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稚驊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Deterrence is the art of producing in the mind of the enemy… the FEAR to attack. (“Dr. Strangelove”)
[C]hoices must be made; dies must be cast. So, it is with the most dramatic “choices” open to the free world in our day: arms control, peaceful coexistence, rearmament, dynamic rollback, appeasement, Soviet domination, thermonuclear war, or whatever shifting alternatives seem most appealing or least unpalatable from year to year. (Herman Kahn, On Thermonuclear War)
智庫、政策研究與政治顧問是美國相當獨特而成熟的產業。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曾透過其智庫與公民社會計畫 (The Think Tank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 進行每年一度的智庫調查與評比，在其最後一次於2020年進行的調查中，全球總共有11,375間智庫，其中美國就佔據了2,203間[1]。在美國的眾多頂尖智庫中，蘭德公司無疑是極具傳奇色彩的代表之一。二戰後，美國軍方為了維持在戰時組建的科學研究量能，在空軍下建立了蘭德計畫；蘭德計畫於1948年正式獨立成為蘭德公司，登記為非營利組織。直至今日，蘭德有數個由美國聯邦政府出資贊助的研究中心，並且蘭德不只是美國首屈一指的國防智庫，同時也是美國最具跨領域研究能力的智庫，研究主題從國防、外交、經濟直至教育、健康、科技、能源與社會政策，也囊括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統計學、人類學、歷史學、法學、公共政策、自然科學、工程等各種領域的研究人員。
蘭德代表了民間出身的科學家們跨出狹隘的學科知識，集眾人之智思索難以想像的當代重大議題。數個世代以來，蘭德總是不斷面對來自各路美國知識份子陣營的攻擊與批判：自由派認為蘭德是鼓動戰爭的軍火販子，而保守派卻又認其為不思積極宣揚國威的失敗主義者。Stanley Kubrick 1964年的經典作品「奇愛博士」，片中主角的原型之一就曾被影射包含了蘭德著名的核子策略研究員Herman Kahn。然而，與偏執於戰爭、武器與威嚇的奇愛博士不同，Kahn與其發表於1960年的著名之作On Thermonuclear War是Kahn以蘭德著名的系統分析方法，來評估在當時看似毀滅性的核戰的具體後果與可行的控管策略。在國際情勢緊張、政策制定者需要研究量能時，如蘭德這樣的政策諮詢機構發揮了重要的功能，來形塑政策分析的框架，與引入外部知識協助政府創新[2]。同樣地，在全球情勢緊張、台灣在地緣政治扮演關鍵節點，機會與風險均高漲的時刻，許多有志之士努力推動台灣的智庫單位成立，其他友好國家智庫也有更多與台灣有關的研究計畫。我很幸運地在2024年暑假參與了蘭德公司的暑期實習計畫，在蘭德新一期實習計畫即將開始之際，我希望能分享我的經驗，讓更多有興趣申請實習的在學生、考慮其正式職缺的畢業生，乃至於社會科學的學術工作者都能了解相關資訊、智庫的工作環境，乃至於如蘭德這樣的智庫與社會科學的關係。
實習資訊：申請、面試過程與建議
（一）開放申請、宣傳，與面試過程
我最早得知蘭德公司的實習資訊要回朔到2023年的十月底。十月中旬蘭德開放實習計畫的申請報名系統[3]，並於十月底開始於各大學宣傳給學生的實習計畫與給畢業生的工作資訊。蘭德公司與UC Irvine社會科學院與Graduate Division辦了各一場線上與實體的講座，線上活動中，多位實習計畫的負責團隊成員皆有出席，向與會的學生介紹計畫目標、申請資格與撰寫建議。實體活動中，則有四位分屬蘭德不同研究領域與資歷的研究員與分析師出席，有資深的戰爭與政治人類學研究員、也有兩位分別於敝校公共政策與自然科學系所取得博士的研究員，向我們分享他們從學術界轉投政策研究工作的歷程；雖然有些人的生涯歷程與美國軍方關係甚深，但也有不少人在加入蘭德前的生涯與一般研究生沒有太大差異，都是在民間與學術界活動。
申請過程與其他申請雷同，蘭德要求申請者填寫個人資訊，繳交CV、cover letter，並回答一系列的問題介紹自己的研究興趣、方法訓練、研究經驗、申請實習的動機，並且提供兩名推薦人的聯絡方式。十二月初申請截止後，二月初我收到蘭德公司的回覆，通知我進入面試階段，並且將會向我的推薦人（我的指導老師與另一位系上教授）索取推薦信。我的cover letter介紹了我的教育與工作經歷、學術上過往研究經驗與目前研究興趣，以及在學術以外的政策參與。我目前的學術興趣包含國際政治經濟、國家社會關係及社會政策，論文研究關注的是半導體產業勞工政治的跨國比較，研究方法上我熟悉質性與比較歷史方法，並且也有社會網絡分析與量化統計的訓練。與我面試的兩個研究計畫都跟我的論文研究題目沒有直接相關，一個是針對印太經濟架構的政策分析，另一個則是針對國防工業基礎的擴張與國際合作；然而，他們都與我所傳達出的核心問題意識相關，希望從國家與關鍵產業的管制策略、國際合作與社會動員，以了解經濟安全、國家安全與社會後果的關係。面試過程中，我向兩個不同研究計畫的負責人各介紹了我的研究興趣、經歷，並對兩個研究計畫的進度與方向有更多了解。完成面試後，三月初蘭德正式通知錄取，並在接下來一個多月內陸續簽約、完成背景調查與其他入職前置事項，於我六月中學期結束後正式上工。
從蘭德的各項宣傳，以及網頁資訊與研究員們的親身建議，都相當強調申請者們務必對自己的研究興趣如何轉譯到政策研究關心的課題多加著墨。然而，實際操作的層面上這該如何達成？蘭德期待從實習生與實習計畫獲得什麼？
（二）申請建議：資格、領域與問題意識
簡單來說，蘭德將實習計畫看作是未來招募研究員的管道。因此，有幾個重點值得申請者注意。首先，與多數台灣留學生相關，蘭德並不要求申請者必須具備美國國籍。在申請網頁與宣傳中，蘭德講者們都有再三強調他們很歡迎國際學生申請，只要會觸及的研究計畫不要求國籍或安全審查就不會有相關要求。其次，由於蘭德對實習計畫的期待是建立招募管道，蘭德要求申請者必須已完成兩年以上的研究所訓練，此外對他們來說最理想的申請者是一兩年內就會畢業的博士生。實務上，後者並不是硬性的規定；我會建議已修完課、準備晉升為候選人階段的研究生就可以考慮申請，以早點認識不同的工作市場。與前述相關，蘭德需要跨領域的人才，除了至少完成兩年研究所訓練的各領域博士生、專業學位以外，工程、電腦與資訊科學、作業研究等領域的碩士生他們也會納入考量。
最後，由於蘭德對實習計畫的期待與跨領域的工作環境，我會相當建議有意申請者從蘭德的網頁上參考各項研究主題、尤其是近年熱門的題目[4]，從此去思索如何將自己研究關懷最核心的問題意識與之接軌，而不是只專注在自己熟悉的次領域辯論及議題去拼湊可能的政策貢獻。如此一方面這樣可以擴大自己的對話對象因應變動的需求，另一方面就算自己的研究與當前熱門議題相關，這些計畫也不一定在該年度有開缺招募實習生。對於以台灣為主要研究題目的研究生來說，另一個門檻是轉換溝通的受眾：蘭德畢竟是美國智庫單位，除了少數研究者外，多數還是以美國政策的出發點與利害來了解台灣；但是，在全球情勢轉變與印太區域的重心下，即便從台灣的利益出發，也有更多機會在深層的旨趣上與美國政策貼近，思考從政治、經濟乃至於文化與理念的互相學習與合作空間，以及保持自己對於比較研究的敏銳和找尋可比較案例的開放性。
換句話說，從學術界轉譯到政策研究的實際操作上，找到自己的核心旨趣並試探與各界的共鳴是重要的起點。學術工作者的養成是以學科典範的理論框架深入鑽研特定議題、與特定學術社群對話，然後從此再提出針對該特定議題的建議。然而政策研究領域的熱門議題變動更快，政策研究社群的對話內容不只日新月異，同時對象也往往跨足學術、政治工作、政策制定與政治溝通的各界，在跨界與跨典範之下，要讓政策建議發揮影響力，就更需要超越特定學術視角與品味。因此，從自己關懷的特定議題精煉出能銜接熱門政策討論、與不同領域專家共鳴的問題意識，會對申請蘭德實習計畫乃至於其他政策研究工作都有所幫助。
實習現場：跨領域組織架構與工作市場
（一）實習日常
六月上旬協助舉辦完北美台灣研究研討會後，從紐約市回到南加州我就正式上工開始實習。三月初實習計畫的負責人有與實習生們確認過我們偏好實體或遠距工作，我選擇混合工作，有分配實體的辦公室、大多數時間則在爾灣遠距工作。這邊對於遠距工作相當友善，尤其在租金昂貴、缺乏公共運輸又地理上大規模擴展的洛杉磯都會區，即便分配在Santa Monica總部的許多研究員也是混合工作，許多人週二、三、四才會進辦公室。相較之下，Washington DC辦公室較多人實體工作，與研究員們面對面交流的機會也更多。遠距工作自然也有其不確定性：不少同僚都有反映過VPN與伺服器使用問題，受到網路攻擊或搶奪設備的暴力威脅，或是CloudStrike事故後與資訊人員漫長地來回修理設備。
我的研究計畫負責人（蘭德通常指定他們為實習生的指導）有一個歷史學家與一個經濟學家，另一個在此計畫的實習生是歷史學訓練，我也時常協助另一名政治學家進行訪談；我主要運用比較歷史方法，協助整理美國的亞洲夥伴國家的關鍵產業發展與國際合作。實習計畫十分鼓勵實習生多與研究員們交流，而我自己的經驗上，即便是資深、或跟自己領域不完全一樣的研究員，多數都有相當強烈的學習熱枕；令我印象更深刻的是，許多人對於交流活動不但開放、並做足專業與心理上的準備，且都願意回饋、積極提供各界資源給向他們聯絡的實習生。蘭德另外有安排實習生在結束實習前的一至二週進行一場成果報告，開放實習生與指導邀請蘭德內外的研究員與專業者來參與並給予意見。
圖一：Santa Monica總部辦公室的圖書區。除了刊物資源以外，蘭德也有Knowledge Service單位負責研究相關的資料、運算伺服器、資料庫使用與檔案調閱。曾稚驊攝。
研究的例行進度與成果報告以外，蘭德為我們安排的講座，包含開工時的一系列環境介紹、每週固定的實習計畫會議，還有其中一週密集的會議來介紹蘭德的研究部門與院所、研究經費、工作市場，以及前實習生們的建議與回饋。另外，蘭德有根據實習生們的學術興趣組成三至四人的小組，鼓勵實習生們互相交流激盪靈感。最後，實習計畫在美國各地的辦公室有安排happy hour聚會，除了負責團隊與實習生們之外，也有廣邀該辦公室有興趣與實習生們交流的研究員一起小酌。在Santa Monica，我們走到鄰近的墨西哥餐酒館喝上一杯瑪格麗特調酒，一個研究員與我們分享她從彼時正熱、但現已相對冷門的恐怖主義研究轉向到安全合作主題的心路歷程；除此之外，既然身處加州，不少人也有更多關於運動休閒、爬山健行等各種戶外活動的話題。Monica實習生們的群組私下也常有聚會或是派對，我們時常造訪辦公室附近一個歷史地標小酒館Chez Jay，謠傳揭露美國越戰策略的「五角大廈文件」(Pentagon Papers)，就是時為蘭德研究員的Daniel Ellsberg在這個酒館轉交給紐約時報[5]。
（二）格狀組織架構與專業跨領域的制度根源
蘭德的組織上，有不同的研究部門(Research Division)以及研究院所(Research Department)。研究部門是蘭德依照不同領域贊助者對其研究量能所進行的分類，包含四個聯邦政府贊助的研究部門(Federal-fund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s, FFRDCs)[6]，與三個針對社會及經濟政策的研究部門[7]。最後，因應許多新興的政策議題，蘭德還有一組全球與新興挑戰部門(Global and Emerging Risks)，如同種子計畫的方式提供新興領域與小型計畫茁壯的機會[8]。
研究院所部分，蘭德下設有主要的四大研究院所，分別是行為與政策科學(Behavioral and Policy Science, BPS)，通常聘僱公共政策、臨床研究、法學訓練的人員；國防與政治科學(Defense and Political Science, DPS)；經濟學、社會學與統計學(Economics, Sociology, and Statistics, ESS)；以及工程與應用科學(Engineering and Applied Science, EAS)。
政策領域與學術領域的分組形塑了蘭德的格狀組織，一方面確保了學術社群的專業性與人事管理的責任歸屬，另一方面在研究上則促成跨領域合作的機會。例如一個研究軍事的社會學家，在應徵蘭德工作時會在內部人事分類到ESS之下，由該院所從應徵者的學術經歷與目前的計畫需求決定是否雇用、以及聘僱後的人事管理；但是，同一個學者可能參與受到美國空軍資助的研究計畫，因而屬於空軍計畫部門之下，與各個院所與學科專業的學者共同進行同一份研究。
（三）人際交流、創業家性格，與工作市場實況
除了FFRDCs有較穩定的贊助，多數研究案都常會面對團隊組建與經費的挑戰。找尋經費與贊助者有賴計畫負責人的提案來連結贊助方。關於團隊組建，在蘭德的內部網站上，每一個受僱者（包括實習生）都有完整的CV與個人介紹，計畫負責人需要積極了解其他研究人員的背景並拓展人際關係組建團隊，而對受僱者來說維護自己的介紹與研究成果也很重要。一旦組建了團隊，與團隊成員和贊助者持續開會釐清人事成本分攤與研究資料協助之外，蘭德與各研究部門也提供許多資源與樣本，供研究計畫提案、簡報、視覺化與報告撰寫參考。
蘭德研究員們時常向我們提點在這裡工作更需要具有的創業家性格。除了加強自身的研究能力、學術經歷與發表，或是另外有政策實務的全面經歷之外，透過參與實習計畫的經驗、維持與指導和其他研究員的關係，這些人際交流都會在畢業後應徵蘭德職缺時相當有用。即便是正式進入蘭德，無論是實習生或研究員，積極與其他人交流、更新個人介紹與研究經歷，如同創業者一般多方吸收資訊與組建網絡，都會對於找到經費資助與建立團隊上有重要助益。蘭德從組織架構到建築規劃上，都動足了腦筋來避開死角並促成人們的交流[9]。這也反映在許多研究員的性格上，在宣傳講座時，出席的研究員還提及一個傳奇性的人物：一個在蘭德任職了數十載的資深研究員，直到年過古稀、退休前都還是時常徘徊在Santa Monica的走廊，不只與各種人攀談、更總是可以記得上一次與對方談話時的大小事。
圖二：Santa Monica總部辦公室。辦公室的建築由兩個圓弧形的量體接合，中間則有中庭、桌球桌、咖啡廳與多個空橋，減少建築主樓、側翼、長廊等結構的功能劃分隱喻。曾稚驊攝。
蘭德的求職細節基本上與學術界相似，四大研究院所通常會在每年夏季末或秋季初開始公佈職缺[10]，並要求求職者繳交writing sample、CV、學術訓練背景和學術作品等。倘若求職者通過篩選進入面試，也如同學術界會進行job talk，實習生們在暑假常會收到各院所的信件邀請我們去聽；除了研究員對於科學方法的提問以外，研究的政策意涵也常常是討論的核心。比例上，各院所去年都各有收到約一千名應徵者，並發出約三十至五十個offer；以社會學為例，ESS的社會學主管提及過去一年有約三百五十名社會學家來應徵，最終有十五人通過篩選、正式發出offer給其中五位。相較之下，實習計畫比例寬鬆一些，有九百多人申請，最終錄取了約六十名實習生。
實習後記與小結：蘭德與社會科學的知識生產
從正式錄取到實際參與工作，許多學界師長與朋友都曾問過我在蘭德所學到的經驗對於研究所與學術訓練有什麼樣的啟發。在前面的段落中，我提過許多我所聽聞或觀察到，如何在北美從學術界跨入政策研究、申請蘭德實習與正式工作的建議；在這一小節，正式結束了實習工作後，我希望回顧並提出一些從蘭德的經驗，跨回社會科學界對於知識生產的一些影響。
我認為至少有三點影響值得指出：第一，透過制度化的研究資助與組織架構，蘭德提供了另類的制度資源給學術典範的局內以及局外人。對學術界的局內人而言，蘭德的研究環境與活躍的思想交流有助於探索複雜的當代問題與知識創新，有多達三十二位與蘭德有關的學者曾獲得諾貝爾獎，蘭德也對遊戲理論的發展相當重要[11]。然而，對於學術界的邊緣群體來說，蘭德也與他們的學術軌跡有所重疊。近年來有許多冷戰知識史研究者注意到流亡美國的德裔社會科學家對於美國冷戰政策的影響[12]。除了較廣為人知的紐約新學院、與收容遭極權政府排除學者的流亡大學之外，蘭德也與流亡學者有深厚的連結。以我較熟悉的社會學為例，1948年蘭德成立了社會科學院所，首名主任、德裔社會學家Hans Speier，是德國著名社會學家Karl Mannheim的第一個博士導生[13]。蘭德的另一名重要的社會學家Herbert Goldhamer，也在各種主題留下了許多報告與專書[14]。除了直接受僱於蘭德的學者，許多德裔社會科學家也曾為蘭德的諮詢對象，包括法蘭克福學派的Herbert Marcuse、Otto Kirchheimer等[15]。德裔學者以外，其他許多族裔的流亡學者也曾與蘭德生涯交會，包括重要的比較發展與經濟史學者Alexander Gerschenkron，也曾對蘭德的蘇聯研究計畫(Soviet Studies)有諸多貢獻。美國大學體系在制度上讓學術知識生產走向高度競爭、專業分科的企業化發展[16]，但對於不那麼契合學術分工的學術工作者，從流亡學者到許多同樣面對移動、同化與排除的留學生，蘭德這樣的智庫組織，提供了另類的資源來讓他們有機會試探自己的研究旨趣，並找到願意贊助與合作的受眾和研究社群。
第二，蘭德在國防政策所取得的成功，也外溢並影響了北美社會科學。一個具體例子是美國的都市規劃與蘭德的社會福利研究部門[17]：從二戰以後，美國的國防體系發展出了民防(civil defense)的概念來思索都市與民間如何面對外來的安全威脅，同時對都市規劃者來說，都市的交通、貧窮、犯罪與衍生的種族衝突、社會動盪與暴動，也被描繪為是國家內在的安全問題，以此來競逐國家預算與政策。蘭德在1940至60年代針對評估安全問題發展出的科學方法，從60至70年代轉而被都市規劃界採用；同時對蘭德的政策研究者來說，都市問題不只是成為新興的計畫資助來源，蘭德也可以從原本只專注於國防政策的定型中解放，搭上「向貧窮宣戰」的國家政策順風車，於60年代後期創立社會福利相關的研究部門[18]。對於解決都市問題，這轉變有其侷限：這種都市政策觀點並沒有能力去處理社會問題的根源，而只是在維護社會秩序的同時，再製了都市的權力菁英與政治機器[19]。然而，從蘭德的政策研究史出發，社會科學的學術工作者可以更實際窺見國家安全、經濟發展與知識生產之間的互動關係。
第三，蘭德固然以跨領域研究聞名，但是對於科學性往往備受質疑的社會科學來說，蘭德的環境使得社會科學家更需要面對其他學科的挑戰，吸納外部知識帶動典範的創新。蘭德的社會科學院，除了面對來自其他更悠久的研究院與主流方法的質疑，社會科學家也希望挑戰、並將遭忽視的文化與心理因素整合進來，因此如前述的Speier與Goldhamer就是蘭德發展政治遊戲方法(political gaming)的重要推手[20]，以質性方法對應彼時在蘭德佔主流地位的量化方法、遊戲理論、系統分析與兵棋推演[21][22][23]。冷戰時期蘭德著名的蘇聯研究計畫，主要由社會科學院主導，吸納其他研究院成熟的系統分析等科學方法，來理解蘇聯的政治與軍事作業[24]。跨出學界的小圈圈，蘭德與政策研究的工作環境，提供了更多讓社會科學家面對挑戰、在追求科學的道路上學習與創新的機會。
蘭德是美國從二戰及冷戰以來，連結科學、科技與政策實務的重要實驗室[25]。蘭德透過綜合傳統學科知識的正當性來開創新方法發揮政策決策影響力，同時在管理上積極結合政策、實務、學術各界而成為類似行業協會的大型智庫。蘭德與美國智庫的發展，是由下而上協商諸多利益與理念衝突、共同形塑國家安全概念的過程，而對於有心一探究竟的社會科學學術工作者，蘭德的實習計畫與正式職缺都是值得嘗試的機會。在前述的兩個主要建議，包括探尋自己研究關懷的核心問題意識，以及積極與各界專業者交流之外，我想以Augier et al. (2015)對於蘭德公司的組織分析來作結[26]，說明蘭德的組織文化與適合的工作者。他們指出，蘭德的組織文化鼓勵探索基礎研究的實用價值，抱持著對於科學理性的樂觀與面對急迫問題的危機意識，積極組建有野心挑戰艱鉅問題的知識社群與促成跨界合作。倘若你是學術能力比肩學術中人，但與其追逐學術光環、更願意冒險挑戰知識上的難題，並與自身學科堡壘以外各界合作的人，你很有可能就是蘭德有興趣招募的對象。
※註腳
[1] 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 (2021). 2020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s. The Lauder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 Smith, B. L. (1966). The RAND Corporation: Case Study of a Nonprofit Advisory Corpor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 可參考蘭德公司的研究生暑期合作計畫(Graduate Student Summer Associate Program)網站。
[5] Daniel Ellsberg為美國政府評估核子戰略，但同時他也對美國過度的軍事干預多有批評。除了五角大廈文件以外，Ellsberg在2017年公佈了另一份機密文件，是關於1958年台海危機時的美軍策略與使用核子武器的可能性。Savage, C. (2021). “Risk of Nuclear War Over Taiwan in 1958 Said to Be Greater Than Publicly Known.” The New York Times. Link.
[6] 這四個包含由美國陸軍贊助的阿洛尤中心(Arroyo Center)、美國空軍贊助的空軍計畫(Project Air Force)、美國國土安全局贊助的國土安全部門(Homeland Security Research Division)、以及其他國家安全相關單位贊助的國家安全部門(National Security Research Division)。此四個中，尤其以前兩個部門是蘭德最核心的贊助來源。
[7] 這三個分別是教育與勞動部門(Education and Labor)、健康政策部門(Health Policy)、以及社會與經濟福利部門(Social and Economic Well-being)。
[8] 此部門下設有多個研究中心，包括針對新興生物科技威脅的梅瑟生中心(Meselson Center)、科技與安全政策中心(Technology and Security Policy Center)、氣候與能源未來研究中心(Center for Climate and Energy Future)，以及其他還在草創階段的政策中心，包括中國研究中心(China Research Center)與台灣政策小組(Taiwan Policy Initiative)。
[9] Augier, M., March, J. G., & Marshall, A. W. (2015). Perspective—The Flaring of Intellectual Outliers: An Organiza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Generation of Novelty in the RAND Corporation. Organization Science, 26(4), 1140-1161. 參考第1150頁關於建築設計與人際交流的討論。
[10] 少數職缺會是rolling-basis或off cycle，端看研究需求而定，這也與不同研究院所的運作方式有關。
[11] 遊戲理論在經濟學與政治學界站穩腳步以前，就已經在蘭德備受重視。參見Mirowski, P. (2002). Machine Dreams: Economics Becomes a Cyborg Sci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2] 參見Bessner, D. (2018). Democracy in Exile: Hans Speier and the Rise of the Defense Intellectual.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另可參見Greenberg, U. (2015). The Weimar Century: German émigrés and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s of the Cold Wa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3] Speier於1933年赴美後曾任新學院教授、在戰時擔任美國政府的德國顧問，並擔任蘭德的主任職近十五年，終其一生的學術關懷主要在知識社會學、政治傳播與戰爭社會學。參考Speier, H. (1989). The Truth in Hell and Other Essays on Politics and Culture, 1935-1987.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14] 這些主題包括分析外國勢力於拉丁美洲的運作、政策顧問角色、蘇聯軍事管理、心理健康，以及關於朝鮮停戰協定會議的一手回憶錄。參考The Foreign Powers in Latin America (1972) 以及The Adviser (1978)。其餘可參考蘭德網站收錄其撰寫之各項報告。
[15] 同上一則註釋。另外，法蘭克福學派的學者們曾於二戰時期為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CIA的前身）提供關於納粹政權的報告，參見Neumann, F., Marcuse, H., & Kirchheimer, O. (2013). Secret Reports on Nazi Germany: The Frankfurt School Contribution to the War Effor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另可參考Müller, T. B. (2012). Krieger und Gelehrte: Herbert Marcuse und die Denksysteme im Kalten Krieg. Hamburger Edition HIS. 諷刺的是，蘭德在1979年曾有報告指稱馬庫色等法蘭克福學派知識份子為散播恐怖主義思想的禍首之一，參見Kellen, K. (1979). Terrorists—What are they Like? How Some Terrorists Describe their World and Actions.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16] Ben-David, J., & Zloczower, A. (1962). Universities and Academic Systems in Modern Societie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Archives Européennes de Sociologie, 3(1), 45-84.
[17] 參見Light, J. S. (2003). From Warfare to Welfare: Defense Intellectuals and Urban Problems in Cold War America. JHU Press.
[18] 參見Jardini, D. R. (1996). Out of the Blue Yonder: The RAND Corporation’s Diversification into Social Welfare Research, 1946-1968.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History,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19] 同註釋17。
[20] Goldhamer, H., & Speier, H. (1959). Some Observations on Political Gaming. World Politics, 12(1), 71-83.
[21] 關於政治遊戲的發展與德裔社會科學家的貢獻，參見Bessner, D. (2014). “Weimar Social Science in Cold War America: The Case of the Political-Military Game.” In “More Atlantic Crossings? The Postwar Atlantic Community,” edited by Jan Logemann and Mary Nolan, Special Issue, Bulletin of the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54, Bulletin Supplement 10: 91–109.
[22] 關於蘭德的跨領域實作的衝突、合作樣態，參見Bessner, D. (2015). Organizing Complexity: The Hopeful Dreams and Harsh Realities of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at the RAND Corporation in the Early Cold War.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51(1), 31-53.
[23] 此外，當代數學社會學的奠基者之一，Paul Lazarsfeld也曾在蘭德工作過，致力於對文化與態度的測量。出處同註釋9，參見第1144頁對蘭德公司主席Harry Rowen的訪談。
[24] Hounshell, D. (1997). The Cold War, RAND, and the Generation of Knowledge, 1946-1962.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Physical and Biological Sciences, 27(2), 237-267. 蘇聯研究計畫的相關作品，包括Abram Bergson的The Real National Income of Soviet Russia since 1928 (1961) 以及Gerschenkron最重要的作品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1962)，此外Nathan C. Leites的The Operational Code of the Politburo (1951)也是運用系統分析方法探索蘇聯政治體系運作的代表作。
[25] Collins, M. (2002). Cold War laboratory: RAND, the Air Force, and the American Stat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s Press.
[26] 同註釋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