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水唯一朗 /慶應義塾大学總合政策学部教授 1
*本文為2017年4月21日清水唯一朗老師於「拿山瑪谷東京讀書會」所舉辦之演講討論會「日本の若者は政治に興味がない?日本と台湾の比較を通じて考える」,由早稻田大學國際教養學部學生簡君芳記錄、台大政治所碩士生林彥瑜口譯、校稿與註解。本文中文內容經講者本人同意後刊登,因此譯者以第一人稱書寫。
圖片:青年組織「用我的一步改變日本」(又譯為我們的一步可改變日本)所推動的「票育」計劃,希望能夠提高年輕人的投票率。圖為2016年6月份在東京澀谷街頭,推廣促進投票率的照相打卡活動。出處:REUTERS/Toru Hanai TPX IMAGES OF THE DAY
我在台灣教書的時候,看到台灣年輕人非常熱衷於討論、參與政治,內心一方面覺得頗為羨慕,另一方面也開始思考日本年輕人的政治參與狀況。我初步的研究成果是,台灣年輕人所關心的政治主軸是「國家」,而相較之下,日本年輕人關心的是「公共政策」。這是什麼意思呢?從既有的日本大學畢業生「最理想的職業」民意調查來看,未來想成為「公務員」的大學生非常多。對日本年輕人來說,好像成為行政官僚體制的一部分,比成為一個政治家還要酷。
現象:日本年輕人的低投票率
在三年前的日本眾議院選舉時,七十多歲的日本人投票率,整整比二十多歲的年輕人的投票率多了一倍左右。明明年輕人身體比老年人好得多,移動到投票所應該容易許多,可是二十歲年輕人的投票率居然只有七十歲老年人的一半,有人會以這樣的數字宣稱,日本的年輕人根本就是政治無感、對政治不感興趣(圖一)。
圖一 日本眾議院選舉各年齡層投票率之演變,1967-20132
從數字上看起來,確實會以為年輕人不關心政治。但事實上,去年日本把投票年齡從20歲降到18歲後,發現18歲選民的投票率竟然高達55%,這個比例比二十多歲的人高非常多。所以,只以圖一的片面證據來宣稱「日本年輕人不關心政治」,是不適當的。
另一份日本內閣府的調查資料中顯示,日本年輕人關心政治的人數比例是58%,比英國、美國的數字都還要高(圖二)。這同樣也證明了,用特定的統計數據指出日本年輕人關心政治與否,是有問題的。
圖二 2008年內閣府第八次世界青年意識調查之「政治關心程度」3
年輕人不投票,會導致什麼問題?
但是,即使對政治的關心不能從低投票率直接推論,我們還是可以先想想,日本年輕人的相對低投票率這個現象,在日本導致了什麼樣的問題。最嚴重的問題是「只有某些特定團體或族群的聲音被反映」,而這些團體包括例如:
1.年長者:
日文之中將這個現象稱為「銀髮民主」(Silver democracy)。因為投票的都是年長者,當選的政治家就傾向推行有利於老人的政策。同時,年長者福利政策所需的稅金,卻由年輕人來負擔。
2.動員力較強的政黨:
以日本的狀況為例,因為自民黨長年深入地方,耕耘町內會、商店街之類的組織勢力,而公明黨與宗教組織創價學會有密切的關係,所以自民黨與公明黨的聯盟選舉動員力特別強。要是年輕人都不投票的話,公明黨這種宗教政黨,就更容易滲入政府。
3.利益團體:
尤其是一些職業取向的利益團體,如日本醫師會、日本護理師會、菸酒貿易商等。這些團體為了自己職業的利益而動員,所以這些人也一定會去投票。
如果年輕人都不投票,那麼由選舉結果所選出的政黨所提的政策就只會反映如上述三種團體的聲音,而不是全民的需求。雖然這並不是日本僅有的現象,但日本年輕人的低投票率確實導致了上述問題的發生。
為什麼日本人會有「低政治效能感」?
對於投票制度是否能夠反映出人民的需求的這一個命題,自1955年開始的「五五年體制」4時期,大約有五成左右的人民覺得無法反映,但到了現在,已經有高達八成左右的人覺得無法反映(圖三)。
圖三 2016年日本內閣府民意調查:國家政策之民意反映程度5
「不信任政府、做什麼都不會改變」的感覺,根植在大部分人民心中,這是日本人的「低政治效能感」──人民不願去投票,因為覺得投票不會改變,甚至也覺得沒有換政府的必要。
在討論日本的「低政治效能感」的原因以前,我們可以先想想台灣政治效能感的狀況,比較之下才會了解日本的政治效能感確實是一個相對較低的狀態。在台灣單一選區的制度下,小政黨要勝選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我在台灣的時候,曾經參訪過時代力量區域立委林昶佐的競選辦公室。空間非常狹小,工作人員有只有兩三個人。這在日本是絕對無法想像的事情,更不用說這樣的候選人最後還能夠勝選。因為在日本的觀念裡,這樣的小政黨一定不會贏,所以絕對不可能創造這樣的政黨。但台灣許多人熱情參與太陽花運動,所以像時代力量這樣從社會運動中崛起的政黨最後仍然成功勝選,可見台灣人政治效能感和社會運動關係之深,和日本相當不同。
除了台灣之外,比利時和西班牙也有相對於日本較高的政治效能感。例如在比利時,德裔與法裔之間、天主教與新教之間,有很大的紛爭與歧異,不同族群也有不同的認同,所以,比利時人為了要保護自己的宗教或是民族的利益,必須團結投票,所以投票意願也比較高。
此外,西班牙的政治效能感也相對較高。西班牙的第一和第二大黨──PP(人民黨)是保守派,PSOE(西班牙工人社會黨)社會民主派,所以這兩個大黨不可能結盟。若要結盟,他們各自要去尋求西班牙的第三大黨Podemos,一個以年輕人為中心創的政黨,以及與之相對的第四大黨CS(市民黨)。而由於西班牙的年輕人工作機會少、經濟狀況差,所以有誘因會去參與政黨。如此一來,大黨為了與年輕人的政黨結盟,必須要給年輕人好處,因而提高年輕人參與政治的意願。
從上述三個國家的可以了解他們的年輕人都有參與政治的理由與契機。回到日本,日本人卻沒有類似程度的政治參與契機。而這樣的「低政治效能感」,其實是來自一些歷史因素:
- 執政黨的長期執政以及在野黨的表現不佳
1994年日本的國會選舉制度改為單一選區制,目的就是為了要讓政黨更容易輪替。其實在2005年時,日本曾有過機會政黨輪替,但是在小泉純一郎的領導下,讓選舉的爭議點從「民主黨vs自民黨」變成「自民黨內部保守vs革新勢力」的對抗,自民黨因此勝選。後來,在2009年民主黨成功奪得執政權後,卻因為各種綜合性的原因──包括2009年的經濟衰退、2011年的東北大震災等,執政表現不佳,導致民主黨在2012年再次淪為在野黨。
- 日本年輕世代與政治的關係:安保鬥爭的巨大挫折感
1945年日本戰敗後,聯合國軍隊總司令部GHQ6佔領日本的這段時間(1945-1952),有關於戰爭責任的問題、清算過去行政官僚與否的問題7、與美國的關係等,都是日本亟需面對解決的問題。其中,有許多民眾主張日本對美國的絕對從屬地位,會導致日本再度捲入戰爭。這樣的擔憂也導致了1960年代有著大量學生參與的大規模抗爭──「安保鬥爭」,而這場學生運動在1960年爆發當時,確實也得到了民眾一定的支持。然而,這場學生運動在達成訴求與否這一點上看來(要求廢止安保條約),卻是失敗的。
在當年的局勢下,根本不可能終止安保條約──自民黨首相強硬的態度、牢不可破的五五年體制、第二大黨社會黨無法與自民黨抗衡的狀況下,強大的挫折感蔓延在參與學運的學生之間。面對這樣的困境,學生運動開始「過激化」(暴力化),甚至影響了國民的日常生活,招致了社會的反感。
總而言之,日本對社會運動的反感與刻板印象,讓日本年輕人之間有一種氛圍是,不管是用和平的、激烈的、還是透過體制內的民主議會選舉的方式,都沒有辦法改變執政黨政策。這樣巨大的一種挫折感,是現今日本人低政治效能感之重要歷史因素。
圖片來源:C.C. by uzaigaijin
屬於「寬鬆世代」(ゆとり世代)的政治參與
在安保鬥爭之後,政府便把重心放在經濟成長,日本在六〇年代進入了「高度經濟成長期」。當時的政府提出了「所得倍增計畫」的口號,讓人民相信自己的所得在10年內會成長一倍。這是一種語言政治(Word Politics),也就是一種利用政治話術來拉攏民心的政治手法,像是「所得倍增計畫」這樣的政治修辭,在當時也說服了人們傾向接受不合理的勞動條件。
隨著經濟急速成長,日本在1990年代進入了泡沫經濟時期。當時,公司需要大量人力,大學生即使不讀書、還沒有畢業就可找得到工作,工作內容也相對容易,甚至有公司直接把員工送到海外去旅行,導致在那個世代的員工是相對沒有能力、不會做事的。
在泡沫經濟後是一個新的時代,2000年日本社會開始有要改變的思想,「要做些什麼改變來影響社會」的想法開始出現在年輕人的思想中,而這些思想就是「寬鬆教育」(ゆとり教育)推行的結果。
什麼是「寬鬆教育」呢?「寬鬆教育」的目標是,透過減少填鴨式的上課時間、以及增加完整的周休二日的制度,增加學生可以自由運用的時間,以提昇日本年輕人思考能力。然而,父母輩如何運用這些孩子們所多出的時間,決定了「寬鬆世代」裡誰是「贏家」(利用時間進行思考、擁有思想)、誰是「輸家」(學習力低落)。即使校外經驗豐富,但卻因為父母輩沒有給孩子feedback的機會,培養孩子的思考的能力,這樣的學生還是不少,而這是讓我感到較失望的地方。然而,仍有一些因為父母或是教師注重孩子學習過程中的溝通與思考,而培養出的所謂「贏家」的學生。
對寬鬆世代來說,「有動作就會有改變」的思想是存在的。像是在1995年一月的阪神大震災中,「志工」的概念開始出現,當國家出現危機或是災害的時候,是會改變自我意識的現象也出現,那時也有大量的學生開始參與NGO的活動,這些都是寬鬆教育下所出現的年輕人。
本場討論會的最後,清水老師介紹了一些現在日本年輕人關心公共政策的組織,讓大家理解現在日本年輕人努力的方式。這些由學生經營的團體包括:
想要提供一個日本年輕人可以跟政治者交流的平台。在日本排斥政治進入校園的風氣下,這群年輕人認為唯有跟真正在政治場域的人接觸,才能真正的懂什麼是政治。
由大四生發起,此網站有所謂的「投票matching」,想要讓日本的選民不要再被政黨等信仰影響,從政策的角度來選擇候選人,如果選民都能選政策而不是選政黨的話,那候選人們也會更認真思考政策。
子宮頸癌是癌症裡面唯一可以預防的病,因為跟性行為有關,意識到這個的學生們因此而組成了團體到各地演講教育大家如何預防。
一位日本女生到柬埔寨旅遊時看到女孩普遍賣春的現象,反省柬埔寨的志工活動除了給錢之外並沒有給予實質上的幫助,從而發起了在柬埔寨建立了跟「縫紉」有關的一些事業,從簡單的縫紉到後來的自己設計,改變當地的情況,不用再出去賣春。
現在的日本女大生面臨了需要扮演多方角色的問題,在日本大量需要人力的市場上,「一億總活躍」的概念被提出,同時又在少子化的壓力下,女性被賦予的期望除了要參與勞動市場,還要有生育的責任,在如此龐大的壓力與期望下,女性應該會需要一些諮詢,此組織就是為了提供這些女性相關的幫助而成立。此外也提供「家庭留學」的活動。
從自己的城市出發,思考可以怎麼行銷、推廣自己的城市,例如長野縣的市民千人會議。大家把帶有自己家鄉特色的小點心行銷到更廣的市場8。
小結
事實上,不管是台灣的太陽花運動或是香港的運動也好,都帶給日本的學生很大的刺激。雖然也許日本的這些活動能夠帶給台灣或香港的學生沒有很多,但日本的學生對「公共議題」還是關心。例如,針對現況的問題進行解決,而成立的組織,或者是社會創業。日本的年輕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改變著社會。
- 日本慶應義塾大学總合政策學部教授。研究領域為日本政治外交、比較歴史制度分析。慶應義塾大學法學部、大学院畢業,曾任教於日本的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東京大学,以及美國的哈佛大學、台灣的政治大學。 ↩
- 資料來源:日本總務省網頁。 ↩
- 資料來源:日本內閣府網頁之第8回世界青年意識調査。 ↩
- 「五五年體制」,指1955年開始的自民黨一黨獨大體制。直到1993年自民黨於眾議院選舉中失去多數席次,成為在野黨,五五年體制才宣告結束。推薦閱讀菜市場政治學:〈日本五五體制的美麗與哀愁 — 淺談選制變遷、官僚統治與政經關係對日本政黨政治的影響〉。 ↩
- 資料來源:日本內閣府網頁之2016年社會意識民意調查。 ↩
- 聯合國軍隊總司令部General Headquaters,簡稱GHQ,以麥克阿瑟將軍為領導,在日本施行了長達7年的佔領統治。 ↩
- 在這裡,可以比較一下日本、台灣、韓國的戰後處理,相當不同。日本帝國殖民時期的行政官僚在戰後繼續當官與否,要換掉政務官或事務官,戰爭責任等等,都是很複雜的問題,韓國跟台灣不像日本那樣子繼續留任。這裡我們先省略不談。 ↩
- 請參考「小布施年輕人會議」(日文為「小布施若者会議」)。 ↩
好像是去年,日本新聞界做了一個社會性質的民調 – “人生感到後悔的事情排行榜。”
第三名是沒有好好用功讀書,二是找錯工作,一是可能結婚對象錯了。
有些事情可能是無法悔牌的。所以作者,清水先生才會在開頭這樣介紹的:
“我在台灣教書的時候,看到台灣年輕人非常熱衷於討論、參與政治,內心一方面覺得頗為羨慕,另一方面也開始思考日本年輕人的政治參與狀況。我初步的研究成果是,台灣年輕人所關心的政治主軸是「國家」,而相較之下,日本年輕人關心的是「公共政策」。這是什麼意思呢?從既有的日本大學畢業生「最理想的職業」民意調查來看,未來想成為「公務員」的大學生非常多。對日本年輕人來說,好像成為行政官僚體制的一部分,比成為一個政治家還要酷。”
我們應該要好好珍惜台灣的民主,至少我們可以多多少少地悔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