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乃德／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
※ 本文原刊登於中國時報，2006/2/27。
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如此描繪記憶女神：女神有兩個面孔，一個面孔凝視過去，另一個面孔則正對現在；一手抱一本書，另一手則拿著鵝毛筆，準備書寫下一章。這正是集體記憶最佳的寫照：記憶以過去為材料，可是書寫的目標卻是為了現在，以及未來。
歷史記憶經常為了迎合現在的需要，對過去做剪裁和闡釋。然而現在卻經常是分裂的。用歷史記憶來啟發現在、指引未來，必然面對質疑：誰的現在，你的還是我的？甚麼樣的未來，統一還是獨立？歷史記憶因此也經常是衝突的，而且也永遠隨著時代的需要，而有不同的內涵和啟示。
二二八是台灣歷史中最巨大的創傷。雖然我們將這一天訂為「和平日」，我們對它的回憶卻充滿了火藥的煙硝。歷史回憶的對立來自兩個重疊的根源。一是「現在」政治利益的衝突；另一則是對「未來」的不同願景。前者是政治的恆常，後者短期間內不可能消失。可是難道在現階段我們不能擁有一個共同的二二八？無法讓它成為我們這個政治社區共有的、可珍惜的歷史回憶？
圖片：近來有許多由民間發起的二二八紀念活動，共生音樂節就是其中的一個代表。2017年的音樂節「228共生音樂節─欲行 ê 路」也正在進行群眾募資。圖片截自flyingV群眾募資提案專頁。
記憶不完全等同歷史
目前對二二八事件的爭論之一，是歷史記憶和歷史事實之間的差距。全世界所有的民族的集體記憶中，巨大創傷都是的重要元素。「在民族的記憶中，苦難通常比勝利更有價值，因為苦難要求責任、號召集體的奉獻。」因此所有的民族都強調、甚至誇張其苦難。戴高樂宣稱法國是全宇宙最苦的民族，因為她曾經四次被佔領。常被瓜分併吞的波蘭人顯然不會同意這個論斷。遭受屠殺浩劫的猶太人，流離失所、家破人亡的巴勒斯坦人更會大聲抗議。
歷史記憶是創傷的轉化。它並不完全等同於歷史，雖然也不能違反歷史、竄改事實。在集體記憶中，歷史只是骨架，更重要的是血和肉：歷史的反省、教訓、和啟示。「集體記憶將歷史的單一事件轉化成原則性的訓示，這個訓示可能是正義原則、或政治理想、或道德規則。」台灣認同者對二二八事件轉化的歷史記憶是：外來政權的災難、菁英同胞的抗暴和悲慘的犧牲。
歷史記憶、或歷史啟示要產生效力，必須和當代社會的主要關心有所共鳴。台灣認同者對二二八的解釋之所以被廣泛接受，正因為它在台灣政治發展的兩個階段中，都和台灣人對自主性的期待產生共鳴。在國民黨的威權體制下，這段歷史雖然是禁忌，對它的記憶仍然在民間被鮮活地保存了四十年。這段記憶在暗中的保存、加工、和傳遞，是當時人民對抗專制統治的唯一工具。正如昆德拉在《笑忘書》中所說的，「人民對權者的抗爭，就是記憶對遺忘的抗爭。」
在現今的民主階段中，由於中國政權對台灣人民自主性的否認和威脅，二二八集體記憶的主題「外來政權的壓迫、反抗、和創傷」，持續和人民產生共鳴。只要台灣的自主性持續受威脅，這樣的闡釋將繼續在社會中產生共鳴。
正如中國認同者所質疑的，這樣的闡釋其實違反歷史事實。事實上，台灣認同者對二二八的論述，也經常將「歷史闡釋」和「歷史事實」混淆。中國認同者認為該事件並不是民族壓迫，甚至不是省籍矛盾、族群衝突，不是台灣人和中國人的對抗，而是人民對腐敗政府的抗議。這樣的論斷應該比較符合歷史事實。從這個事實出發，二二八的歷史教訓比較是政治權力的恐怖，以及獨裁政治對人道的殘害。
闡釋和事實的對立，來自認同的差異。兩者之間有對話的空間嗎？或許困難，可是並非不可能。雙方都必須理解，歷史記憶和歷史事實並不等同。一方面，教訓和啟示不應被當成事實來闡揚。如果我們對逝者仍有責任，責任之一就是將真相和事實還給他們。而且，當我們將啟示和事實混淆，我們等於是告訴另一個族群的同胞：我們自始就沒有將你們當成自己人，我們的犧牲也是來自你們的不義。這不但違反歷史事實，也妨害我們建立共同的政治社區。
我們也應理解，民眾之所以能和偏離事實的歷史記憶共鳴，正是因為目前的處境，而不一定是因為族群的排斥。不論我們對未來的想像是獨立還是統一，我們共同的自主性被中國政權否認和剝奪卻是一個事實。我們也因此在國際社會中，處於「社會性死亡」(social death)的狀態：生物層次上我們仍然活著，可是我們的身份、人格、和存在完全不被承認。這是我們的共同處境。讓「自主」成為二二八歷史記憶的基調，或許也符合我們的共同利益。
圖片取自民報。原出處：新生報，1947.03.11
政治利益的糾葛
除了認同的差異，政治利益、或黨派利益也造成二二八歷史記憶的對立。在民族的重大創傷中，一定有壓迫者和犧牲者，有好人和壞人。犧牲者值得懷念，壓迫者必須譴責。可是這個創傷距離我們仍然不遠，在好人和壞人的分辨中，有些政黨得利、有些政黨蒙羞。
此種歷史記憶和政黨利益的糾葛，發生在許多新民主國家中。二次大戰前的內戰是西班牙的歷史創傷。在民間的歷史記憶中，勝利的法朗哥政權是壓迫者和屠殺者。在民主轉型過程中，為了轉型順利和社會和諧，雙方約定對這段歷史做「刻意的遺忘」。可是一九九六年西班牙國會卻打破這項約定，通過法案賦予「國際縱隊」的成員西班牙公民的身份。國際縱隊的四萬多成員來自世界各國（其中一萬六千人陣亡），光是美國就有三千多人參與，幫助西班牙人反抗法西斯政權。參與者中許多為知識份子，如英國的歐威爾。海明威亦以戰地記者的身份、以及他的經典名著參與了內戰。重提這項歷史記憶，自然不利於和法朗哥政權有歷史淵源的民眾黨。該黨的政治領袖因此拒絕參與所有的典禮和儀式。
二二八的歷史記憶，對國民黨確實不利。可是我們難道不能跨越黨派之私，讓這段歷史成為全民可以共享的記憶？雖然困難，可是並非不可能。首先，我們有絕對的道德正當性譴責加害者。可是道德上正當的行為，政治上不一定合宜。在口語上聲討「元兇」及共同加害者，有其道德的正當性。可是，揭發歷史真相本身就是最佳的譴責。將歷史記憶兌現為短期的黨派利益，不但貶低了民族創傷的神聖性，也無助於共同政治社區的形成。沒有真相就不可能有和解，可是真相本身並不能帶來和解。
台灣是一個分裂的社會。彌補裂痕、團結成單一的政治社區，不是靠制度或政策，而是公共人物的言行和智慧。《還原二二八》這本書的扉頁上這樣說：「受夠了政治口號的二二八，受夠了那些吵個沒完沒了的補償金，受夠了哭哭啼啼，講不完台灣人的悲哀。」不能以同理心來看待同胞的傷痛，和將同胞的傷痛兌現為政黨利益，效果一致：不但無助於團結，反而加深分裂。
對過去，我們有不同的經驗；對未來，我們有不同的願景；現在我們對政黨有不同的喜好。可是不論我們喜不喜歡，我們生活在同一個政治社區中，我們都是政治伙伴。維持這種伙伴關係並不容易，民主也不容易。
二二八應該是我們可以共享的歷史記憶。它包含了壓迫和反抗、殘暴和仁慈、投機和理想、出賣和忠貞、麻木和溫情、男人的血和女人的淚，是我們這個社區唯一可以共有的史詩。為什麼不珍惜它，用我們的謹慎、慷慨、和想像力，讓它成為團結我們的橋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