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行動與希望的基礎—淺談漢娜・鄂蘭《人的條件》

◎葉浩／政治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2015年12月4日是二十世紀最具原創性與現實關懷的哲學家漢娜・鄂蘭 (Hannah Arendt, 1906-75) 辭世四十週年的紀念日。她一生的思想大抵可在1958年出版的《人的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 書中看出完整的輪廓。

來源：截自書本封面。

「政治行動」是人類活動的最高境界

此書稱得上她最有系統的一本，結構清楚，包括：（一）一組關於勞動 (labour)、工作 (work)、行動 (action) 三種人類主要活動的概念分析，實際上也是一套生命哲學，鑲嵌於一個完整的生命哲學；（二）以這套生命哲學所高舉之「行動的生活」為核心，同時批判西方兩千年的政治傳統與政治哲學傳統；（三）從此一生命哲學衍生出來，一方面強調行動的集體性，一方面正視所有行動存在不可預期的風險與失敗可能性之政治哲學。

據鄂蘭所理解，人與物之別在於人可以工作，能按照計畫來製作東西，不像動物只能依靠本性，既不能計劃未來，也無法生產可以在自己生命結束時還繼續存在的東西。更重要的是，人可以行動，也就是一群人共同進行、完成一件事情。這樣的事情可以不朽，因為人們會繼續記得這一件事，會去理解其意義，只要社群繼續存在他們就是不朽，事件也是不朽！

進一步解釋，「勞動」是人跟動物最接近的活動，關乎生存，其結果也與動物性生命同起同滅。「工作」則是人發揮與動物有別的人類特性才能從事得更高一階活動，關乎生活因為其結果可以相對持久，同時也創造了人與人能夠互動、界定自我身份的世界——亦即一個屬於我們所創造，也為我們和後代而存在的世界。 至於她所謂的「行動」，則本質上必然是政治性的活動，也是唯一有意義的不朽形式——不朽，不是企圖逃離現世生活，進入永生，而是開創一個足以影響後世的事件，其意義只要後代存在便能不斷傳頌下去，就是個人生命得以不朽的方式。

鄂蘭對西方哲學與政治傳統的批判

上述想法對於西方的政治哲學傳統與政治傳統有兩個主要意涵。為了掌握其意涵，我們必須理解，勞動、工作、行動三者其實分別各自對應一種時間觀：肉體死亡即消失的個體「生命」時間，工作所製作出來的物品在世界上所能持「存續的時間」（往往比製作者還久），以及行動的「不朽」¹。

事實上，另一個至關重要的「新生/起始」(natality) 概念也貫穿上述三種時間觀。對鄂蘭而言，所有人都是以一個「新的生命」進入世界，也就是世界的生物因果關係，即使會死亡，出生之後便盡可能維持自身的生存——生，才是重點，才是人的本質，而非死亡，因為死亡不過是生的終點。作為一個製造者，人們亦可創造出新的東西。作為政治性的人類行動也是如此。一個真正的行動就是打破既有的因果關係，開啟一個新的因果鏈結——例如制憲或革命建國。

讀者可見，首先，相較於基督宗教將不朽建立在「（死後的）永生」的概念之上，無論理解為「時間上的永遠存在」或「超越時間與空間的存在」，鄂蘭不僅強調「新生/起始」的人類潛力，也讓「不朽」概念轉化為一個在「人世間」可企及的理想。 再者，鄂蘭的政治哲學一方面反對那種強調「普世」人類皆具有「自利理性」的社會契約論傳統，一方面反對那些以提出理想國藍圖為目的之西方政治哲學傳統。

事實上，鄂蘭反對西方政治哲學傳統還有另一個理由：因為自柏拉圖以降，包括奧古斯丁結合柏拉圖哲學與基督教思想而成為基督教神學，過於強調「沈思的生活」(vita contemplativa) 而貶抑「行動的生活」(vita activa)。對鄂蘭而言，哲學興起前的古希臘文明，是最看重政治行動的時代。政治，就是所有平等且自由的人共同參與，集體決定關乎眾人命運的各種決定。然而，柏拉圖哲學以及基督教神學，卻徹底閹割了人類替自己開創新局的行動能力！

進入現代之後，更是變本加厲。以「社會契約」傳統為基礎的代議民主²，不僅讓政治轉化為少數人才具有特權參與的活動，更讓政治運作淪為「立法」工作，而且是主要關乎經濟與民生的立法工作。這無疑是一種政治權力的剝奪，同時也讓原先關乎「公領域」的政治，淪為只看「私領域」的墮落。是故，政治淪為動物生存層次的關心，性質上如同製作的機械式單調工作，再也不是關乎集體命運、可以成就偉大事蹟的行動。

原初，鄂蘭替《人的條件》取的書名是「Amor Mundi」(愛這世界)，不僅暗示對於柏拉圖與基督教神學的反叛，也高舉古希臘政治的行動傳統！不過，鄂蘭所界定的行動，蘊藏風險、不確定性以及各種意外的可能³。同時，鄂蘭所界定的政治行動蘊藏開放性，可以如同美國革命那樣起薪開創一個新的因果鏈結，也可能如同法國大革命以失敗告終——成功與失敗的可能性，主觀上懸乎參與者的一念之間，客觀上則有賴集體意志和既有因果鏈結的對抗，包括認知能力、情勢的判斷，以及集體或個人意志的強弱。

Hannah Arendt (Oct. 14 1906 – Dec. 4 1975)。來源：C.C. by Ryohei Noda

政治希望之所在

在鄂蘭眼裏，伴隨這種開放性而來的是政治希望的所在。首先，「偉大」是可能的。就個人而言，參與政治也就是進入公領域，不僅必須揭露自己的一切，失去一切私領域的法律保護，在公眾面前扮演起一種特定的角色與身份，然而也因此可以成就領導國家乃至於創建新國家的不朽。就集體而言，作為共同的意志展現可能遭受各種人為與自然條件的阻饒，但也因此造就了一個（新）國族的偉大，寫入人類歷史之中，可歌可泣的一頁。

再者，「原諒」（forgive）是可能的。正視政治行動同時存在失敗與成功的開放性，意味著失敗的行動有原諒的基礎。原諒，事實上也是一種開創，亦即結束之前事件的因果鏈結，同時避免冤冤相報的暴力循環，重新開始——正好符合「行動」的界定本身。至於實際的做法，則不外採取一方「承諾」，一方「信任」的形式。是故，原諒讓我們從過往歷史之中解脫，承諾則讓我們對於未來有一個共同期待；一個社群若想將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兩者缺一不可。

相較於主流政治理論所強調的「自利」、「理性」等所謂的普世價值，鄂蘭所開創基於「原諒」與「承諾」的理論，不僅無需避開，更可能在理論上解決了「社會契約理論」所長期避開的根本問題，也就是：社會契約論本身預設了「一群人」彼此簽約，但從來不說何以他們會成為「一群人」，彼此究竟有何關係想一起建立一個社會。

面對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以及殖民與解殖所帶來的各種歷史問題，鄂蘭雖然生前尚未建構起一套完整的系統性政治理論，但，蘊藏於《人的條件》之中的核心政治概念，至今無論在政治和解、轉型正義、憲政主義，乃至於革命與建國理想，相信對於國內政治、兩岸關係與東亞國際政治也都具有高度的現實意涵，值得政治理論學界進一步探索與重建。

位於德國柏林的鄂蘭大街。來源：C.C. by Renata Avi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