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共領導人的視角來看兩岸：(1) 權力地位的影響

◎ 陳冠吾／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

 

台灣總統大選vs.中共政治繼承制度化

身為台灣人，無論你是站在統獨光譜的哪一端，都無法否認兩岸關係是台灣生存發展的重中之重，更是每次總統大選最熱門的議題。從1996年總統直選開始，我們可以發現，總統候選人在總統選舉時為求勝選，必然採取「選票極大化」的策略，以爭取最多選民的支持。曾於選舉期間高喊「獨立萬萬歲」的陳水扁，卻於2000年就職時提出讓獨派大為不滿的「四不一沒有」。而2008年競選總統的馬英九也曾於報紙刊出「台灣的前途由台灣人民自己決定」這幾乎與民進黨《台灣前途決議文》訴求相同的文宣。由此可見，總統選舉相當程度影響著台灣總統的兩岸政策。那反觀台灣海峽的另一端──中共領導人的政治繼承是否也會影響他們在兩岸關係上的決策邏輯？

從台灣看兩岸關係，我們可以發現因為兩岸關係的議題非常重要，因此成為了總統大選中最重要的議題，而台灣的大陸政策也受總統選舉影響甚深。這次讓我們換個方向看兩岸關係，同樣對兩岸關係念茲在茲的中共，歷任領導人皆再三重申台灣問題是「歷史任務」，且自江澤民之後的中共領導人皆兼任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可見一如台灣的大陸政策係由總統一手主導，中國的對台政策也是由總書記全般掌握。而在領導人的接班逐漸制度化後，會不會也對其對台政策產生連動性影響？故本文以「制度化」後的兩位領導人─江澤民與胡錦濤為研究對象，探討中共領導人的權力地位是否會影響其對台政策。

 

中共眼中的台灣問題：重要但不迫切

中共自1979年改革開放後，除了在經濟領域逐漸市場化之外，在政治上也採取了「制度化」的變革。具體展現在政治決策上採集體決策，而政治繼承上以「梯隊接班」為主。有別於過去的魅力型領袖，政治繼承制度化產生了職務型領袖為主的決策型態。簡言之，制度化前，中共政治是「政隨人轉」，擔任甚麼職務不重要，你是誰比較重要；制度化後則是「人隨政轉」，也就是「在其位，始能謀其政。」於是相較於毛、鄧時期任何決策是領導人說了算，自從江澤民起繼任的領導人，在做重大決策前勢必得充分參酌各股勢力的意見。現在的中共總書記較類似內閣制國家中的首相，是「平等中的第一人」(First among equals) ，雖然他握有最大的權力，但本質上他與其他「黨和國家領導人」共同享有決策權，綜上所述，目前中共的決策過程被學者稱為「權力平衡」(power balancing) ，亦即中共的政治繼承是一個動態的過程，總書記在繼承過程中不斷累積自己的實力，其政策則是自己的實力與議題的性質而定。

我們該如何評估中共領導人眼中的兩岸關係？對於中共而言，兩岸關係無疑是最為複雜的政策領域，是一個介於內政與外交之間的政策範疇。一方面中共亟欲將台灣問題給內政化，但另一方面台灣與中國大陸長期分治的事實，讓中共對外的戰略思考不能排除兩岸關係，反之亦然。

 

中共領導人權力分期的測量方式

承上所述，我們可發現中共領導人的實力會影響其決策思維，在攸關國家安全的議題上尤是。因此，如何測量中共領導人權力穩固的程度，就是研究的關鍵。中國研究學者David Bachman將共黨國家領導人的權力分做兩期：「繼承轉型期」與「繼承鞏固期」，繼承轉型期指領導人擔任名義上的職位到取得最終決策權前的時期；而鞏固期則指領導人穩定執政到交接的時期。進一步說，對於中共領導人在繼承轉型期主要的目標是取得最終決策權，最關鍵的挑戰就是能否取得軍方的絕對信任（毛澤東說：槍桿子出政權）。而邁入鞏固期的領導人已大權在握，此時他主要的目標建立自己的歷史定位，因此握有黨的意識形態與路線就成為了關鍵。對此，在Bachman的基礎之上，作者設定了繼承轉型與繼承鞏固期的幾項指標，達成各項指標方可通過權力鬥爭的考驗。

 

 

根據上圖，我們可以歸納江澤民與胡錦濤的權力分期如下：

江澤民的繼承轉型期 (1989-1996) ：若將江澤民的執政生涯與（表一）的標準相對照，江澤民於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接任中共總書記與中央軍委主席，取得了名義上的領導職位，是為江澤民繼承轉型期的開始。1993年，江澤民接替了失勢的楊尚昆，成為國家主席，並於隔年成為對臺工作領導小組組長，他一方面逐漸取得鄧小平的信任，也開始累積處理對臺事務的經驗。《解放軍報》於1992年中下旬發表多篇文章，表態服從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指揮，可視為江澤民獲得了軍方的認可。江澤民更於1993年接替楊尚昆成為國家主席，並於1994-95年間成功安排黃菊、吳邦國、姜春雲三人進入黨中央領導團隊，身為國家元首的他，相對於其他競爭對手，有了更大的優勢。然而，因為鄧小平於1997年逝世以前，他都保有對重大問題的決策權，他對臺工作的掌控更是如此。是以，自江澤民1989年接任總書記以來，雖然逐一完成轉型期的考驗，然尚有鄧小平掌握最後的決策權，且中央軍委副主席仍是鄧小平欽定的劉華清與張震，劉華清更兼任政治局常委，可見江澤民的權力尚未完全鞏固。

 

江澤民的繼承鞏固期 (1997-2002) ：1997年中共召開十五大，會中軍委副主席劉華清屆齡退休，江澤民成為中央軍委在政治局常委會唯一的代表，並任命郭伯雄與曹剛川為中央軍委副主席，並隨即晉升為上將。江澤民於十五大的人事安排成功地排除前任者的人馬，並任命自己屬意的人選，足見江已鞏固軍權。而被視為江澤民最大對手，時任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喬石屆齡退休，且前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於1998年遭逮捕下獄，更顯示了江澤民具備了對抗政敵壓倒性優勢，並一舉成功除去政敵，再次通過了繼承鞏固的考驗。2000年2月江澤民提出了「三個代表」¹，並獲得政治局委員廣泛的支持，「三個代表」於2002年十六大時寫入黨章，再次證明了江澤民在其第二任期有設定黨的路線與意識型態的能力。綜合上述的檢視，本研究認定江澤民於1997年鄧小平逝世後，到2002卸任總書記為止，這五年是他具有行使最終領導權威的「繼承鞏固」期。

總而言之，1989年江澤民接任中共總書記與軍委主席，開始了他的執政生涯，雖然江澤民逐步累積實力，但在1997年鄧小平逝世以前，一切重要大事仍由鄧小平定奪，江澤民仍未完全掌握實權。因此，1989-97年間可謂江澤民的「繼承轉型期」。1997年初，鄧小平逝世，此後無人能給江澤民下指導棋。隨後江澤民於十五大召開前後迅速鞏固權力，並推動自己的意識型態寫入黨綱，確定了「三個代表」的歷史地位，足證1997-2002年為江澤民的「繼承鞏固期」。

 

胡錦濤的繼承轉型期 (2002-2005) ：胡錦濤於2002年十六大繼任中共總書記，並於隔年接任國家主席，取得了名義上的領導職位，開始了胡錦濤的繼承轉型期。就累積治理經驗而言，胡錦濤於繼任總書記的同時，也接任了對臺工作領導小組組長，開逐步累積對臺工作的治理經驗，符合另一項繼承轉型的標準。然而，此時胡錦濤仍為中央軍委副主席，軍權實際掌握在2002年後續任軍委主席的江澤民手中。就此而論，胡錦濤雖然獲得軍方的認可（軍委副主席），尚無能力主導中央軍委的人事，甚至江澤民也會以軍隊統帥的身分對胡主導的臺灣問題有所宣示，續任軍委主席的江澤民就如同過去退休的政治元老干政那樣企圖左右胡錦濤的政策。直至2004年九月的四中全會，胡錦濤才從江澤民的手中接過軍委主席。胡錦濤的權力地位也逐漸從轉型期邁向鞏固期。

 

胡錦濤的繼承鞏固期 (2006-2012) ：2006年是胡錦濤鞏固權力的關鍵時刻，首先，胡錦濤於2006年第一次晉升上將並調動軍區人事，以及將自己的治軍思想取代江澤民的治軍理念，意味著通過任命自己的人馬擔任軍中要職的考驗。再者，長期與胡溫當局存有政治歧見的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因案停職並遭起訴，顯示他已有壓倒政敵的優勢。同年十月召開的第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2020年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並於2007年十七大時將「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載入黨章之中，在在證明了胡錦濤於此時已具備設定黨意識型態的能力，故可假定自2006年起，胡錦濤邁入繼承鞏固期。

簡言之，2002年胡錦濤接任中共總書記，並於隔年繼任國家主席，順利取得名義上的領導職位，為胡錦濤時代的開始，但身為黨政一把手的胡錦濤，卻仍為軍委副主席，軍方事務仍須由江澤民決定，江澤民也會利用軍委主席的身分插手許多對外政策。2004年胡錦濤繼任軍委主席，並於2004-05年間整頓軍方人事，故2002-05年間為胡錦濤的繼承轉型期。2006年胡錦濤調動軍區人事、扳倒了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並著手推動「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載入中共黨章，並於2007年十七大正式列入其中，可見他已充分掌握最高決策權，因此，本文假定2006-2012年間為胡錦濤的繼承鞏固期。

 

圖片：歷任中國領導人的照片。來源：www.guajiyixia.cn。

 

1989-2012年權力分期與兩岸大事的交錯分析

臺海兩岸之間互動頻繁且密切，發生的事件數量繁多又經緯萬端，為求研究能更為聚焦，本文於應變項中所探究的事件，以政治事件為主，並具有下列三項特質方可列為分析的事件。本文所分析的事件必須具有下列三項特質：官方互動性、改變原先的政策論述與引起普遍重視。

一般認為，兩岸關係最主要的變化是取決於臺灣當局策略的改變，而中共主要是做出反應。因此，本文的研究主軸係驗證中共領導人在面對來自臺灣帶有合作或衝突的訊息時，其反應與所處的權力態勢之間的關係。本研究將中共當局對臺灣傳遞的訊息反應分為「呼應」與「反制」二類；而反應的程度則有「消極」（有限）和「積極」（強烈）之分。以此可大別為四類：當中共接收到臺灣帶有合作意涵的訊息時，其反應可能有「消極呼應」與「積極呼應」；而中共若接收到臺灣帶有衝突的訊息時，則反應即可分為「有限反制」與「強烈反制」。至於進一步對各事件的定位，則由後續的互動指數表劃分之。

在衝突層級表上，過去已累積一些成果，而本文在此基礎之上，適度修正了層級與指數，以符合1989-2012年間的趨勢。本文旨在從1989-2012年間數個重大事件探求中共制定對臺政策與回應臺灣動作的力道，進而推敲領導人的決策思維。因此，作者配合中共領導人的繼承分期，將衝突層次表概分為13個層級，藉此分類1989-2012年間中共對兩岸大事的反應與作為。

 

 

研究假設處於繼承轉型期的中共領導人，由於權力地位尚未穩固，因此在兩岸關係上採取較為被動的態度，因此當他面對臺灣傳來欲合作的訊息，他會採取合作程度較低的消極呼應；但面對臺灣傳來蘊含衝突的訊息時，他會採取具高衝突程度的強烈反制。至於處於繼承鞏固期的領導人，在兩岸關係上採取較為主動的態度，所以在面對臺灣帶有合作意涵的訊息時，會給予合作程度高的積極呼應；當接收到來自臺灣衝突意涵的訊息時，會採衝突程度較低的有限反制。

 

 

為進一步論證此一假設，就上述三項標準自大事紀中挑選出19件大事，並配合江澤民與胡錦濤兩任領導人的權力分期，製成以下1989-2012年間的推估圖，之後將透過分析各個事件的成因與決策過程，歸納箇中原由，以檢驗權力分期與兩岸關係之間的關聯。分析結果請待下回繼續揭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