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軍人是否就沒有言論自由了呢？– 兩種思考的途徑

◎ 普麟／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前言

在台灣，只要是國軍的新聞都會被媒體與社會大眾放大檢視。前不久，台灣發生了職業軍人於臉書上發表支持台獨的言論，經民眾檢舉後遭國軍記申誡處理。該名現役軍人為服役於陸軍六軍團的中尉蔡躍陞，不久前在其臉書的個人專頁上發文，內容為「我主張台灣獨立、支持台獨，我同時也是職業軍人，PS：我投票不投國民黨。」經民眾檢舉後，由陸軍司令部以現役軍人應「保持行政中立、維持軍隊國家化的原則」為理由進行懲處¹。在這起事件發生後幾天，國防部長嚴明於立法院進行報告時也被詢問到該案，並引起了在場藍綠立委的一陣激辯。有立委認為該名軍官的言論是思想自由保障的範圍，但也有立委認為這種言行已違反軍人應遵守政治中立的原則。到底，軍人的言論自由是否應受限？如果是，則受限的程度為何？是否身為軍人就沒有言論自由了呢？

以往在戒嚴時代，台獨與黨外人士、中共在國民黨政府統治下被視為是國軍所謂的「三合一敵人」。解嚴之後，代表黨外勢力的民進黨不但進入了國會，還曾在總統大選中勝出；中共政權與軍隊雖然仍然是國軍在戰略上的假想敵，然而兩岸間日益密切與頻繁的經貿、文化交流早已是不爭的事實；但是，由於台灣在憲法上對「國家」的定義不明，致使台獨思想與言論在國軍中依舊是禁忌，也造成軍隊國家化與效忠的對象出現了許多含糊的空間。不過，本文在此暫時不處理國軍應如何面對台獨思想與主張的議題，也不去探討台灣在現行法規的「實然面」上應如何規範軍人的言論自由與政治權利，而是從「應然面」出發去梳理出軍人的政治性言論自由是否須受限及其受限程度。前述中，藍綠兩名立委的辯論，正好反映出對於軍人人權與言論自由的兩種思想途徑；本文以此出發，希望能提供執政者與社會大眾在思考軍人權利時的方向。

 

軍隊國家化與行政中立

在處理軍人人權問題之前，我們必須先釐清被稱為武裝力量（armed force）的軍隊與其國家間的關係；嚴謹而言，軍隊與文人政府間的關係。在學科分類上，此種研究屬於政治學次學科的軍事政治學的範疇，也就是所謂的「文武關係」（civil-military relations）。軍事政治學探討的領域非常多元，包括了文人領軍、軍人干政、軍事政權的運作，以及民主與非民主國家的「文武關係」。「文武關係」又被稱為「軍文關係」，研究內容相當廣泛，從高級將領與文人政治菁英間的互動，到被視為是一整體的軍隊與社會之間的關係都可算在內。在歷史上，多數的開國君主或帝王通常都是軍人出身，但得天下不代表能治天下，往往還需要靠著擁有專業知識的文人官僚與政府來治理。軍隊為國家合法暴力的代表，而軍人則為暴力知識的管理者，若不能有效加以節制，輕則恣意影響政府施政，重的話可能會引起政變。因此，如何控制武裝力量，達成文人領軍的目標，就成為各國政府在建政後必須面對的首要課題。

 

來源：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Yen_Ming.jpg

 

開拓文武關係研究領域的學者，同時也是知名的政治學者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提出了「主觀文人統制」與「客觀文人統制」兩種控制軍隊的途徑：前者指軍人和文人之間沒有明顯的分際，文人的勢力完全滲透並掌握軍隊，例如極權主義國家的軍隊；後者則認為軍人單純在軍事上發揮專業並維持政治中立，以服從文人政府在政治上的領導（1957：70-72）。現代民主國家多數都是選擇上述理論中的後者，使軍隊朝向「軍事專業主義」（military professionalism）發展，讓軍人負責軍事專業，避免軍人干政，以確保文人政府對軍隊的有效控制。同時，軍隊也不屬於某一政黨或私人，使其能保持政治中立，達成「軍隊國家化」的目標。

回到本文，國防部長嚴明於立法院報告時即表示該軍官是「違反行政中立、軍隊國家化原則，而非其思想問題²」。理論上，軍隊國家化原則如果被破壞，就有可能會危及國家安全。所以，我們就先從國家安全途經出發來探討這個問題。

 

國家安全途徑

在這起事件中，立委林郁方認為：「若軍人可以在軍隊自由表達支持台獨，若也有人在軍中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那是否也叫言論自由？支持台獨與支持與中共統一，兩種人在軍隊裏要不要拿槍幹起來？那這個國家還有安全可言嗎？」林郁方的發言點出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字：「國家安全」。軍隊如果依照杭亭頓「客觀文人控制」的方式，應該在軍事領域發揮其專業，同時維持政治中立，以避免干政或政變的發生，才能保障國家安全。換句話說，要確保國家安全，就是讓軍人負責軍事專業，同時不干預政治、不介入黨派，並服從文人的領導。以上論述是將軍人視為一個整體，但是對個別的軍人而言呢？當然也是避免其以軍方立場介入政治事務，所以，林郁方才會認為軍人不能發表違反所謂國家當前立場的政治性言論；這種分析的方式本文稱之為國家安全途徑。

由於軍人是暴力知識的管理者，擁有合法武裝的權力，如果輕易介入國內政治，自然可能會破壞國家的安全。因為軍人具備如此特殊的法律地位及特定知識壟斷權力，才會需要對其設下諸多限制。為了有效控制軍隊內部成員，以強化其服從特性來確保命令的達成，也才會剝奪軍人的部分權利。這樣的思想在法學上被稱為是「特殊權力關係」（Das besondere Gewaltverhältnis），亦即國家對軍人有命令、強制的權利，後者只有服從的義務³。在「特殊權力關係」下，一般認為並無法律保留原則的適用，使得軍人的權利與自由受相當程度限制或剝奪。

這樣的限制如果單純就軍事命令與勤務上，似乎比較不會有太大的問題。但如果碰到個別軍人要行使公民權利的情況時，就會因為可能有違軍隊政治中立原則而遭受非議。那麼，我們還是要用國家安全為理由來繼續合理化此限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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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保障途徑：「身穿軍服的公民」

相較於林郁方用國家安全的角度來看待這件事情，民進黨立委蔡煌瑯則指出，陸軍中尉蔡躍陞主張台獨、不投國民黨，是個人思想自由保障的範圍，軍方不應箝制思想、打壓自由。蔡煌瑯從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等公民權利的視角切入，正好提供了我們另外一種思考的方式：人權保障途徑。人權（human right）簡單來說就是身而為人所擁有最基本的權利與對待，在消極面可免受歧視、維持尊嚴，在積極面能自由發展自我、不受干預；其原則就是普世性與平等，亦即這種權利不因為你的國家、文化而有所差異，也不會因為你的性別、種族、信仰與身份而有所居別。透過人權保障途徑所強調的平等性，我們才能打破國家安全途徑下的「特殊權力關係」對軍人權利所設下的枷鎖，讓軍人即使因為身份而與一般公民有異，但同樣也能享有身而為人最基本的權利之保障⁴。那麼究竟，對「特殊權力關係」突破的關鍵為何呢？我們還是必須回到軍人身份與角色之概念來檢討。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德國軍事專家包狄辛（Wolf Graf von Baudissin）將軍提出了軍人做為「身穿軍服的公民」（Citizens in Uniform）之角色的概念。「身穿軍服的公民」之概念打破以往把軍人與公民二分的作法，認為軍人雖然身穿軍服，但其本質上仍然是一位公民。西方國家於是開始肯定了軍人在「基本人權」的規範方面與國家中其它公民於「品質」上則並沒有不同（陳新民，1992年）。因此，一位公民所應享有的權利與保障，不論是人身、表意等自由，或是政治、社會與經濟上等權利，軍人也同樣享有。這不但在國際上受到人權兩公約的肯認，在國內也須受到憲法的保障。任何法律非經憲法的特別規定不得任意限制，就算是因軍事或國防事務上的需要，也必須與之相關並做最小程度之限制而不得任意剝奪（楊智傑，2008年）。所以，軍人依然可以像一般民眾去行使投票、罷免等參政權，或以個人身份表達意見、享有言論自由，也就是享受身為一個公民的權利。

 

結論

回頭思考這起事件的癥結點，即是軍人的政治性言論自由是否須受限及其受限程度。如果以國家安全途徑來看，自然會認為軍隊從整體到個人都必須保持政治中立、避免干預政治，才不會造成國家安全的危害；但如果從人權保障途徑來思考，軍人是「身穿軍服的公民」，既然是公民，自然就享有憲法所保障的公民基本權利。由這個事件看起來，台灣的軍隊管理還停留於威權與民主兩個時代間的過渡期，如果我們自認為是一個以人權立國，強調保障人權為首要價值與核心的國家，那麼應選擇何種途徑也就相當明顯了。美國華盛頓郊區的阿靈頓公墓，有一塊無名軍人的墓碑上刻了這麼一段話：「即使我們被任命為軍人，卻仍不脫公民的身份⁵」。軍人與公民無異，其憲法所賦予的權利與自由皆須受到保障，如此才能期待軍人成為國家安全與民主憲政的捍衛者（陳佳吉，2005年）。

另一方面，國家安全途徑的思考，只是消極避免軍人去觸碰政治；我們都期待政治人物都能遵守民主的運作與精神，但如果政治菁英本身就破壞了民主制度，重蹈希特勒利用德國威瑪共和（Weimarer Republik）制度改革漏洞崛起而走向獨裁的覆轍，那麼武裝力量成員應如何因應呢？軍隊國家化與政治中立在積極面，並不是讓軍人對政治冷漠與不關心，而應該是灌輸軍人所謂民主價值的核心與真諦，包括了政治上的開放與參與，以及對社會多元性的包容與關照。透過讓軍人行使政治參與及言論自由等權利，正是灌輸其民主價值的第一步。唯有認清所要保障的價值為何，才能在關鍵時刻捍衛這個得來不易的民主果實與我們的家園。

回到台灣的脈絡，如果能將內涵與疆界不明確的國家定位加以釐清，這位軍官所想保護的價值，其實與國軍其它成員無異，也與我們一般人民所珍惜的是一樣的。那麼，我們也可以延伸思考，假設台灣已經沒有國家爭議的問題，軍人在私生活中就應該擁有表達自己政黨支持的權利；則問題將變成，臉書算是公領域還是私領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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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 Huntington, Samuel P. 1957.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陳新民，1992年，〈法治國家的軍隊－由德國的法制探討〉，《臺大法學論叢》，第21卷2期，頁183-251。
• 楊智傑，2008年，〈軍人的政治性言論自由與集會自由–評軍人參與倒扁集會與發表倒扁言論事件〉，《憲政時代》，第34卷1期，頁1-40。
• 陳佳吉，2005年，〈美國軍人政治參與規範之研究－兼論美軍制度對我國的啟示〉，《復興崗學報》，第83期，頁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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