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炘延愛丁堡大學政治暨國際關係系博士候選人

 

 

書評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History, 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作者:Barry Buzan與George Lawson
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日期: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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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網頁

 

全球轉型:漫長且關鍵的十九世紀

簡言之,這本書是取徑歷史社會學,反思國際關係中現代性問題的著作:一個重要的問題,經常在許多人文社會學科的研究中出現,但卻鮮少在國際關係學科中被探討。

本書嘗試論證,十九世紀是一個開啟全球轉型(global transformation)的過程,並重塑國際關係的關鍵世紀。作者們延續Eric Hobsbawm所著三部曲的「漫長十九世紀」(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的討論,認為這個世紀不僅乘載著十八世紀末期幾場發生於美洲與歐洲的革命遺緒之外,也影響著後來二十世紀國際關係的發展。在十九世紀的這段期間,西方國家所主導的工業化、理性國家建程(rational state-building)與各種意識形態發展的進程,連鎖地構成一種新的權力模式(mode of power)。這種權力模式,作為複雜的社會力量,推動著國際關係的發展,並將原有多中心(polycentric)的全球秩序,轉型成為一個以西方為主的核心與邊陲秩序:一個具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特色的國際秩序。

然而,有別於許多學者認為「現代性」乃伴隨歐洲文明而生,進而透過帝國主義的殖民競爭與擴張,散佈至其他地區的論點,作者們認為現代性乃是漫長「社際互動」(inter-societal interaction)的產物,其誕生與發展的結果,都與不同社會間的互動息息相關。

因此,當所謂的現代性體現於非歐洲以外地區時,它並非如早期現代化論者所言,標示現代與前現代(pre-modern)的歷史斷裂點,揭櫫現代化作為國家社會進步發展方針的同時,也開啟從西方移植現代性的單一線性歷史進程。相反地,從社際互動的觀點,重新檢視現代化,它是一股複雜且合成的社會力量,包含著物質與非物質的元素,以及歷史機遇(historical contingency)。在十九世紀全球轉型的過程中,當許多社會被納入一個以西方主宰的全球社會結構之中時,各個社會間的不平衡發展(uneven development)又因為西方帝國主義的實踐而更為加劇,擴大核心與邊陲地區發展差異的同時,也被綜合在一個階層式的國際社會關係之中,並且經歷了因權力模式運作差異的不同時期,自十九世紀影響至今。1

對國關研究來說,本書企圖提供一個有別於現實主義論者,長期對權力分配(distribution of power)的討論,轉而討論權力模式:一種由上述的社會力量綜合地影響權力如何在國際關係中運作與組織起來的模式,並且在十九世紀的全球轉型過程中,不僅重塑當時的國際秩序,也創造了「全球現代性」(global modernity),影響著當代的國際關係。伴隨著本書對現代性根植於歐洲中心論的反思,作者也提醒著研習國際關係的學生們,重新思考以西方歷史發展設定的研究議程。國際關係作為一門新興學科誕生於對戰爭恐慌,企圖避免與理解戰爭的時代,此學科所設定理解國際關係的「歷史基準」(historical benchmark),如:十五世紀末期的大航海時代、西伐利亞體系的誕生,兩次世界大戰與冷戰終結。這些歷史基準點卻忽略社會變遷(social change)對國際關係造成的影響,甚至,也讓傳統的國際關係研究議程,忽視了許多在其他學科中耕耘已久,並且對國際關係影響的議題,如:馬克思主義、種族主義、規範理論、帝國主義、殖民化、資本主義化等。

就長期受主流國際關係研究訓練的學生來說,本書看似包山包海,除了引用許多世界史與經濟史學者的論點與資料之外,也不斷穿插著社會理論分析的觀點;甚至,看起來像是一本實證研究的著作,但卻又瀰漫著一股淡淡的規範論述氣息。其實,作者不外乎就是想避免主流國際關係研究流於去歷史化與去脈絡化的討論,並將歷史社會學重視社會變遷與現代性的研究綱要重新帶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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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一點資訊

 

理論?歷史?

然而,就如同任何一本嘗試提出宏觀論點的國際關係著作,總會受到許多批評,這本書也並不例外。這些來自社會學者、歷史學者以及國際關係學者的批評中,絕大多數都關注本書的核心理論與其如何應用在解釋這段全球轉型歷史,以及如何對既有歷史社會學內部的不同爭辯提出解釋,如:理論與歷史的關係、定義十九世紀全球現代性的起源與影響、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理論的應用,與如何回應此理論內部的辯論。2

面對這些批評,作者們的回應其實也直接反映了這本書最初的定位:擷取歷史社會學的養分,重新探索理論與歷史在既有國際關係研究中的角色。作者意識到歷史社會學內部仍爭辯著如何對全球歷史變遷提出一個滿意的解釋,不過,更重要的是,他們認為這些爭辯與相關的研究議程,似乎足以提供既有國際關係研究一個不同的視野。透過這樣的方式,作者們反思主流國際關係理論如何認識國際秩序,如:現實主義學派解釋國際場域中的權力,英格蘭學派理解國際社會運作的主要制度,自由主義學者們對於全球化的解釋,以及建構主義學者強調理念(ideas)重塑國際關係的重要性。雖然,他們取徑歷史社會學,但他們避免採取特定的理論傳統,也不同意其他學者們視他們為「隱晦的後殖民主義論者」或「隱晦的馬克思論者」(closet post-colonialist or closet Marxist)。他們反而選擇將這些差異包容進他們訴說的故事之中,並且不斷強調十九世紀的全球現代性乃肇生於一連串相互關聯的歷史偶然性,絕非能用單一線性的因果關係,或是一個「大爆炸理論」(big bang theory)來解釋。因此,當他們使用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理論的概念時,他們僅強調其「分析啟發」(analytical-heuristic)的部分,而非其「因果解釋」(causal-explanatory)功能。這或許讓作者巧妙地避開了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理論的內部爭辯,3也暫時避開了在馬克思或韋伯的傳統之間,對於國際秩序以何種方式隨著社會變遷而推移的爭辯。

在與Lawson的訪談中,他也謙虛地表示,有許多的批評都相當具建設性。不過,他們無法滿足所有人的期待,也無法在有限的能力範圍內,處理更多的問題。畢竟,Lawson認為,有許多更優秀的同儕,比他們更適合深入處理這些議題。即使如此,他也承認,這本書的確有許多不近完美的地方。關於「權力模式」的概念,雖然,此概念總會讓人聯想起Michael Mann討論四種社會權力來源的模式,但是,他們更感興趣的是權力模式運作與國際秩序變遷之間的關係。因此,他們應該花更多的篇幅進行此概念的理論探討,或是此概念與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理論之間的關係;另外,關於歷史與理論的關係,他們也似乎應該要更進一步討論權力模式概念的內在邏輯,以及其因果機制與歷史變遷之間的關係。Lawson說,這些未竟之功,也都陸續在本書出版後,不論是透過近期的期刊文章,或是他們正著手的研究,一點一滴的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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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C.C. by Mason Vank’s Maps

 

代結語:全球歷史社會學的前瞻

當這本書希望喚起國際關係研究對現代性的重視,並且透過重新檢視十九世紀全球轉型的過程,進一步反思歐洲中心論的國際關係研究的同時,作為一個知識的游牧者,Lawson在各個知識部落間建立對話的腳步,並未停歇。在尋找自己學術認同的這個旅途上,他與許多歷史社會學者及國際關係學者,正邁向一個開創全球性的歷史社會學的方向前進。這個反思歐洲中心論,並開創國際關係新視野的企圖心,也與Rosenberg與Buzan這十多年來的研究旨趣相符合,如:2005年Buzan與Amitav Acharya在新加坡召開會議,從探索各區域本身歷史的角度出發,討論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可能性,並於2010年針對此主題出版的論文集;4以及Rosenberg於2006年出版<為何沒有國際歷史社會學> (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ociology)的期刊論文,重新理論化Trotsky的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概念,作為發展國際歷史社會學研究的基礎。5

對Lawson自己來說,過去幾年內,他也造訪了丹麥、美國、南韓、中國等地,與許多國家的國際關係學者、社會學者、歷史學者進行對談。他表示,許多國家的國際關係研究社群,也對歷史社會學提出的研究議程採取開放且樂觀的態度。在反思歐洲中心論的國際關係理論的同時,他們也探索歐洲以外歷史,也企圖發展非歐洲中心論的國際關係理論。然而,Lawson也表示,由於各個國家歷史社會學的發展脈絡不盡相同,建立起全球性歷史社會學對話的目標,其實遠比他想得困難許多。因此,他與波士頓大學社會系Julian Go教授,已經共同編輯一本名為<全球歷史社會學> (Global Historical Sociology) 的歷史社會學論文集,預計在今年由劍橋大學出版。他們邀請了歷史社會學學者、社會學學者,以及從事國際關係研究的歷史社會學者們,貢獻他們的研究專長,主題涵蓋國際理論、經濟、革命、戰爭等議題,希望透過不同學者間的對話,引起更多研究者與學生對全球歷史社會學的興趣。

作為一個從事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研究的學生,我在訪談的最後,也請教Lawson如何看待歷史與國際關係研究的關係。他表示,其實國際關係是相當具包容性的學科,不論理論與方法皆是如此。然而,在傳統的國際關係研究中,歷史除了作為背景與證據之外,本身並未發揮其作用,「歷史僅僅被動員作為理論目的」 (history is simply being mobilized for theoretical purpose)。對Lawson來說,歷史並非被動地作為我們研究問題的客體,它反而才是我們研究關懷的主體。所謂的理論,是誕生於歷史的動態進程中,而不是建立在自然科學式的假說之上。雖然,歷史總遠比我們想像得更加混亂,但也因此它讓我們在既有思考中,看到不同的一面。他說,這兩種看待歷史的差異,就像是拍照與拍電影的不同:

 

「拍照是一種快速表達的方式,我們記錄某個特定時間與地點的瞬間,然後,再賦予照片內的物件各種意義;然而,拍電影是動態的,是感受的,是存在於關係之中,所有的意義誕生各種的變化之中。對我來說,大多當代的社會科學是前者,而歷史社會學是後者。我喜歡電影更勝照片,因為我相信世界是變動的,這是看待歷史最基本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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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世界國際研究委員會WISC首頁

 

後記

這次的訪談,其實是我與Lawson第二次的碰面。還記得前年在紐奧良時,在圓桌論壇會後,我拿這本書,跑去找他簽名。在客套閒扯的過程中,總難免會被問:什麼學校?老師是誰?你現在在做什麼研究?這三個問題結束後,他很快就摸清我的底了。

本來這本書的讀後感,只是出現在我個人臉書頁面上,幾段用來回憶的文字,純粹是一個焦慮趕論文的博士生的半夜失眠產物。但是,在方隅的鼓勵與建議下,我才有機會將這失眠的產物,回收加工成一篇關於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與本書的雜記式的介紹文;更趁此機會,前去拜訪Lawson。在此,感謝Lawson願意接受訪談,更感謝方隅與菜市場政治學的優秀同儕們。

正如同本文前言所提,這篇介紹性質的文章,不是要提供解答,只是要喚起更多的問題與興趣。今年4月初,有一場為期三天,由世界國際研究委員會 (Worl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ommittee, WISC) 在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舉辦的國際關係研討會(相關資訊請見 http://www.wisc2017.org/)。其中會有一場由Lawson召集的場次,名為<理論化國際關係中的歷史變遷>,對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有興趣,或是看了本書想去找他或Buzan請教的朋友們,或許可以趁這個機會,讓自己:

再,見十九世紀;再,見國際關係。


 

  1. 然而,在本書中,作者定義的「核心與邊陲」概念,其實有別於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體系理論。首先,作者並未僅關注資本密集與勞力密集的概念去定義核心與邊陲,而是仰賴權力模式實踐的差異;其次,當作者觀察到「核心中的邊陲地區」或是「邊陲中的核心地區」的關係時,資本主義關係發展的差異,可能比Wallerstein所定義的核心與邊陲分際更零碎;其三,作者認為核心與邊陲的關係不會循著資本主義發展的階段論而改變,如:壟斷、競爭、價格下滑、降地利潤、成長停滯、地理空間的重置、抵抗、新的壟斷者誕生;最後,作者將核心與邊陲的概念作為描述分析的概念,並依據權力模式實踐的差異,描繪出核心與邊陲的關係。
  2. 來自學者們的批評以及作者的回應,可參考The Disorder of Things部落格,以及期刊International Theory, Vol.8, Issue 3, 2016.
  3. 見本文上篇的附註1。
  4. Acharya, Amitav and Barry Buzan (eds.),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erspectives On and Beyond Asi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5. Rosenberg, Justin, ‘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ociolog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2, No.3, 2006, pp.307-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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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見十九世紀;再,見國際關係-讀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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