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韋帆/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學生
※本篇轉載自《東吳政治學報》-溪望政治學的網頁
https://sites.google.com/view/soochowjps/
※《東吳政治學報》延伸閱讀：
2025年1月20日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正式宣誓就職，甫上任他隨即簽屬多項行政命令，包含再次退出巴黎氣候協定與世界衛生組織、強化移民管制、取消性別多元政策、宣布南部邊境進入國家緊急狀態，繼續美國邊境長城修築等重大項目。而外界也同時關注川普上任後對中國的態度與政策路線將如何發展？例如貿易戰與科技戰未來的走向、其所任命的內閣成員對中鷹派與鴿派的占比。深究美中對抗的本質，其所代表的意義並非只是兩個大國行為者間的角力，而是擁有足以撼動整體國際局勢發展，對全球政治、經濟層面帶來極大衝擊的能力。引發美中走向競爭的原因是學界近年討論的重要問題，各種理論都相繼對該議題有許多深度的討論。川普重返白宮勢必對美中競爭局勢帶來新的衝擊，因此本文將嘗試以不同理論的角度分析影響美中競爭的因素，及預測未來雙方關係的走向與對國際局勢的衝擊。
本文的內容主要來自於林子立與沈有忠老師在東吳政治學報所發表的一篇研究，該研究以新古典現實主義為基礎，透過「空間」、「認識理念」、「時間」三層次，以及「戰略」、「經濟」、「意識形態」三個面向解析美中衝突，藉由層次和面向交會的方式理解影響美中競爭背後的因素。
介紹該研究前，先簡要解釋林子立與沈有忠老師在其研究中對三層次的定義。空間是指國內對國際環境的影響；認識理念是說明物質如何影響理念；時間則視空間與認識理念為發展中的變項。而三層次與三面向所組成的構面，兩位老師則整理成下面這張圖表：
美中戰略與三層次的衝突
中國近年來透過一帶一路戰略擴張其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設立亞洲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簡稱AIIB ）與上海合作組織，輸出資金與國內過剩產能，提供亞、非等發展中國家關鍵基礎建設所需的資金。並且修建泛亞鐵路與中巴經濟走廊，以陸路取代海運，減少中東經由印度洋與麻六甲海峽的時間成本，降低地緣政治風險，提供貨物運輸路線上的替代性選擇。這些計畫背後全都指向中國希望建立新的經濟和戰略聯盟，尋求更有利的地緣政治地位，提升在國際舞台所扮演的角色。美國為因應中國一帶一路計畫而提出印太戰略進行反制，從歐巴馬（Barack Obama）任內提出的「重返亞洲」、川普時期的「印太戰略」，延伸到拜登總統（Joe Biden）越趨清晰的戰略架構，如外交上的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對話(QUAD)；軍事上的澳、英、美（AUKUS）軍事同盟；經濟上美國所推動的印太經濟架構(IPEF)等，上述即為雙方在空間層次的戰略衝突。
圖片來源：中央社
圖片來源：President Biden @POTUS
中美雙方在軍事上的競爭也同樣激烈，隨著中國的軍事實力崛起，製造航母與尖端武器，在南海伺機而動部署大量軍力，引發區域動盪。經濟上雙方長期的矛盾，在物質力量產生嚴重分歧，中國不斷挑戰美國在研發、設計的領先地位，透過大規模補貼國內製造業，降低國內企業製造成本，使其以更低的價格進軍國際市場威脅美國製造業利益。美國譴責中國不僅對外進行不平等貿易行為，違反自由貿易原則，更透過強制技術移轉，竊取美國企業智慧財產權，上述即為認識理念層次的戰略衝突。
過去美國試圖與中國交往，接受中國和平崛起，希望加強與中國的關係，以尋求圍堵蘇聯的力量，此為冷戰時期的聯中制蘇政策，兩國存在戰略夥伴的關係。但隨著現今國際局勢的轉變與中國崛起的威脅，中國嚴重威脅美國在國際組織、國際協定、經濟上的領先地位，因此逐漸轉變為兩國競爭關係。美國將中國視為挑戰其國際地位的崛起強權，連帶影響其對中戰略的調整，此為雙方在時間層次的戰略衝突，即美中雙方從過去冷戰時的戰略夥伴關係轉變為現今水火不容的大國競爭互動。
美中經濟與三層次的衝突
深究美中貿易戰爆發主因可解釋為保護主義與重商主義間的對抗。中國透過國家實力侵犯他國智慧財產權與強制技術移轉，侵犯美國高科技產業利益，竊取關鍵技術。雙方長期的貿易逆差隨著時間擴大，美國終究無法容忍，因此在川普任內發動貿易戰，試圖平衡雙方的貿易逆差，上述為空間層次的經濟衝突。
然而，美中貿易戰是否僅單純希望在經濟層面上平衡雙方逆差問題呢？若從深層的理念層面可以發現其背後原因可上升至價值層面的對抗，即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與北京共識間的對抗。在分析兩共識競爭前，這邊先簡單介紹兩共識的基本概念。美國所提出的華盛頓共識強調財政紀律、市場自由化與競爭、保障私有產權，國家不應過度干預市場；北京共識則正好相反，其以國家資本主義為核心，國家介入市場是透過對產權的干預，國家以在企業中占有股權地位，或是透過提供私人企業貸款與其他優惠補助的方式，發揮其對市場運作的影響力。中國作為世界工廠，是全球製造業匯集的據點，國家補貼對企業帶來的各項優惠措施，吸引企業投資與設廠。但這便與華盛頓共識的核心主張產生衝突，因其違背自由貿易所倡導的核心價值，反對政府過度干預市場的運作，破壞市場的公平競爭，此即為認識理念層次的經濟衝突。
延續前述的兩共識衝突，起初美國相信中國經濟的成長可以帶動民主的政治轉型，即現代化理論的主張。然而，美國顯然錯估情勢，中國不但未出現政體的轉變，更大肆擴張其勢力，試圖在國際上推動中國模式。因此美國只好從過去與中國合作的夥伴關係轉為圍堵。在經濟層面最顯著即為貿易戰的發動，特別是針對具有重要戰略與國安利益的中國產品課徵高關稅，此即為時間層次下的經濟衝突。
美中意識形態與三層次的衝突
政治體制的差異是比較美中兩國本質上區別的重要指標，即威權與民主的差異。然而，造成雙方在價值體系存在根本的歧異並非政治體制的差異，而是對現有國際秩序推翻的野心，即各自對現有國際秩序與其國家利益滿意程度的差距。中國崛起伴隨的諸多威脅，使美國採取站立價值高點聯合盟友抵制中國的威權體制。如中國威脅美國所主導的自由貿易體系，迫使美國杯葛WTO爭端解決機制，此即為空間層次的意識形態衝突。
過去美中為拉攏中國，對中採取交往（engagement）政策，人權議題並不構成雙方衝突的焦點。但隨著中國綜合實力的增長，開始向外輸出中國價值，人權衝突成為近年中美意識形態對立的主軸。經濟合作無法克服人權衝突，中國與西方展開的人權對話也未有顯著成效，在意識形態上與民主自由為首的美國對抗即為認識理念層次的意識形態衝突。
中國雖長期主張其為和平崛起，但隨著時間的推演，美國逐漸感受其所帶來的巨大威脅。深究其原因為中國近年加強對外價值輸出，如設立孔子學院，推銷中國文化與意識形態。然而，這卻也產生諸多反效果，如許多國家認為中國試圖淡化新疆再教育營、沒收香港一國兩制等敏感議題，動員國家機器所進行的各種大外宣，背後意圖不軌，夾帶濃厚政治力的干擾，與西方強調價值包容的民主人權產生衝突，此即為時間層次的意識形態衝突。
美中競爭的未來走向預測
結合林子立與沈有忠老師的文章論點，筆者認為其透露出一個強烈的訊號：對威脅的感知是美中競爭白熱化的關鍵要素－美國深刻認知其霸權地位遭受嚴峻挑戰，必須採取相應的反制措施。由學者沃爾特（Stephen Walt）所提出的威脅平衡（Balance of Threat）理論認為國家並非在平衡權力，而是在平衡威脅，挑戰了傳統權力平衡理論。兩者最大差別為權力與威脅之分，權力平衡是針對權力去制衡，常見的方法為加入弱勢一方以制衡強勢；威脅平衡則是制衡威脅，特指制衡具有最大威脅的國家，國家會採取扈從（Bandwagoning）強權的方式以制衡威脅。例如冷戰後，西方國家沒有聯合起來制衡美國，而是選擇扈從美國，便是威脅平衡理論可以解釋的一個案例，然而在權力平衡理論中則不太可能出現扈從強權或霸權的情況。美國近年來的諸多對中動作也早已跳脫傳統權力平衡的觀點，以抑制崛起強權國中國挑戰其霸權地位為其首要目標。
在了解該文對美中產生競爭原因的相關探討後，美中競爭未來的走向將如何發展？美國與其盟友關係又將可能出現哪些變化呢？
許多人認為川普的執政風格充滿不確定性，但我們仍可從幾個面向預測其未來對中政策的路線。首先，川普作為商人出身，以國家利益優先為執政的核心目標。因此，凡是威脅到美國利益的行為都將被其視為須優先處理的項目，預期貿易與科技戰將是中美兩國持續對抗的重點項目。其次，川普的內閣團隊成員組成也是值得關注的重點。由學者史威勒（Randall Schweller）所提出的制衡不足理論（underbalancing）認為菁英共識程度，即菁英對於誰是威脅、如何應對威脅是否存在共識等因素，均會影響對外是否能產生足夠的制衡力量。觀察川普的新任內閣成員組成，目前為止多數屬於對中鷹派角色，預期將延續川普對中的強硬立場。然而，美國國內政界仍存在對中溫和派、或是認為有不同利益優先度的人們，並不一定主張要「平衡」中國威脅，且商界利益也未必與美國對中立場一致，這將在一定程度影響美國與中抗衡的力量。
另外，川普擔任總統的第一任期時，相當倚賴單邊主義，不強調多邊機制，對國際組織與國際機構充滿不信任，上任後也隨即看到其簽屬多項退出國際協定的行政命令。筆者認為川普的外交路線將對美國與其盟友關係帶來一些變數，可能給予中國對其盟友有見縫插針的機會。如法國總統馬克宏曾多次主張歐洲應發展戰略自主，不應成為美國的附庸，凸顯其有意深化與更多國家的合作關係，降低對美國的依賴，分散風險，我們也可以觀察到中國近年來極力拓展與歐洲國家間的關係。結合學者史威勒（Randall Schweller）所提出的利益平衡理論（balance of interest），該理論認為「從屬國」扈從於「支配性強權」的前提是能獲取利益，國家可能因貪圖利益而依附強國，國家間關係可能因利益變化產生變動。因此，臺、日、歐等國家是否願意持續支持美國，除了觀察美國與其的相對權力差距之外，亦須觀察從屬國與美國在中美貿易戰下是否享有共同的利益，即扈從於美國能否實質增加其利益。
這邊我們可以再進一步連結霸權穩定論（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的觀點，該理論認為霸權國家會有意願及能力提供經濟秩序與國際安全等公共財，使其從屬國都能享受這些利益，透過建立穩定的體系與提供公共財，以達成國際秩序穩定。然而，根據過往川普在其總統第一任期的各項政策和對外談話，均可看出其反對美國無償扮演提供公共財的角色，不認為提供公共財是作為霸權國家的義務，而是偏向國家利益至上的角度思考國際關係，這或許也將影響盟友對美國的信任程度。
小結
本文介紹的文章提供我們以不同的角度理解美中衝突，觀察到美中衝突背後深受戰略、意識形態、經濟這三大因素的影響，每個層面背後又受到各交錯因素互相牽動。歷史背景因素、價值選擇、國家利益考量等多重因素產生矛盾與對立，凸顯美中之間夾雜複雜且多變的關係，絕非以單一角度便可概括解釋雙方衝突。而本文也結合其他理論嘗試預測未來美中競爭走向，霸權穩定論提供分析霸權如何透過提供公共財維持國際秩序，及川普反公共財，有違傳統霸權國家執政者之決策風格；威脅平衡理論凸顯美國抑制中國崛起背後的考量；利益平衡理論則將利益視為國家最重視之項目，也對川普未來是否能持續鞏固與其盟友關係埋下變數。預期美中競爭議題將隨著川普上任產生新的改變，雙方發生衝突的機率也將大增。學者Organski提出的權力轉移理論（Power transition theory）認為當崛起強權達到既有強權國力的80%，是既有強權發起先發制人戰爭最可能的時機點。中國作為強力挑戰者，令既有強權國美國感受巨大威脅，因此被迫採取先發制人的手段，如發動貿易戰與科技戰進行反制。未來美中兩國仍面臨諸多挑戰，非常考驗雙方領導人的智慧。在兩國諸多利益互相發生衝突時，仍能保持和平的方式競爭，共同維護國際秩序的穩定，或許是當前美中兩國最迫切希望達成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