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方隅／美國密西根州大政治所博士候選人
「要了解工會，首先要建立一個基本概念，作為一個勞動者，擁有三種基本權利，也就是所謂的勞動三權。這三種權利分別是：團結權、協商權與爭議權。團結權指 的就是團結組織工會的權利，協商權則是指擁有透過工會與雇主進行協商談判的權利，爭議權則指的是勞工在與雇主協商或有爭議時，有權利採取罷工、怠工等爭議 行為。一般而言，這三種權利最基本的是團結權，沒有工會，就很難與雇主進行集體談判和集體罷工。」
－引述自林凱衡，〈台灣的工會組織現況〉
華航空服員罷工大概是台灣目前為止引起最多注目，而且也最成功的一次罷工行動了，先前的各種勞工運動從來沒有獲得這麼多的關注，也幾乎沒有達到勞工所希望的談判結果。
或許有人會想到與我們臨近的南韓，因為我們的政客和企業家常常動不動就拿南韓出來比較，例如一直說他們簽了多少貿易協定、年輕人不怕競爭也都很少在放假之類的1。然而，南韓的勞工組織比台灣還要強悍許多，不只是罷工，還常常有激烈的上街抗議活動。綜觀台韓兩國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政治經濟發展過程，幾乎可說是雙胞胎兄弟，兩者都是在美國的經援、技術移轉、開放市場的幫助之下，並且是在威權統治時期達成高度經濟成長，並稱為亞洲四小龍。勞工在經濟發展的過程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但為什麼南韓的工會表現出的「戰鬥力」十足，而台灣的工會卻好像很少發揮作用呢？是什麼原因讓台灣的工會組織率這麼低，而且大多數都跟小綿羊一樣乖巧？ 2
台灣PK韓國：工會戰鬥力
勞工「戰鬥力」的高低，指的是當勞資雙方無法達成協議的時候，勞方採取的行為讓資方感到痛的程度。在學術研究上，工會戰鬥力在英文的脈絡中是指militancy，具體可以用勞工運動當中參與的勞工人數、因此而損失的工作天數、勞資爭議的時間長短、運動事件的強度、造成的產值損失等等不同的指標來衡量。（例如，罷工的本質就是要讓消費者及社會大眾感到不便，讓資方因此受到營業上的損失、因為感到痛而重回談判桌，所以罷工愈長，資方會損失愈多營業額，在定義上工會的戰鬥力就愈高。不過，工會戰鬥力的高低跟實際上整體勞動權益高低，其實是兩件不同的事情。）3
台灣和南韓在工人的戰鬥力方面簡直是天差地遠。例如，從1987年起算十年，台灣每起勞資爭議影響的勞工大概7-31人，平均每起勞資爭議影響到19人、加總起來大約有4.5天的工時，若以人次來算，每位勞資爭議中的勞工影響到的工時平均不到四分之一天（0.24天）。而韓國每起勞資爭議當中，參與的勞工平均157-935人，平均每起爭議影響321人、3787天工時，每位勞資爭議中的勞工影響到的工時平均有11.8天。4每個人影響0.24天是什麼概念……台灣的工會在平均戰鬥力方面完全看不到韓國的車尾燈。
為什麼韓國的勞工組織可以比台灣還要頻繁地發起罷工以及勞工運動？許多既有的理論都很難解釋。例如「文化因素」的解釋（儒家文化影響），其實韓國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不比台灣少，台灣在日治時期也是有出現過全島大罷工，只是被壓制地很慘；「經濟因素」的解釋也不見得行得通，因為台灣和韓國的經濟發展發展過程相當類似。學者們認為，主要的差異來自於工人們與統治者的連結方式不一樣。
台灣和南韓的不同：政黨組織與統治策略
台灣和南韓的工會戰鬥力不同，主要源自於統治者治理策略的不同。簡單來說，國民黨很有效地透過黨的組織將勞工的發聲管道控制住，而韓國沒有。
若我們把勞工分成受到保護部門（國家掌控著上游產業鍊，以及重點發展的那些產業）以及競爭性部門來看，在台灣受保護的部門當中，國家主要透過國營事業和黨營事業，給予勞工較好的福利和保障，並且透過黨的組織來和勞工做連結。國民政府遷台之初，國民黨就透過公營事業和黨營事業，成立了許多的工會，主要目的是為了加強控制與防止反對運動出現。
而在那些相對具有競爭性的產業當中，許多企業會在國民黨政府的壓力下被迫成立工會。這些工會不是為了勞工的權益而成立的，而是國民黨控制企業的手段，因為各工會必須要有國民黨黨工，使員工聽命於雇主也要聽命於黨。除此之外，國民黨籍由地方性的黨組織和選舉網絡來和勞工連結。由於是外來政權缺乏正當性，統治者維持著相對具有競爭性的地方選舉，並籍此建立了一套侍從網絡，若有什麼資源分配上的問題，或是勞資爭議要解決，通常會透過跟工會有相關的地方黨部人物來做聯繫和處理（「搓」商）。所以，工會的失能其實早在四五十年前就已開始。
「打壓工會退散！」2012年的五一勞動節大遊行之一景。孫窮理攝。
在韓國，獨裁者們（例如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煥）對待工會的態度就是打壓。韓國的獨裁者們都沒有建立起一個強大的執政黨，而是透過行政機關、軍隊以及情治單位的力量來統治；在經濟發展方面，韓國的執政者和大財閥建立起了相互依賴的關係，並不像國民黨一樣刻意地扶植中小企業來追求與一般民眾的連結。5韓國經濟中受保護的部門，主要是透過國家指定的大財閥來處理勞資關係，當然也是給予較好的保障。而在那些競爭性的部門，勞工長期被打壓，在缺乏一個有力的執政黨和綿密的黨組織的情形之下，勞工並沒有辦法透過正式的制度管道來表達不滿，漸漸地，那些被獨裁者壓迫的宗教異議份子、學生運動、社會運動，跟勞工開始緊密結合，並且形成組織的力量，使得勞工運動展現出比台灣更完整的組織性以及體制外的戰鬥性。而且，韓國不像台灣一樣維持著基層的村里長鄉鎮市選舉，因此國家並沒有在各地的地方層級具備將人民動員和納入體制內的管道，反對黨也無法從選舉當中去和工人運動在體制內做結合。地方政府就像是中央政府的延伸以及分部而已，自主性比較低，因此，所有的抗爭活動也都集中針對中央政府，各種對政治體制的不滿持續累積。
除此之外，台灣的學生組織並沒有像韓國一樣形成強力的反對運動中堅份子，原因在於學生組織受到黨國控制的程度也比較高。除了透過教育來教導順從的思想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機制是直接由情治單位大老闆蔣經國負責的「救國團」，設計了一系列的課程與活動，主要是讓學生不要參與政治，由國家大力補助在冬天和夏天假期時舉辦各式的活動，如此一來就不會把心力放在社會公共事務上面。1970年代，超過九成的學生參與過相關活動，朴正熙甚至曾派人來學習這一套制度。6
也就是說，由於外來政權的特性、在中國大陸的失敗經驗、以及隨之而來的黨組織改造，國民黨成功地建立起了黨國一體的統治體系，從1950年代開始就試著將勞工的發聲機制吸納到黨的管道裡面，同時更透過不同的方式削弱反對運動的組織，7搭配基層選舉的動員管道，國家有系統地將勞工的代表權和發聲權壓抑在「體制內」，因此，不像韓國的反對運動與工運在體制外做結合，讓勞動者發展出較完整的組織但也呈現出比較激進的手段。
圖片來源：C.C. by Lennon Wong
小結
其實中華民國在1929年就通過了工會法，但帶來的限制卻是遠遠多於權益，例如禁止產業工會、禁止罷工等等，完全不是用來保障勞工的。在戰後，透過國民黨的統治策略，使得許多公司都成立了工會，但這些「偽」工會的目的是讓勞工納入與政黨組織做連結的網絡當中。其後，各種與勞工相關的法令修改，政府主要目的也都是要讓勞動法規朝向去管制化，並且主要都是要監管工會的運作，不是真正有心要幫助勞工，例如，對於罷工的規定相當嚴格，還有一些很奇怪的規定例如一個公司只能有一個「企業工會」，所以常常被資方先成立了「御用工會」。8因此，直到今日，台灣的工會不只組織率非常低，能發揮作用的更少。另外一方面，韓國由於獨裁政權所主導的經濟發展和大財閥的發展是互相依賴的關係，且缺乏一個有組織的政黨可以吸納勞工的聲音，因此勞工運動跟社會運動結合在一起，並且愈來愈以激烈的手段展現出來。
權益從來都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自己爭取來的。台灣的工會失能已久，而且勞動條件也早已成為全球數一數二的資方天堂，成為了血汗交織的過勞之島。過去威權時代的遺緒殘留至今，影響著無數勞工「爭取權益的權益」。可以確定的是，我們國家對勞動保障非常不足，各種制度和法規必須要翻修，而勞工們也得要靠自己的力量來破除長久以來統治者及慣老闆們的思想桎梏才行！
本文主要參考書目
- Huang, Chang-Ling. 1999. Labor Militancy and the Neo-Mercanyilist Development Experience: South Korea and Taiwan in Comparison. PhD Dissert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 Lee, Yoonkyung. 2011. Militants or Partisans: Labor Unions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in Korea and Taiwa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推薦閱讀
- 關於工會和罷工的二三事
- 董思齊，〈從「悲慘世界」到「勞動貴族」韓國工運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 Buchanan, Paul G. and Kate Nicholls. 2003. “Labour Politics and Democratic Transition i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38(2):203-237.
- 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 罷工宣言
- 菜市場政治學 的文章當中，跟勞動狀況與勞工認知態度的相關背景補充。
圖片為華隆工廠的罷工與示威，這是一個「五鬼搬運的台灣奇蹟」。
- 只是，這些人都不會提到南韓跟美國簽了貿易協定還可以退回、通過監督條例之後再重談重新簽署，也不會提到南韓跟中國的貿易協定談了十年才要簽，而且在簽訂之前傳統產業就已因為中國產品的傾銷而全面虧損。說到放假日，台灣的工時比南韓要高、南韓的特休假日比我們還要多很多，這就更不用提了 ↩
- 本文內容主要來自於學者黃長玲的博士論文以及Lee Yoonkyung的專書。黃長玲目前任教於台大政治系，Lee Yoonkyung任教於紐約州大賓漢頓分校社會系。 ↩
- 根據Lee 2011，韓國的工會所達到的成就是在不同的企業層級會有一些加薪，但也因此帶來薪資成長的不均衡分配，而韓國的工會無力阻止大規模的公營企業民營化；台灣的工會因為跟政黨結合程度比較高，所以在政策方面的影響力比韓國還要大一些，比較成功地減緩民營化的潮流，但是在爭取薪資成長方面的作用相當小 ↩
- 筆者計算，原始資料來源請參見黃長玲1999: 184-185。 ↩
- 關於韓國的經濟發展，可參見Alice H. Amsden, 1989. Asia’s Next Giant: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ung H. Lee, 1992. “The Government, Financial System, And Large Private Enterprise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outh Korea,” World Development 20(2): 187~197; David C. Kang, 2002. Crony Capitalism: Corruption and Development in South Korea and the Philippin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至於台灣的宗教團體與反對運動之間的關係，礙於篇幅就先省略不談。請參見黃長玲1999: Ch5 ↩
- 若我們從社會分歧（social cleavage）的角度來看，勞工們在政治場域當中一直都不是一個主要的社會分歧，一方面社會是以省籍來劃分族群，一方面國家直接控制著上游產業，勞工們不太有空間去爭取勞動權益，怕因此影響自己的生計。再加上，政府因為統治的需要，而透過教育和各種宣傳，教導大家服從的美德，所以台灣勞工對於爭取勞動權益的想像，一直都有許多的限制。 ↩
- 有趣的是，即使勞動部/勞委會一直被戲稱是資委會和資動部，每當法條要修改時，許多私人大企業還是會出來跳腳說不可以鬆綁工會相關法規，例如王永慶在1988年時就曾威脅要停止投資云云。對照歷史發展，資本家的說詞永遠都是一樣的 ↩
勞方喊漲、資方喊凍、政府兩難…南韓基本時薪談判「陣痛中」
http://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6381
文中論及：「而在那些競爭性的部門，勞工長期被打壓，在缺乏一個有力的執政黨和綿密的黨組織的情形之下，勞工並沒有辦法透過正式的制度管道來表達不滿，漸漸地，那些被獨裁者壓迫的宗教異議份子、學生運動、社會運動，跟勞工開始緊密結合，並且形成組織的力量，使得勞工運動展現出比台灣更完整的組織性以及體制外的戰鬥性。」這一段的邏輯仍是相當含糊！
請問是哪裡含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