來台後，連每站皆停的區間車，都有陸客大量搭乘。在下午遊覽過太魯閣國家公園後，旅行社便將陸客送來新城等偏遠小站，搭車到宜蘭蘇澳，再由遊覽車繼續接客。如此大量的觀光乘客，造成當地民眾通勤時的不便。
五、陸客的特殊旅遊形式與傅崐萁的中國資本
在陸客認知中，花蓮最關鍵的景點是太魯閣，特產是玉石，由此中國方面和地方派系就可以展開權力與金錢邏輯的運作。陸客必須要到太魯閣，所以安排在最壓縮的時段；陸客必須消費玉石，所以沿線出現觀光博物館；陸客必須區隔消費，所以到鄉間住民宿；中共規定陸客必須搭乘火車進花蓮，所以在太魯閣關閉後（夜間）湧入偏鄉火車站。
我們可以看到陸客團作為一個特殊的旅遊形式，由三方賽局形成：陸客的期待、業者的獲利以及中共的控管，其運作在日常生活中影響了在地學生與居民。關鍵原因在於陸客的集體移動以及沿途的地景政治，都是沿著帝國之眼的凝視依序展開。地景政治的型塑與主政者的政治意志絕對相關。花連的中華帝國政治地景投射，縣長傅崐萁扮演關鍵角色。
前幾年，傅崐萁曾經傳出「引入中資購地」的爭議（理想大地案），獨立媒體《報導者》為此製作主題式報導（游婉琪、陳彥廷2016）。傅崐萁的仕途與岳家習習相關。傅崐萁的岳父，是國民黨桃園地方派系的要角，曾任第二屆國代、長期擔任桃園信用合作社理事主席，擔任歷年來桃園國民黨總統、市長選舉的總部主委，並出資成立「榮亮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由傅的妻子徐榛蔚擔任董事長。徐榛蔚是傅的得力左右手，負責處理財務。
理想大地為花蓮縣著名渡假村，業者欲售出鄰近19萬坪土地，開價12.5億，但遭到傅崐萁介入，邀約至花蓮縣政府商談，以縣政府審查權相逼，殺價至10.5億購買，由傅崐萁妻子徐榛蔚（現為國民黨立委）擔任董事長的榮亮實業出面承購，再由人頭與親戚斡旋，將土地以15.2億轉手給中資背景的北控集團。
這個獲利模式是典型侍從體系的運作方式，公權力成為壟斷租來源，將「特許資源」交給自己人或政治支持者。但特別的是，傳統侍從體系的恩主竟然來自中國北京。原地主氣不過土地被坑殺，出面向檢調指控，整件事情才曝光。
根據報導者的調查，傅崐萁與妻子徐榛蔚，一人任縣長、一人任縣長夫人與董事長，絲毫不避嫌聯手賺錢的模式，還延伸到中國去。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五日花蓮縣長傅崐萁與夫人前往廣東考察，由擔任「榮亮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的夫人，簽下「昆明呈貢健康生態城項目投資意向框架協議」合約；五天後在廣西南寧，簽下「南寧──台灣健康產業城」投資四百五十億人民幣，預計創造三百三十億人民幣的收益。同樣出訪、簽約的模式，隔年在廣東東筦，預計一樣規模簽下「廣東健康產業經貿園區」。根據報導者的調查，顯示榮亮實業是利用取得土地開發權再轉售的方式獲利。
我們可以看到，基本上傅崐萁就是把侍從體系運用壟斷租套利的方式搬到中國，只是這次權力的壟斷完全在新恩主中共身上。無怪乎傅崐萁一直公開倡議兩岸一家親：「兩千三百萬（台灣）人都是道道地地慎終追遠、飲水思源，中華民族的中國人！同文、同種、同語言、同祖先，是血脈相連不可分離的龍的傳人。」在二○一六年六月的第八屆海峽論壇上，傅崐萁以堅定口吻向全場與會者演說；他縣長任內與中國政要頻繁互訪、爭取直航包機、推展兩岸觀光、促進原住民與中國少數民族交流⋯⋯
我們可以明顯看到，中國相關因素是傅的施政重心，陸客自然是關鍵的政治經濟資源，其分配與布局劇烈地影響花蓮，事實上除了上述五大怪象之外，我還親身經歷了第六怪象：巨大的公園夜市。
東大門夜市是相當大規模的夜市，佔地九公頃，採用黑白相間大地磚，周遭植上草皮，儼然是一個大型夜市公園，由傅崐萁一手催生。傅崐萁合併原先分佈在花蓮市周圍的夜市，其中最有名的是已經營運十多年的自強夜市，以違法經營為理由，強制搬遷至嶄新的巨型場所（王錦義2015）， 取名東大門，仿效韓國的著名景點，再分為各個主題，最讓人吃驚的是「各省一條街」。整條街都用中國省份命名，三十六個省份成為兩排十八格的攤商，販賣各省命名的美食。整個夜市可以用「世界奇觀」來形容──選用最流行的韓流命名，標本化的原住民特色小吃，還有被打造出來歡迎陸客的各省一條街。夜市旁邊是重劃區與巨型停車場，專門停放遊覽車，來源多是陸客團。這個夜市不只是為觀光客打造，更是為了政治意圖下安排的群體，已經完全喪失夜市原本的意義。
與此相較，九〇年代的台灣夜市作為道德經濟體，竟具備現在流行與追求的合作經濟、共享經濟雛型。余舜德（2000）歸納出夜市的關鍵要件：「由一種能量的流竄，由擁擠的人潮、吵雜的聲響、油煙的熱氣都不再令人厭煩，現場的景物與熱絡氣氛結合…此時才能『成市』」但產業外移至中國以後，夜市的連帶逐漸崩解，更在中華侍從體系運作之下面目全非。原本夜市成市的能量來自在地，是社群共同體的循環，但現在為了迎合陸客，改使用中國材料或形象。因此，結合而成的氣氛，反而產成異質的感受，不再是屬於台灣人的夜市。原本服務於本地人的地方夜市，被恩庇體系的政治權力改造為迎合陸客的觀光夜市。陸客彷彿中國主權的化身，他們的身體是中國領土延伸的觸媒，他們要在台灣看見中國，也的確把所到之處變成「中國」。
六、「花蓮國」的小結
不管是苗栗的大閘蟹，或者是花蓮的陸客在台灣，都牽涉到一整套政治經濟的架構在運作，是中華帝國權力投射在邊陲地區的地景政治。正是區域特質使然，讓山林邊區的侍從體系不僅不在民主浪潮下消退，反而跳過喪失影響力的舊權威，去尋找如日中天的中國新恩主。侍從體系的權力邏輯在於壟斷特權與政治忠誠的交換，因此能與中國政體完美對接，誕生了當代侍從體系的新興型態──地方派系嫁接中國恩主。
而根據羅文（Rowen 2014）的研究與觀點，我們可以看到陸客在「一個中國」的推動下，來台灣體驗到「同文同種」的場景。旅遊從業人員使用「內地」、「我們中國人」等用語來取悅陸客。「團進團出、採購導向」的旅遊經驗，恰如他們在國內旅遊一般。台灣人不願意去陸客景點，因為會像置身在中國。理想中的兩岸交流並沒有發生，反而激化政體之間的差異。
若拉長時間、空間與物件的尺度，馬英九的八年執政或可稱為主權空窗期，從二○○八年以來，中國因素大舉入侵，對中國敞開門戶，為山林邊區的侍從體系注入新生命，更結合中華帝國的治理模式，建構了中華新侍從體系的權力模式。中國藉由地方派系，不只連通場域，也會再造與形塑場域，其運作的社會效果，壓制了本土的歷史與文化。正如同羅文對陸客性質的精準定義，凡中國因素沾染之物就將相關週邊中國化。大閘蟹正是中國「主權飛地」最好的隱喻，不斷打穿台灣國內的主權漏洞，正如同大閘蟹破壞田埂一般。而台灣政府對內受限於地方派系的掣肘，卻遲遲無法清除無論是實質或隱喻的中國外來種。
馬英九的傾中路線固然造成社會力反彈，從野草莓開始社會運動不斷，直到太陽花大爆發間接讓國民黨下台。但太陽花的熱力似乎照不進山林邊區，山林濃密的陰影庇蔭著地方派系，掩護著跨海而來的中國因素與之結合、茁壯，並且逐步蔓延。
二○一三年的太陽花運動阻止了在宏觀上阻擋中國因素在中央的擴散，卻阻止不了新侍從主義在地方微觀層次的擴散，從山林邊區延伸到農業縣鄉村區。再次重申，新侍從主義的運作本身，就會產生主權漏洞。民進黨二○一八年的期中地方選舉的大敗，正是潛伏已久的危機引爆。
國民黨已經失去黨產與政治強人，並不是擊垮民進黨的主力，而是中共使用了國民黨過去以地方派系統馭台灣的模式，不再以國民黨精英為代理人，而是扶持派系共主。韓國瑜、盧秀燕等挑戰現有執政成功者，從選前不被看好，到選舉翻盤，派系整合正是成功關鍵。
不過話說回來，事實上，我認為還有樂觀的理由。侍從體系運作的關鍵在於壟斷租，而中華新侍從體系的運作模式是一種主權飛地的型態，恩主在國境之外，恩惠的給予容易受到國際因素影響。而時代走到美中貿易戰的時刻，中華新侍從主義的運作將會受到衝擊。更何況，中國人口紅利消失，即將迎來改革開放後的第一次經濟大幅下滑，未來未必能持續提供源源不絕的壟斷租。因此，我認為新侍從體系的權力結構並不穩定。
我認為接下來該做的事情，是把最後一里路走完，讓陽光照進邊區的密林中。太陽花運動證明了新道德共同體的公民運動對主權修補的可能性，我們必須繼續深化此路線，以繼續推動歷史進程：在地方層次，以共享經濟、社會經濟的概念，轉化社區營造的資產，消解壟斷性產業的影響力，以瓦解殘餘的派系條件。至於在國家層次，持續走出對中國的依賴，建立多體系的互動，並修改法規，限制破壞地方主體性的產業。如此一來，我們才能從首尾兩端封鎖中華新侍從體系，填補台灣主權在地方的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