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培瑞（Perry Link）／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學系榮譽教授、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校長特聘講座教授
編按：2024年適逢中國六四天安門事件35週年、香港雨傘運動10週年及反送中運動5週年、臺灣太陽花運動10週年，恰是回顧中、港、臺人權與民主發展的關鍵時刻。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與國家人權委員會聯合邀請美國漢學家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於2024年9月中旬訪臺，並與多個學界及公民社會團體合作舉辦「人權發展」系列講座，同時與「菜市場政治學」合作將部分場次演講逐字稿編輯並收錄為科普文章。本文出自林培瑞教授2024年9月12日於中央研究院的演講逐字稿，經講者審閱及授權後刊登；該演講由政大國發所、國家人權委員會與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合作舉辦，由中研院社會所中國效應主題研究小組召集人林宗弘研究員主持。
「吊燈裡的巨蟒」這個概念，是我二十幾年以前想到的，自己的主觀的一種感覺：我在中共的官員面前，為什麼感覺到有點不自在、不容易說自己的話？想好了這個概念以後，才想到這個比喻法—「吊燈裡的巨蟒」發射下來的影響。先說四點，二十分鐘裡邊很簡單的說四點。一個是fear-induced self-censorship（自我審查），我當年為什麼怕說話，為什麼自我審查，是因為一種怕。第二點是self-censorship becomes naturalized（自我審查自然化），日子久了，本來你感覺到怕，後來就變成一種理所當然的反應。第三點是理所當然的反應鞏固了以後，引發一種「意識分裂」的問題；我覺得尤其是大陸的老百姓，他們的知識分子有一種意識分裂的問題，不是說他們心裡有病，是說他習慣了一種意識分裂的現象。第四點想說明是，這些受害者或者受影響者，不只是那麼幾個人，是非常普遍的一個問題。
恐懼誘發的自我審查
第一點，fear-induced self-censorship。我當年那篇文章裡頭的一個重點是說：self-censorship那紅線，你不能過的那個紅線，是故意模糊的。比如告訴我，我不能到中國去、在黑名單上，他故意不說理由，你不知道原因是什麼，更是會自我審查、self-censorship。
我舉個例子吧，我當年在普林斯頓教了一個印尼籍女學生的中文，她學得很好、很積極，然後她到華盛頓得到了一個人權觀察的暑期internship（實習）。她很想去，她來問我要不要去。我說：「這個好機會，你去吧！」過幾天，她回來說，她拒絕了。為什麼呢？因為她聽到我的問題，她自己也想避免上黑名單，所以她拒絕了人權觀察在華盛頓的一個暑期internship。這個說明她完全過分地在不需要自我審查的地方，她還是自我審查。
這是故意的，這是人家那種巨蟒的作用，就是讓你不知道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你就自己更是會自我審查。有反諷的一點是，像我、或者我的朋友黎安友，這些比較知道情況、比較有名的上了黑名單的人，我們變成北京的一個工具。因為像我那學生，他想到華盛頓去做人權觀察的工作，可是他發現這問題發生在我的身上以後，我就變成他們施加害怕、施加壓力的一個工具。
那麼，三十年來，有不少年輕人，尤其是年輕學者，直接的或者間接的問我：「林老師，我怎麼樣才能夠過到你這個處境？」我是被動的，我就變成北京的一個工具。但是北京工具的反面也是：我更自由。我喜歡指出這一點來。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我還在巨蟒底下寫我的文章、說我的話的時候，我都是：「巨蟒在哪？應該怎麼說，或者用什麼語言去描寫？」比如臺獨（Taiwan independence），你不能用這樣的詞，要說海峽問題或者兩岸問題。我受到那種巨蟒的影響，感覺有點困擾。但是一上黑名單就沒有了。
中國農民說，死豬不怕開水燙，我就是死豬了。所以，現在新聞界的記者、美國新聞記者，喜歡找我問問題。不一定是因為我知道的比別的漢學家多，而是因為他知道我不會自我審查，我覺得應該是正確，是對的一個答案，我會直接的告訴他。這是第一點fear-induced self-censorship。
自我審查的自然化
第二點，自我審查self-censorship becomes naturalized（被自然化），甚至於「化石化」（fossilized）。我的許多異議人士的中國朋友，他站出來speak truth to power、跟共產黨說他不喜歡聽的話。他常常告訴我，最有意見的人，本來最有意見的人，是他周圍的人、他的家庭。因為你站出來大嘴巴說你的直言，可是冒險的，也是我們這兒的。所以變成一種說大話是一種愚蠢的東西。「Stupid, why are you doing this? Ruining your life and ours too.」
弄得是，每一個人都有一種personal risk trap：我理想在這兒，我知道應該怎麼說；可是我說的話有代價，不但是對我自己，對我的親戚、我的家人有代價，所以是一種risk trap。我敢不敢說？敢說的，那麼一個人，但大概有十幾個人，或者幾百個人，看法跟他一樣，可是不說。自我審查變成一種不stupid而且自然的情況，接受這個位置。日子久了，那種naturalized就變成一種你不考慮、你就自然的用這種自我審查的話。
我這兒也說一個例子：大概是十幾年前，我在普林斯頓參加一個語言教學老師的會議。有個年輕女的老師來找我：「記得我們八九年，我們見過面，我們在北京曾經跟你見過面。」稍微有印象，我們就寒暄幾分鐘。然後她問我：「那是在動亂以前，還是以後。」我知道她的意思是學生動亂，可是我就是為了調侃她：「是誰動亂？是學生動亂？還是政府動亂？是國家動亂？」她用很道歉的口氣來跟我說：「當年，我完全是站在你這一邊上，我同情學生，方勵之到使館，都對。」可是，她日子久了，動亂兩個字就變成她自己的一種日常用語。好比說是今天星期四、那天是動亂、四九年是解放以後，這種迫使你去接受的概念，慢慢的日子久了，變成一種「化石化」的自然的東西。
我再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前不久，在加州大學，我講中國的古代歷史的時候，批評了一些大陸來的學生。他們說封建時代，在他們的概念裡頭是四九年以前；明清是封建，哪怕是國民黨時期也是封建。我說封建是先秦的東西，認真做歷史學家而言，明清不是封建。然後下課以後，有一個中國學生來找我，善意的跟我們說：「林老師，你不知道你提那個問題，是個敏感問題。」他說敏感問題的意思是：我不應該說。所以在他來看，這是理所當然的、「化石化」的一個東西，他也是善意的告訴我。敏感問題，你不要那麼說、應該這麼說。
自我審查造成意識分裂
第三點，意識分裂問題。因為日子久了，理想在這兒，實際的語言在這兒，就變成一種兩層面，甚至於三、四層面的一種心理問題。比如，晚上吃飯，喝酒罵娘、罵習近平如何如何，國內的宴會上有這種話。可是，第二天出門上班，就變成一種不同的語言，不說那些話，你的生活和語言就分兩個階段。
我再舉個具體的例子，從我自己的歷史經驗。那年，我在普林斯頓教書的時候，普林斯頓來了一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委員會、政治局的代表團、還有紐約的領館官員也一塊來，都到普林斯頓來。很奇怪的，他要求我們普林斯頓的校方：「我們能不能跟李銳見面？」我跟李銳見面，我帶了個學生，我們座談了一個半鐘頭。他一開口就說：「林教授，我們發現你的狀態有些偏見，我們想幫你理解我們國家怎麼怎麼樣。」然後談了半天，「不同文化、不同歷史、社會主義有社會主義的若干好處等等，你大概不知道啦。」都是官方話，而且每一個人輪流問我這種問題。散會以後，我們去喝茶的時候，同樣那些人來問我：「你能到中國去，我們歡迎你來。」有一個問說：「劉賓雁過得好不好？」那時候，在我們普林斯頓附近，住著很有名的一個批評共產黨的作家劉賓雁。「他好不好？你能不能帶話給他？說我們關心他。」說明他們有兩個層面的意識。
前幾個星期，我在微信上看到了這麼一段話，我念給大家聽。這是一個網上的公民寫的：「如果你或你的家人在加薩地區旅遊或者工作，碰到了危險，在暫時無法聯繫到咱們國家的大使館的時候，你會選擇向以色列政府還是向哈馬斯求助，你的選擇代表了你的真實的立場。」很快的一個跟帖說：「很大一部分中國人會向以色列當局求助，但永遠站在哈馬斯一邊。」又跟著一個跟帖說：「就像很大部分中國人會送子女去美國留學，但是永遠站在俄羅斯一邊。」說明那種「化石化」的兩層面的精神分裂，有時候變成一種表層上你意識不到，可是，你肚子裡頭的價值觀，跟你習慣說的價值觀有區別。
自我審查影響的普遍化
第四點，huge number of victims，我們本來共產黨的受害者，那是西藏、維吾爾、蒙古、法輪功、右派等等，有各種類別。但是在「吊燈裡的巨蟒」的這個問題上，我覺得主流也變成受害者。
中國文化價值觀，在儒家的傳統以來，是很注重怎麼做人、怎麼做一個好的人。我可以說半天，這是什麼意思，但是我覺得就是，大家語言裡頭已經有這種概念。母親罵孩子：「你不像話，你的行為不像話，你做的很好，說的很好。」就是你的道德performance。中國文化很靠重、很依靠那種道德概念。而共產黨以來，尤其是在大躍進、文革以後，傳統的概念受相當大的打擊。
本來，許多參加革命的年輕、有理想的中國人，把社會主義的理想補進去「為人民服務」，創立一個新的、健康的社會等等。但是，毛闖過以後，那種信仰就不算數。那語言還在，可是理想不在那。你現在「為人民服務」是一種語言，是你下棋去達到你的目的用的，而不是你真的有這種理想。所以，有這種現象以來，年輕人就變成一種「犬儒主義」。我怎麼用語言去達到我的目標，而不是我的語言和我的理想有關呢？巨蟒在吊燈裡頭惡化這個現象。
當然，我最近沒有到中國去。可是我在加州大學的校園裡頭碰到的年輕人，發現他們常常有一種想法：「能夠拿到手就是好處，好處能夠拿到手就是本事，能夠達到目標。」我再舉個例子，這例子，不好意思，因為是跟大陸來的學生，在我大班上作弊。美國學生也作弊，臺灣來的學生、新加坡來的學生都作弊，我不是說這個比較，但是他們作弊的態度是不一樣的。
我給他們小考，小考十分鐘把答案寫出來。第二天看他們的考卷，那些一群的大陸來的學生，答案完全一樣，多半也是正確的答案，可是錯的也完全一樣。我就吃一驚，他們怎麼在十分鐘以內能夠聯絡、交換答案，可能他們用手機弄得很快。可是我說他，我關心的是他不是他作弊本身，是他對作弊的態度，好像是得意洋洋：「我作弊做得不錯、效率很高」等等。甚至那天我去，我看見他們在一起、在交換資料的時候，我就問他：「你們不丟臉嗎？想到父母，想到國家，你還在……」他們無所謂：「真行！」給我的感覺是他那種「化石化」的、意識分裂的問題，變成一種對的行為，他忘了本來應該怎麼做人那種價值觀。
剛才有一位我上來以前在問我：在上海很多老百姓在接受監控的情況之下，並不覺得渾身不滿意，覺得更舒服、安全。我覺得這是我們應該研究的一個問題。George Orwell的《1984》那個小說裡頭，跟現在習近平走的方向很像，但是習的不同是因為他有科技、他有照相機、他有DNA、什麼iris（虹膜），都能夠很高科技的去觀察你的行為。所以，這是個新的現象，在人類歷史上是個新的現象。在我的腦子裡頭產生這麼一個問題：人性能不能接受24小時被觀察、被監控？我這個老人了，我吃不慣別人在那觀察我。我妻子童屹，她可以證明，她有時候想幫忙，她觀察我。我說：「你不要觀察，我自己想自己的問題」，所以我以為是一種人性，要拒絕被觀察，但是不一定。剛才這位，我忘了哪位提了這個問題。一百年以後的人，會不會變成一種大蟒蛇控制的、「化石化」，變成一種理所當然、完全可以接受的一個情況？我不知道。這個問題，大家可以分享、幫我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