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培瑞（Perry Link）／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學系榮譽教授、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校長特聘講座教授
編按：2024年適逢中國六四天安門事件35週年、香港雨傘運動10週年及反送中運動5週年、臺灣太陽花運動10週年，恰是回顧中、港、臺人權與民主發展的關鍵時刻。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與國家人權委員會聯合邀請美國漢學家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於2024年9月中旬訪臺，並與多個學界及公民社會團體合作舉辦「人權發展」系列講座，同時與「菜市場政治學」合作將部分場次演講逐字稿編輯並收錄為科普文章。本文出自林培瑞教授2024年9月11日於國立政治大學的演講逐字稿，經講者審閱及授權後刊登；該演講由政大國發所、國家人權委員會主辦，由政大國發所所長黃兆年主持。
感謝政治大學的熱情邀請。這題目是個很大的題目，跨很大的一個時段，而且是很豐富的題目。我今天演講的方式是把它個人化，把重點放在我看見的中國人權問題。並不是因為我自大要說自己，我要用自己的例子來說明，我怎麼認識中國，尤其是中國共產黨。因為我小的時候是個左派的家庭長大的，父親極左，我當然也極左，一直到現在，我是最嚴厲的批評共產黨的人。這個過程，不是因為我的價值觀變了，是因為我認識了中國社會，尤其是共產黨的行為，有一步一步的發展。所以我今天的計畫是把我自己的經驗作為十二個階段的過程，但是我的意思並不是把焦點放在我自己上，而是要用我自己的經驗來說明我認識的這個過程。
左翼理想與抗爭經歷
我是在左翼家庭長大的，我父親是美國中部來的。我的祖父是一個賣藥的，開車到鄰近的村子裡頭去。我父親十二歲開始跟著我的祖父開車去賣藥。上大學、上研究所時，他喜歡念書，念了哥倫比亞大學的一個碩士，研究美國歷史、美國革命歷史，有他的理想。但是正好那個時候是美國經濟蕭條，街上窮人到處都是，排隊要喝公家的湯，他就同情弱者，同情弱者又看到蘇聯傳出來的宣傳品：「蘇聯肯定是對的，是普羅階級的捍衛者」，甚至他喜歡史達林。
30年代帶團到蘇聯去，回來說烏克蘭沒有大饑荒，這是資本家在造謠，我去過。完全接受了蘇聯，哪怕是去了回來，完全接受了蘇聯的宣傳結果。所以我長大的時候，我喜歡存郵票，我父親從小也喜歡存郵票，他專門存的是蘇聯和東歐的郵票，有波蘭、捷克、匈牙利、羅馬尼亞的郵票。後來59、60年，帶我們家到印度去住了一年，印度的旅途上回來的時候是經過蘇聯、東歐、波蘭。我，完全是個左派的信徒。
然後上大學的時候，60年代有美國的黑人運動和自由說話Free Speech Movement，我參加過。我畢業以後，美國在越南打仗，給我們年輕人，尤其是男的，一種壓力。第一，我們在原則上反對大國，帝國主義國家，去打一個農民社會。而且在自己的切身利益上有一個問題，因為男的屬於一個叫做徵兵局，徵兵局是當地你長大的地方的一個小委員會，它有權讓你去當兵，怕生命危險我們不願意當兵，原則上也反對越戰。
所以我在研究所裡頭，不但是一個左派學生，還是個比較激進activist的一個人。我們當年有個叫「關心亞洲問題學者委員會」，是左翼的一個學生運動，我是通報的編輯之一，很激進。到波士頓城裡的國家大樓裡頭靜坐，警察來打我們，在哈佛大學的校園裡頭我也去occupy那主樓。警察一來亂打，沒有打我，沒有打我的緣故是因為那時頭髮短，就是跟現在一樣。我從來沒有長過長頭髮，但是我很多朋友長了長頭髮，發現警察一來專門打那些長頭髮的。我免於被打，可是我周圍的旁邊的朋友也被打。這是我第二個階段，是「越戰時期活動家」，我再重複一次，我這不是說我自己個人的問題，我是用我個人來說明一代人的經驗。
社會主義理想與現實的落差
第三個階段「支持中國共產黨」。在文革出來的時候，我起先的反應是不錯的，「為人民服務」多好啊，「炮打司令部」也可以考慮，有吸引力。1972年，中國大陸的兵乓球代表團到美國來，我突然接到紐約打來的電話說：「林培瑞你願不願意陪同中國大陸的兵乓球代表團旅行美國三週？做陪同翻譯」。因為那時候我的中國話的四聲比較標準，我不知道為什麼，可是他打電話給我，大該是因為我的四聲標準。我是去了，三個禮拜，從底特律到華盛頓、紐約、田納西、加州，旅行了三週。這裡頭有很多故事，可是時間不夠，我不能一一的都說。可是到華盛頓的時候到白宮去，我不是年輕的時候是反戰嗎，反對越南戰爭，在華盛頓兵乓代表團到白宮的Rose Garden跟尼克森見面的前一天，尼克森轟炸海防，越南的海防，我這正義的反應出來了。
我考慮我到底去不去，跟這個王八蛋總統，轟炸過海防的人嘻嘻哈哈。上轎車的時候我臨時就決定我不去了，我不能，不能去。我們有六個美國人做翻譯，其他的有三個聽到我不去，他們說我們也不去。只有兩個去了，而且那兩個基本上是同情我們的舉動，可是他們反應不是那麼強烈，所以有四個不去。第二天的《華盛頓郵報》頭條消息是「兵乓球代表團訪問白宮，四個翻譯拒絕去」，白宮很生氣，而且尤其對我很生氣。我沒有組織，可是我講出來這樣做別人跟著來，怪我把中美關係復雜化了。第二年我到中國去的時候，看見了一個中共拍的一個紀錄片，關於兵乓球團旅行，我在那兒，我在，而且我是友好人士，很清楚你美國青年跟我們很友善。
第四個階段是「原來天堂有毛病」。72年兵乓球代表團到美國來，73年我到香港去做我的博士論文的研究。我研究鴛鴦蝴蝶派小說，在香港的馮平山圖書館裡收藏了相當多，我在那兒待了一整年。同時呢我一想啊，我們當過翻譯的也都很想到中國大陸去看看，我寫了封信到北京說「我們翻譯群想到貴國去看看」，居然有回應說「歡迎你們來」。我們去了廣州、上海、蘇州、杭州、西安、延安、北京，完了之後我們希望說能不能延長，延長到唐山去了，一共是四個禮拜，吃、喝、住、旅行、導遊，加起來多少錢，550美元。便宜的不得了，那很顯然是一種friendship，考慮給我們一個便宜的旅行。可是呢，我那一次旅行是我第一次，第一次發現「原來天堂有毛病」。「社會主義的天堂」，我腦子裡頭是所有美國社會的問題，社會主義能夠解決：黑人、白人、言論自由……這種問題能夠解決。抱著很高尚的一些理想去的，發現情況並不然。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我在研究所的時候，學到了中共「四害運動」，殺害蒼蠅、麻雀、老鼠、蟑螂。我腦子裡頭這種「害」都沒有，到蘇州的一個茶館裡，漂亮的擺得一個桌子上，有一個蒼蠅，我很感興趣，照了個像，我林培瑞在中國發現了一個蒼蠅！但對我打擊更大的是一些社會不平等的現象，比如坐火車，我們外國人坐火車都是坐軟臥，相當舒服，但也有硬臥，是中國老百姓買不起軟臥的人睡的地方。然後有硬座、軟座，有四個等級。我好奇，我問了我們嚮導：「為什麼有不同階級？」，我以為中國不應該有階級，但好像車上有階級。除了我們外國人以外，誰需要這個軟臥？他說，領導。我又問：「領導為什麼需要？」「因為領導的工作量很大、很累，所以我們把軟臥專門給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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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不是說我們到了唐山，唐山的煤礦我們下去了。大概是1976年那個大地震，唐山的很多礦工被埋了，死了很多。我們是兩年前也下去了，下得很深，可是我注意到在地面上到處都是毛語錄，很漂亮，紅紅金金白白的旗子，寫著「為人民服務」等。到下邊兒了，沒有，沒有漂亮的牌子，唯一的牌子是告訴小火車怎麼拐彎兒，而且有趣的是它不是簡體字，而是繁體字。按喇叭兒，不是按喇叭兒，是「鳴笛」，而且是用繁體字寫的。沒有任何毛語錄的漂亮東西。出來的時候我也問了一下，「為什麼毛先生的語錄不在下邊兒呢？」我這個理想社會主義就受了一個打擊。「礦地下的髒，是工人能夠忍受的，但是工人階級的偉大領導人的字，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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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講一個故事，那次旅行給我比較深的印象。好像是在杭州，我們到郊外去看了一個什麼廟，回來的時候有一個賣東西的小鋪子，我看到了一個掃帚。我母親是個農場長大的，她喜歡簡單的、農民用的東西，而且她最喜歡的顏色是深黃色的東西。我看見掃帚，我心想我母親肯定會喜歡，因為她也是左派，她同情中國的農民老百姓。我買了個掃帚上了麵包車，嚮導過來一看，「你買了這個，買了這個幹嘛，不完整」，他把它拿回去找了一個我看上去是差不多的一個掃帚給我。一路上回旅店的時候，他問我為什麼買，我解釋我母親喜歡。他說，「你不知道我們有漂亮的彫漆、景泰藍，有漂亮的東西，怎麼會是掃帚帶給母親？」
我後來一想，嚮導以為我把掃帚買給母親，是看不起中國，這是中國的老百姓、窮人的一個東西，他不願意我把農民的、普通的東西作為中國的象徵，帶回來給母親。可是我母親最喜歡這個，我把景泰藍帶回去她不會那麼喜歡。最後我意識到，是價值觀的不同，而且我腦子裡頭問自己，我沒有問那個嚮導，「你是自己看不起那個掃帚，還是怕我、或者我母親看不起你？」，因為他的價值觀已不一定是為人民服務、普羅階級的層面。
天堂腐敗下的百姓傷痕
第五個階段是「血肉痛苦活生生」。我第一次到大陸長期居住是79、80年，我去了接近一年，主要是在廣州的中山大學校園裡頭住了，然後能夠接觸日常生活、能夠看到很多社會主義天堂和日常生活的差別的例子。包括我們館堂裡有一個年輕的女研究生，她姓黃，忘了她的名字，可是她英文不錯，她來找我說「能不能幫我申請研究所」，她想唸英國、美國文學的研究所。在中國也好，更好是能到美國去唸，我就幫她寫了申請材料等等。有一天她過來哭，哭得不行。哭什麼？願望落空了。為什麼？被人拒絕了。領導告訴她：「畢業以後你的工作是留在中山大學，在外事科裡頭接待我們這種工作，而且長久地工作，她不能申請唸研究所。」我就馬上替她抱不平，問她有沒有辦法也許過兩年可以申請，沒有辦法。她哭得厲害，就是知道沒有辦法了。
校園裡頭我記得有一個女教授，恐怕是五、六十歲的一個人，這位女教授，她文革的時候被鬥，被鬥得厲害。很多教授被鬥，但是她鬥得特別厲害的結果是一種walking wounded（創傷後遺症）。她的眼睛，她盯著眼睛看見你可是沒有反應，咕嚕咕嚕說話這麼個人，跟她說話沒辦法。問了其他的教授，他們就說，就是打擊太大，弄成這個樣子。當然是個極端的例子，可是對我而言是個有震撼的經驗。
第六個階段叫「百姓遭殃很普遍」。因為這個女教授是一個人，那姓黃的年輕人也是一個人，但也是那一年我意識到，中國社會普遍有這種受害者的問題。主要是因為看傷痕文學，我那時候的研究題目是研究中國「毛」，毛死以後的所謂傷痕文學，有很多揭發文革時候的腐敗、暴力、兩代鴻溝這些問題。本來不能公開說，傷痕文學一來就可以「解恨」。很多讀者圍繞著王蒙、劉賓雁、諶容這些傷痕文學的作家，並不是學到他們本來不知道的東西，是有個正規的作家在正規的刊物上發表了文章，是公開的，「解恨」。對，那是真理，也是我們的經驗。
對我影響特別大的是劉賓雁。劉賓雁在79年的九月的《人民文學》上，發表了一篇叫〈人妖之間〉，是他最有名的一個作品，不是小說，是報導文學。因為那年三月，有一個在哈爾濱的黨委書記腐敗透頂，組織了大規模的礦山、鐵路、工廠，都在他的擺弄之下。被發現、被抓，《人民日報》揭發了他。劉賓雁做什麼呢？因為他是哈爾濱人，他當地認識很多人，他去了哈爾濱做了很仔細的研究，這個事情怎麼發生、裡頭腐敗的各種運作，描寫出來、分析出來，放在《人民日報》第九期上發表的。挺有意思的，因為原本那是那一期的人民文學最重要的一篇文章，但是他把它放在靠後，而且放在小型的漢字。這說明《人民日報》的編輯也得有政治考慮，這麼重要的、著人的一個作品，我們敢不敢發？最後大概跟領導聯繫能不能發，可以發，可是你發在最後，用小型的字。
可是我覺得是「百姓遭殃很普遍」證據的原因是，發表之後，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劉賓雁自己和《人民文學》的編輯收到了全國大量的信進來，大致上都是說，劉賓雁分析了哈爾濱的腐敗，但是你的分析也就是我們這兒的，一樣的，全國的反應很明顯。所以這種經驗讓我意識到，這種walking wounded或是這種問題是很普遍的。後來，劉賓雁名譽突飛猛進，老百姓從各國不同地方到他那裡去，在門前排隊，意思是說您是包公，是我們當代的包公，您能不能幫我解決這個問題、那個問題。
他沒有能力顧到所有的要求，但是他在全國的名氣變得很大。1985年，中國官方的作家協會，在歷史上第一次允許中國作家自己選出來，用票數選出來他們協會的領導。票數得最多的是巴金，巴金大概在三、四十年代的作品很有名，可是巴金在文革以後也寫了幾篇文章，要求中國有個文化大革命的博物館之類的一些大膽的文章。票數第二的是劉賓雁，所以他85年、80年代中葉，是非常有名的一個作家。到現在、最近，他人死以後，包括現在我在加州大學開中國文學課，大陸來的學生沒聽說過，劉賓雁是誰根本沒聽說過。可是那時候他非常地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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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制與抵抗：異議者的憂國意識
第七個階段「中共壓制吹哨者」。劉賓雁、方勵之、王若望，都在1987年被開除黨籍。對方勵之和劉賓雁來說，是第二次被開除黨籍，第一次開除是五十年代，然後毛死以後又入黨了。入黨的道理也是挺有意思，方勵之說得最清楚，在科技大學他的研究生的班級裡頭，都是數學挺好的，用現在美國語言是「geeks」，就是只專攻電腦那種學生。他勸他們入黨，勸他們入黨的道理是因為，共產黨控制我們的社會，這是一個事實，沒有辦法改變，我們能夠有什麼、make什麼 difference、我們怎麼做？我們入黨，把它改善到沒有那麼、十分的糟糕。所以他自己，劉賓雁自己也是這樣第二次入黨的原因。
87年，因為活動太明顯，鄧小平趕快把他們倆和王若望踢出來，開除黨籍。方勵之大概是從86年在河北科技大學裡跟學生演講過幾次人權、民主，非常受歡迎。他們受歡迎，官方就要把他壓制。學生問他：「方老師，你這個都是有點反馬克思主義，是不是？馬克思主義在現在的中國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他答了一句說「過時了」，並沒有說馬克思主義不對，而是說過時了。王若望我不多說，不過他有一本也是我很羨慕的作品，對我影響也挺大的，也是八十年代初的一個叫《飢餓三部曲》（Hunger Trilogy）。三次坐監、三次餓了肚子，他不多加描寫。在四十年代被捕坐日本人的監、抗戰以後國民黨抓他到國民黨的監獄裡、六十年代共產黨抓他，所以有三個坐監的經驗，三個餓了肚皮的這個經驗。不多加評論，只是描寫給你們看誰最糟糕，你們可以想像，共產黨比日本和國民黨還要糟糕許多，有那麼一篇文章。
第八點「憂國意識廣若海」，這個對我來說是一個新的階段、一個新的轉折點。1988年，我到北京去當了一年的美國科學院中國交換學者一個辦公室的主任。美國科學院不屬於政府，是獨立學者的機構。我到那兒去做這個主任最大的收穫是能夠認識很多我本來不熟悉的知識份子。我本來是唸文的，所以像劉賓雁、王蒙那些作家都認識、都訪問過。可是方勵之，科學、物理、工程、社會科學……什麼都有，在那個交換學者的節目之中，所以也認識了他們。
方勵之值得多說一點， 88年的秋天，我認識了他，在一個晚會上。沒有說多少話，我對他的第一印象是個很靜的人，不太說話，可是幽默感也非常好，別人說笑話他會哈哈哈開懷大笑。可是找我，在十一月的時候他找我，因為他要參加德州大學，美國德州大學要開一個物理學的研討會，邀請他過來，他答應去。有了飛機票、有美國簽證，什麼都有了，中國官方不允許他去，不給他出境簽證。他來找我，因為我有那個官方的帽子—學術交流委員會的辦事處主任，他說：「我希望你把這個情況告訴美國學界，尤其是自然科學學界，我想去，不能去」。他沒有到新聞界去，他告訴我這個事情，我報告到華盛頓去了，有那麼個發展。
他第二次找我是89年1月6日，他打電話說：「我這兒有點東西，我覺得你可能會感興趣」。我騎自行車到他那兒去，他有一封信，是寫給鄧小平的。當時沒有影印機，他抄了三遍，一個給我、一個給一位中國的同事要散發到國內、一個是貼了個四分錢的郵票在信封上寄到黨中央鄧主席收。什麼信呢？他說：「鄧主席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四十週年、五四運動的七十週年、法國大革命的兩百週年」，還有寫別的，但他總的意思是說，咱們來個大赦好不好，把中國的政治犯，魏京生和其他政治犯給釋放。
寄給了鄧小平，鄧小平當然沒有馬上回他。可是他找我，把這信給我，我當場問他我把它翻譯給美國、給國際新聞界行不行？他說可以啊。新聞界也登了，變成知名的一封信，在國內的影響力也很大。再過幾個禮拜，有其他的一些自然科學家也簽了一個聯名書，支持方勵之的提議。再一、兩週，有社會學家也來了一個四十多個人的聯名信，最後搞文的北島詩人和其他搞文學的人也做了個聯名信。有三個聯名信，這三個聯名信都可以視為是89年民主運動的前波。89年4月15日，胡耀邦死了，中間的過程我不多說，因為你們大概都已經知道。
我再加一個跟方勵之有關的故事，那是2月26日，美國新總統喬治布希剛上來的事。他在七十年代在中國做美國的聯絡處處長，他以為自己跟鄧小平是老朋友，想現在是總統了，要回來跟鄧小平等等搞好關係。請了一個大宴會，在北京的長城飯店，搞了一個他自己想出來的Texas Barbecue，請很多人來。在偶然的情況下，我前一天在一個別的會議上，我在那兒、方勵之也在那兒，散會之後有人問：「明天喬治布希的請客，有誰去啊？」我舉手了，方勵之也舉手了。因為我住得離他很近，我住在友誼賓館，他住在北京的中關村，很近。我們辦公室有一個包車，我隨時可以用，他沒有，所以我就問要不要搭我們便車，一塊去。
第二天，我們開車到長城飯店，距離不到400米，突然從四處湧出來一大堆便衣圍著我們的車，然後跟我們的司機說你超速。根本不可能，路上塞得不得了，都是慢慢的。可是他讓那司機下來，把他打發了。我們沒辦法，跟方勵之、李淑嫻，方勵之的妻子也在。官方的警察說：「據我們的了解，你們的邀請是假的，你們不是真的被邀請」。他說是個假的邀請，我們得到美國使館去證實是不是被邀請。那個人自我介紹的時候說「我是這次喬治步希總統到北京來訪問的主要安全負責人」。那方後來在會議裡頭說的，我們從這個事實可以知道，負責喬治布希旅行的最高官員的責任，不是管喬治布希，有別的政治任務。
在我們被攔的時候，是在崑崙飯店，崑崙飯店據說也是官方警察辦理的旅店。反正門前有的士，我們去排隊上了的士，說要到美國使館去，送我們進去的那個小夥子說「你們到不了使館」。我不知道什麼意思，坐上車，果然，開了大概五、六條街，又突然湧出來了一大堆便衣，把我們攔了，說出租車的尾燈有問題。沒辦法出來了，方還是邏輯的，說「車是坐不上去的，我們坐公共汽車，公共汽車不會被這樣欺負吧」。我們就在車站等了，很多老百姓在，那時候是晚上五點半、六點，差不多下班，相當擠，一大堆人在那兒等著車。等車，車一過來，不停。等第二個車來的時候，在大概一百米前，可以看到有一個人跑到街上攔著那車、跟那司機說了什麼話，我們當然聽不見，可是那車又過去了。老百姓生氣，老百姓只是想回家，方還是邏輯的，而且同情老百姓，說：「老百姓受苦的問題是我們，在我們，不是他們，我們不能坐公共汽車。」走路，只有走路。
那天我們沒有預備，在冷天，二月底相當冷，可是我們沒辦法，走路。有便衣跟著我們，步行跟著我們，到街口過街，他們會退下來有別的便衣輪流接過來，有不同的便衣跟著我們。旁邊也有摩托車、有汽車，後來方的回憶錄裡頭估計大概至少有三百個人在管我們。原則是，我們不能靠近長城飯店，完全不能去宴會。好不容易走到美國大使館門前，按鈴，沒人聽。根本沒辦法，我們就在那個人行道上不知道該怎麼做的時候，有兩個加拿大外交官過來，一個外交官跟他的妻子，他們在夜裡頭散步。他們當然知道方勵之的故事，很多人也預測方勵之到宴會去會不會跟跟喬治布希握手，有這種speculation在新聞裡頭。
所以他們吃了一大驚，方勵之在這兒？怎麼不在宴會？馬上就邀請我們到他們的公寓裡頭，他們公寓大樓門前也有警察、警車。警察說「給我看你們的文件」，我們洋人他沒有要求，但是對方勵之、李淑嫻要求他們的文件。方做了一件不錯的事情，他把他的身分證放在胸前，大喊：「方勵之！」然而，加拿大外交官跟那個警察說：「你不理解我是一個外交的權利，請任何人到我的私人公寓裡頭是我的權利」，警察說了對牛彈琴的一些話。我們去了他們樓上，他們給了我一些麵包和花生醬，作為我們的宴會。
可是李淑嫻擔心他們的兒子，他們的兒子在他們的家裡頭等著父母回來，要是不回來他會擔心。所以她打給兒子，說「放心，我們沒去宴會，但沒事兒，我們會回來，我們現在是在一個叫做David Horley的外交官的家裡頭」。將David Horley的電話告訴了她的兒子，過幾分鐘，電鈴嚮，是個外國記者說英文說：「Where is 方勵之?」，我就用英文接了電話，告訴他大概的故事就掛上了。掛上沒有幾秒鐘又響了，因為很多新聞記者看見方勵之、李淑嫻的位置是空的，打電話到他家去問，兒子告訴他們在Horley的公寓，所以新聞界都知道。
電話響了又響，方勵之也還是很邏輯地：「這效率不高，我們不能這樣重複這個故事多少遍，我們乾脆到香格里拉飯店去開個記者招待會」。因為國際記者集中在香格里拉飯店，而且香格里拉飯店的方向是離著長城飯店不同的，香格里拉在東北區，等於友誼賓館、中關村那邊。Horley說：「好，可以坐我的車」，用他的外交官的車把我們載到香格里拉飯店。警車也跟著，可是不妨礙，因為我們走的方向是往外的方向。到那兒是開了一個相當大的記者招待會，大概有五、六十個國際記者問他問題，方解釋，我翻譯。時間已經到了十二點半了，才回家去，有這麼樣的一個故事。
體制內外的人性：幻滅後的反思
這個故事對我來說，上最大的一課，不是事件經驗本身，而是兩週後發生的一件事情。《新華社》發表了一篇文章講「方勵之赴宴真相」，是一位叫豫木寫的。豫木，那肯定是一個筆名。那故事完全是編出來的一個假的故事，我以為他也許會在真實故事上做點花邊文學，可是沒有。他說我們坐車，沒有看到警察的姿勢，然後闖到長城飯店的後門，從後門鑽進去，沒有收到邀請、沒有邀請。完全就是個假的故事。
發表本來是在《瞭望》雜誌上，可是《新華社》把它轉到海外《人民日報》，那兒都有方勵之赴宴的所謂真相。我很生氣，寫了一封信到《瞭望》雜誌編輯部：「你這故事我是當事人，你這故事不是真實的。」寄了信沒有回應，沒有回應我就更生氣了。又寄了一封信，這次是雙掛號，我掛號到那兒去它有個收據寄回來給我，沒有回應也沒有收件。我一想，連郵局都是他們的。
後來，我就問了我們包車的司機，包車的司機是個很好的小夥子，他很同情我的各種舉動。我能不能到《瞭望》雜誌上去，去問清楚這個事情，我們到編輯部去。編輯部裡頭有個人我敲門他出來接，我問他「豫木先生在不在？」，他說：「喔，豫木先生。對不起，他不在，他在外地旅行。不在。」那「可是你們這個報導是完全不對的，我能不能跟你們再商量？」「可以。進來。」上樓到一個桌子上，大概有五、六個編輯在那兒，跟我說：「你得理解我們是不同文化。你的文化跟中國文化不同。你在我們國家是個客人，這些你別忘記。」亂七八糟，這種話。
有一個編輯，比較老的編輯，從頭到尾把頭靠在桌上，我後來考慮這是個人，但其他的他都是跟我說那種官方話。我也硬起來，對他們說：「我不信，而且你不願意把真實的東西、對得起你們自己國家的讀者，說這種話。」送我到門口的那個人，也跟我有點不客氣，他在樓上，然後我下樓的時候，他說「誒，林教授，我們不送了哦！」不送就不送，走了。後來，因我我那時候有作家、記者都同情我，但是我同情他們的一些朋友，他們告訴我「你接觸的那個人叫李勤」，而且我是有卡片的，「李勤」是這個人，就是豫木。
這個大概是我這個在幻滅的過程裡頭hit bottom的一個經驗，共產黨能夠這樣犬儒地用語言，我沒想到過。到方勵之那裡去跟他報告這個事情，你們猜他怎麼反應？他笑了，但是非常客氣、善意地笑：「你研究中國這麼久，可是你見怪的，我們見多了！」這一點不奇怪，在他們來看，就是expect，他們有expect，我們沒有expect。所以我講到哪呢？這些都是「憂國意識廣若海」，然後第九個階段「中共用語不一般」，就是我剛才說的這個豫木的故事，但是關於用語的一個、對我來說是個很重要的發現，是幾年以後的事情了。
1999年，有一個從北京來、比較高級的官員，把關於「六四」過程的很多文件帶出來，帶到哥倫比亞大學我的朋友黎安友Andrew Nathan那裡去。那Andy打電話問我，你能不能幫我，我們合編這些資料，也得翻譯。我組織了很多人翻譯，然後我修改了翻譯，Andy也編輯，我們出了一本叫《The Tiananmen Papers》。《The Tiananmen Papers》 2000年出來，然後全球打響，引起了很大的一些餘波。包括那位把資料帶出來的那個人，匿名叫「張良」，張良打電話告訴我跟Andy，江澤民在北京開了個高級會議「政治局」，政治局七、八個人的會議，關於我們的《天安門文件》出版。張良沒有給我們文字的資料，可是他電話說了大概七、八條。靠後的一條是怎麼寫的呢？他說，黎安友與林培瑞是套著學者的外衣，實際上是為美國情報局工作。我聽到這個，當然是假的。我一輩子沒有在美國政府的任何部門工作過，更不用說情報局。
可是，我聽了這個故事，腦子裡產生了個很難回答的問題。要是真的江澤民對政治局說林培瑞是情報局的，有兩種可能。對江澤民自己有兩種可能，他要是信或者不信，他自己說那句話，是真信林培瑞在情報局裡頭工作嗎？那真信的話，這個相當可怕。這麼大的國家，那麼高級的官員，有那麼多情報的來源，居然有那麼不真實的信仰。這是很可怕的。但是他要是不信的話，等於是跟其他的高級官員願意說假話嗎？對政治局說謊嗎？這也相當可怕。所以，我腦子裡頭有那麼個大問題，江澤民自己是信，還是不信？
我問了幾個也都是比較有經驗的異議人士的朋友，有的說：「他反正不信，他只是用這個工具。」有的說：「可能信，因為周圍的人不敢對他說他不願意聽的話」。兩種說法都有，但是對我影響最大的一個朋友的解釋是蘇曉康，蘇曉康也是個有名的報導文學家。他聽了我這問題，他也笑我，跟方勵之笑我：「林培瑞，你研究中國那麼久，你還那麼天真」。他說這種話，不管是真是假，他自己不相信，他對政治局把那麼一句話說出來的作用是把一種工具遞到他們的手裡，你們在外面說、在宣傳部裡頭說、在這兒那兒說。你可以說黎安友、林培瑞是情報局，這是一個可以用的工具，是真是假他連自己都不問自己，沒有關係，是個有用的工具而已。
第十點「體制內也是人」。我所謂的我喜歡的中國反對派裡頭，有的是黨員，有的不是黨員。我後來發現劉賓雁、方勵之入了黨兩次，而且我意識到劉賓雁、方勵之以前的那個輩份的人，常常是根據比較高尚的理想去入黨。李慎之、資中筠，包括李銳，我們一會兒都說。方勵之和劉賓雁入黨的時候是很高興的。方勵之說他到北大去唸物理系，是52年到的，宿舍還沒蓋完，他只好在籃球場跟其他的物理系的新生睡覺，可是心裡非常愉快，我能來念物理而且是個新的社會、為人民服務的社會。
劉賓雁也是一樣的，有非常好的社會理想。57年，劉賓雁被判右派的時候，他告訴我他第一反應是：「那肯定是對的。毛主席不會錯的。他說我是右派，那肯定在我的下層意識裡頭是有右派的東西。我的責任就是把它挖出來放在那兒、改善自己。」後來他被送到農村去勞改的時候，在一個很窮的農村裡頭，山上的農村裡頭，他發現然後寫了一篇文章叫〈兩種真理〉。一種真理是從報上下來的，中央、到省級、到村子，這是一種真理。可是從底下的生活上來的，也是一種真理。這兩種不同的真理是配不上的，但最後經過他很仔細地考慮之後：「我只能相信那個從底下往上的真理」，那種真理是不同的東西。「體制內也是人」，這個道理是一個例子。
但不只是很有名的、很早的知識分子，一直到現當代的小警察等等。我再講個故事吧，把我這個意思說清楚。剛才黃教授有提到，我在中共的黑名單上，他不給我簽證，他不說理由是什麼，因為理由太多。可是具體是哪個理由起了關鍵作用，他不告訴我，我不知道。但當然這是有意的，他對於任何不給簽證的人都是這種態度。反正我最後一次到北京去的經驗，也能夠說明「警察也是人」的一個道理。我記得那是96年7月8日，坐聯合航空公司的班機去，下飛機。我本來拿到那次簽證是有點困難的，本來被拒。後來我在香港有一個在「人權觀察」工作的澳洲朋友，他說：「你把護照送到我這兒來，我們每天一大堆外國護照送到旅行社去，他們會機械化地蓋印。」果然，我拿到了一個雙次、第二次入境的合法簽證。
可是我落地的時候是有那麼個不知道能不能進的一個問題落在我的頭上，排隊把護照送到那個邊防警察，他看著他的電腦屏幕，越看越近，用英文跟我說「Please sir, wait here. We will come back. Wait here. 」坐了快一個鐘頭，我聽得見他們在過道跑來跑去、打電話，那肯定是在研究這個人我們怎麼辦。後來，不是那個小警察，是一個年紀更大、有資格的人說：「我們了解到你是不受歡迎人士，不能進入我們國家。」我當然問他為什麼，「上面說的。」
可是對他們來說是個問題，因為我是最後一班飛機進來的，不管是聯合、別的航空公司，沒有往美國飛的飛機了，所以要過夜。他到聯合航空公司的櫃台去跟他們說：「你帶進來一個文件不足的一個人，你得負責他的旅館費。」聯合航空公司好像有經驗，他已經有一把鑰匙，馬上遞過來，是旁邊的Movenpick大旅店一個屋子的鑰匙。然後遞給我，可是我接不到，那警察一抓把它抓走，然後有四個小警察陪我坐麵包車到Movenpick。我沒有出境過，第二天也沒有入境過。那小麵包車是例外的，到Movenpick那裡去。到Movenpick那裡已經是夜裡十一點半、十二點的時候，我睏得不得了很想睡，可他們也跟我到一個屋子裡頭。沒有虐待我，唯一的虐待是他們抽菸，我不抽菸。可是到那裡去，我刷牙準備睡，在洗澡間裡刷牙的時候，有一個比較領導作用的人，他來跟我唸正式的語言：「你被拘留的規則是什麼，第一不能離開屋子、不能打電話、不能離開我們、不能如何如何……。」我就好好刷牙，然後坐沙發上。
我後來寫了一篇文章，描寫這個過程，那個文章叫〈北京一遊〉。那小警察就跟我談話，可是用的語言是不同層面的。他本來是正式的語言「不能不能如何如何」，現在是：「你手錶多少錢？你一般月資是多少？你這中國話是怎麼學的呢？四聲標準是什麼理由啊？」完全是個不同的層面，讓我知道是他們是在起作用的層面上是一種人，在日常生活裡大概是另外一種。最好玩的是，突然他問我：「你肚子餓吧，吃點兒吧。」我不餓，然後他說「我們有飯票」，是官方發給他的、能夠在高級旅店吃洋菜的飯票，對他來說是很寶貴的機會。可是他不能離開我，他們到樓下去大吃洋菜，要把洋人帶去才行。我就跟他說「有沒有我的票呢」，我明顯知道沒有我的票，我跟他開玩笑。「對不起先生，沒有您的」，用「先生」兩個字客氣地，他那種口氣、那種層面的語言，對我是很尊敬的。跟那個做警察的層面是完全不同的。這只是很簡單的例子，「體制內也是人」，我覺得是個很重要的東西。我們不要以為看到美國人以為「某某人是共產黨那完全排斥他、某某人不是共產黨那他是個好人」，這遠遠太簡單。
政權與記憶的角力：異議者的歷史遺產
第十一點「消滅異議涉骨灰」。說明這個問題，我還是把劉賓雁做為我的例子。劉賓雁八十歲的時候過世，05年12月有大腸癌，走得相當快，在被發現之後。在普林斯頓附近，我那時候在普林斯頓，我那幾年，從六四一直到他過世的時候，他在普林斯頓，我也在普林斯頓。和他接觸得多，跟他合寫了一些文章，跟他關係非常密切。可是他過世的時候，他的女兒和兒子從中國過來，飛過來參加葬禮，葬禮funeral也是我安排的。他的妻子已經在那，可是葬禮完了之後，想把他的骨灰帶回國去。火葬場他的女兒去了，沒有要求我一塊兒去，我也沒有去過。
可是他的女兒劉小雁想把他的骨灰帶回北京埋葬，而且劉賓雁自己設計了一個碑文，他希望他的碑文上寫：「永眠於此的中國人，曾經做過一個人應該做的事情，曾經說過一個人應該說的話」，這麼的一件事情。所以劉小雁很秘密的把他的骨灰拿走了，運回北京了，連我都沒有告訴她準備怎麼帶到中國去、過邊防的方式。因為她怕中國官方哪怕是劉賓雁的骨灰也會把它沒收，或者不讓進。可是她帶進到了，帶到北京郊外的一個墳場，找了個地方也找了個刻碑的工人，告訴他這個「永眠於此的中國人」碑文要刻在上頭。工人答應了，可是答應兩天之後，他回來說不行，我不能刻這個字。為什麼呢？上面不允許。
上面說只能把劉賓雁三個字，和他的出生年代、死亡年代刻在上頭，別的不行。對劉小雁、劉大洪（他的兒子）和朱洪（他的妻子），都是個問題，他們開了一個家庭會議，怎麼處理這事情、怎麼對付這個要求。他們決定什麼都不刻，就立一個白板，這有點像兩年前中國示威者把他的白紙放在那兒。白紙是白的，可是它什麼都包括，可以包括任何東西，而且你知道我想刻什麼，我知道你知道我想刻什麼。都說過，那是白板的話，所以他立的是一個白板。所以這也是我「消滅異議涉骨灰」劉賓雁的例子。
還有個姓劉的可以作為例子：劉曉波。我最近編了一個，跟朋友一起編了一個劉曉波傳。劉曉波也是在獄中死的，也是癌症死的，肝癌不是大腸癌。可是他有七年，08到17，有快九年的時間在坐監，先是看守所，後來是坐監。他妻子劉霞能夠把書帶給他，甚至於跟劉霞可以稍微談談書的內容，所以我們知道那八年在劉曉波的寫作裡頭，大概是他最寶貴的一些反應的時候。我們寫他的傳記的人，最希望能夠看到這些資料，可是他不能從監獄裡拿出來，可是他得癌症送到醫院去準備要過世的時候，他把那個盒子的資料一塊帶來，放在他的床底下守著。過世的時候，那一天下午五點多鐘，馬上過世的時候，他的妻子劉霞往前要把那個盒子拿走，不允許、被阻攔了，不能把盒子拿走。他的遺體也被火葬，骨灰帶到海上去扔海裡頭，這也是官方要求的。因為他害怕像劉賓雁或者其他，他骨灰在什麼地方的話，有個墓碑的話，朋友和後來的人們可以到那兒去吸收他的理想，他就怕劉曉波起那個作用。強迫劉霞接受海葬。
第十二點「總結一生在李銳」。這個不能說是我成長過程的一個環節，可是這個加上去是因為我最近跟中國共產黨間接接觸的一個故事，可以告訴大家。李銳他是跟我剛才說的那幾位李慎之、資中筠，他們在晚年的時候，有一個叫《炎黃春秋》的一個雜誌。《炎黃春秋》之所以貴，是因為大批、十幾個、二十幾個人，在當年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有社會主義理想的人，那時候你入黨的話是冒著生命的危險，日本人抓你、國民黨抓你、你可能吃子彈，所以他們是根據高尚的理想入黨。反應了文革、六四事件、一陣一陣「get kick in the teeth」的經驗之後，到晚年的時候總得問自己：我們這一生的意義在哪裡？我們是不是跟著共產黨是被騙了？是浪費了一生嗎？
這當然是個很難很難面臨的一個問題，一般、多半包括了劉賓雁、李銳，都不能說我原先的理想是錯誤的，可是毛澤東、習近平這種傢伙進來把它弄糟了，是一個很糟糕的結局，而且某種程度上我們是受蒙騙的，有那麼個大問題在《炎黃春秋》裡頭發表。很多年《炎黃春秋》的延續，習近平不能把它打下去的緣故是因為這些老共產黨比他自己的資格還要高。李銳是1937年入的黨，習近平1953年才出生，所以李銳的資格比他強。但是到最後，大概是2016年，還是打散了《炎黃春秋》。不是取消了這個雜誌，可是把這個編輯完全改了，殺掉了他們原先的那種理想。
所以李銳是這麼個人，他一輩子記了筆記、記了日記。當然不是每年，而他的筆記、他的日記不是我們每年都有，可是相當完整的一個紀錄。他的女兒李南央同情他，因為他怕他過世的時候，共產黨會不會燒掉他的東西，他怕的是這個問題，能不能想法子把它運到外國？因為李銳是相當高級的，他58年是毛澤東的秘書，然後八十幾年代他是組織部的副部長。組織部當然是共產黨裡頭，管事最可怕的一個部門，所以他的經驗是高級的經驗，他的日記或者心裡頭反映一種不配合共產黨的政治、歷史的故事的話，那是打擊很大，對共產黨的legitimacy是一個很大的威脅，所以共產黨很擔心李銳的這些文件的下落。可是李銳自己是是想把它弄到外面去，李南央他的女兒同情他，幫他一步一步安排到Stanford大學的圖書館去。
後來共產黨發現，很生氣，想把它要回來，通過李銳的第二個妻子打官司說：「日記是我們的，應該繼承到我們這兒來了」。Stanford說：「不，這是李銳生前的時候願意捐給我們。」所以兩邊的律師都鬧這個問題，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位寡婦不會有那麼多錢來處理這件事，那肯定是共產黨在利用她，要把東西給撈回來。這跟我有什麼關係呢？這是因為Stanford找我，問我能不能做他們的expert witness，上法庭去。我的責任主要是一個問題：這些資料要是送回北京的話，它的命運可能會面臨李銳怕的被燒。但共產黨說：「我們寶貴的、國家的資料，應該放在我們的博物館裡頭。」幾乎是直接的說我們會把它公開的，人們容易看的，當然不是。劉賓雁、劉曉波，很多的例子，他一定會把它壓制，會不會燒我不知道，但是只有根據對他們有利益的標準，選出來的一些東西能夠讓公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