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學生怎麼學中國政治？以杜克大學為例

◎王宏恩／杜克大學政治所博士候選人

台灣被夾在中國與美國兩強之中，任一邊的舉動或決策都會深深影響到這個島國的未來。在這三角關係之中，我們除了要理解中國、理解美國之外，假如能知道這中美是如何互相理解的，將有助於進一步猜想中美間的未來互動。那麼，美國人是怎麼理解中國政治的呢？

這個大問題當然很難有具代表性的答案，畢竟每個人接收與處理資訊的方式及管道都不同。但筆者希望可以透過在2017年春季於杜克大學擔任知名中國政治學者Melanie Manion教授的教學助理的經驗，來分享一些美國人眼中的中國觀。

Melanie Manion是中國開放留學後第一批進入中國念書的學者，精通英、法、中文，是個堅定的自由派學者。在北京大學念政治經濟學時跟現任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是同班同學，也在北京進行研究發問卷時碰上了64天安門事件。在於前年轉來杜克大學之前，於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獲得無數的教學優良獎，開設的中國政治學大學部及研究所課程總是爆滿。她同時也是幾乎所有中國政治相關研究期刊的編輯委員。因此，從她開設的中國政治學課程來觀察美國大學生如何學習中國政治，應該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這堂課使用的課本是William A. Joseph, Politics in China: An Introduction, 2nd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圖片來源：C.C. by masha krasnova-shabaeva

以下是筆者整理的一些課堂上的教學重點，其中主要擷取跟台灣有關的部分。

1. 百年國恥與台灣

百年國恥(century of humiliation)這個概念在整個學期不斷的被提及，也是期中期末都考出來的重點。中國千年以來以世界「中」央的大「國」自居(Middle Kingdom)，但在清末1839年鴉片戰爭開始，先後被遠渡重洋的英國打敗、接著再被同樣在亞洲、卻位處「邊陲」的島國日本打敗。這些敗仗讓中國不再是自己相信了千年的世界中心了，甚至輸給自己一直看不起的小國，而敗給各國的割地賠款更被定義為是被列強殖民的開始。

在學者眼中，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核心主義「中國夢」就是企圖終結這個百年國恥的夢想，讓中國重新回到鴉片戰爭前的榮光，而這跟台灣密切相關。台灣是在中日戰爭後被清廷割讓給日本的。所以對許多中國人來說，這是百年國恥裡最重要的一個關卡：假如台灣一日不回歸中國，就意謂著世上仍留有日本打敗中國的證據、就意謂著中國還沒有回到世界中心、就意謂著百年國恥的持續。從這個角度，或許就可以理解許多中國網友對於兩岸統一的堅持，而這遠非是金馬回歸結束國共內戰就能停止的。對百年國恥的理解也影響了美國學者怎麼看待中美關係、美國處理兩岸議題的態度、以及對於中國發展一代一路願景的理解。

另一方面，一些學者也認為這百年國恥是中國操弄民族主義的重要資本，所以會被政府在必要時不斷提及使用。尤其是當內政出問題時，百年國恥的敘事方式可能會成為中國政府轉移民眾注意力甚至是抒發暴力的方向。

2017年電影「戰狼II」即是中國民族主義的一種體現，它打破了中國的影史票房紀錄¹。來源：Wiki

2. 中國經濟奇蹟、鄧小平、與Nomenklatura

課本中對於中國經濟奇蹟是非常推崇的。無論愛中國與否，中國1978年由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與經濟奇蹟成功的讓大量的中國民眾脫離貧窮線，從1978年的41%降到2001年的5%。從人道的觀點來看，這代表世上有好幾億人至少能因此每日填飽肚子，這也是許多左派對於中共抱有敬意的原因之一。

美國學者對於這經濟奇蹟的理解，是中國從毛澤東領導的意識形態掛帥的經濟改革，轉變為結果導向的經濟改革。當大躍進失敗之後，鄧小平決定逐漸開放給各地進行經濟改革實驗，能搞好經濟就好、誰的理論誰的做法不重要，所以才會有「摸著石頭過河」、「黑貓白貓能抓老鼠的就是好貓」等說法。一些針對中國官員升遷的統計研究也顯示，各地的經濟表現確實會影響地方官員能不能再往上爬到中央（當然，就統計結果總體而言，派系與官二代、與地方抗議次數對升遷的影響力也非常大）²。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國雖然希望讓一部分的人先富起來，但發展至今貧富差距越擴越大。

這樣的官員甄補方式與其Nomenklatura的制度設計有很大的關係。Nomenklatura翻譯為「幹部職務名稱表制度」，由蘇聯於1950年傳進中共。在這制度之中，絕大多數的政府官員與政黨幹部都會被編列進一個清冊，清冊由上一級的黨幹部管理，而所有的升遷或懲戒都由上一級的黨幹部決定。換言之，一個官員的升遷與否全權由上一級決定，因此能確保政府為黨服務。

另一方面，在課程中Manion也有多次提及，從中共的經濟政策歷史來看，變動的方向是非常巨大的，可以從數年之間就從極左跳到極右、從極度開放變成極度封閉，因此將這個現象命名是政策擺盪(policy oscillation)，這也是在缺乏制度化或缺乏民主制衡下會出現的現象。為了觀察或預測政策擺盪，官員們釋出的一些字面上的訊息或指導就變得非常重要，這也是跟有分權制衡的民主制度一個很不一樣的地方。

圖片來源：C.C. by Eric Constantineau

3. 民意、發展式人權、與民本

學者們透過各種問卷調查方式來探索中國民眾對於政府的支持度，就算使用一些技巧鼓勵受訪者誠實作答，得到的結果都是「絕大多數中國民眾支持共產黨政府」。與美國當地的研究最大的不同點是，中國民眾對於北京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80%以上）遠大於地方政府（50~60%），更大於村莊（30%），而美國往往是對地方政府或地方代表的喜愛程度大於聯邦或整個國會（稱之為Fenno’s Paradox）。另一方面，民眾對中央的愛戴也讓中央更有辦法進行改革、或把施政不力推給地方，這樣的民意分布也說明了中國奇特的上訪制度的基礎。再搭配中國透過網路的大規模言論管制，一些學者認為共產黨政府仍能在民意的支持下維持很長一段時間。

中國研究得到與西方另一個很大的不同在於中國的發展式人權觀（“developmental” view of rights）。對於西方來說，人權是天賦的、不可剝奪的。對於中國來說，人權是奠基於經濟發展之上的——當經濟越好，人權能擴大保護的範圍就越來越多，但當經濟不好時，就應該先以拚經濟為主，沒有飯吃還談甚麼個人自由？這種發展式人權觀與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所推動的亞洲價值（Asian Value）互相輝映（也與郭董的「民主不能當飯吃」互相輝映³），就是說當國家為了經濟發展需要，可以適當地犧牲個人人權。但經濟發展到甚麼程度才能保障更多人權誰說了算、為什麼犧牲某些人權跟發展經濟之間會有因果關係，則是這些觀點受到上課的大學生們質疑之處。

菜市場政治學延伸閱讀：從李光耀的「亞洲價值」看善霸與惡霸的雙重鏡像、「亞洲價值」？新加坡與亞洲價值國家的人權實證分析/

學者認為，這些民意分布跟想法是與中國千年以來儒家思想中的「民本」（課本裡寫是Minban)思想有關。民本就是以民為本、執政者的工作就是把經濟搞好讓百姓安居樂業即可，但這並不意謂著民眾具有政治權力。在東亞民主化調查的研究中，中國民眾認為自己國家是民主的，也對自己國家的民主滿意，因為他們對民主的定義就是政府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產出、政府在意人民，而非對程序法制或對自由的保障。這樣的態度也普遍出現在東亞其他儒家文化的國家或地區。雖然在課堂上，學生還是有指定閱讀魏京生的第五個現代化以及劉曉波等人的零八憲章，但這些對於共產黨政府的批判或建議以及對群眾的呼喚範圍仍是有限的。

這整堂課的修課學生，大多數是對於中國有興趣或未來有興趣的工作業務會與中國接觸的，也大多並不懂中文（有一些會口說的中國移民第二代）。整個學期的課程設計，是以議題為主軸，而以當代為主，對於國共內戰之前的朝代歷史僅以一周的時間帶過（例如：太平天國是人類史上死最多人的革命！）。除此之外，課程中亦有接觸Tibet（西藏，尤其有提到軟禁喇嘛的議題）、香港（雨傘革命，以及香港面臨中國臨海城鎮興起後的好壞處）、以及中國的宗教（與梵諦岡之間的對抗，以及共產黨幹部需要在宗教團體內等）及環境議題，也有對於共產黨的制度以及工作領導小組以及一胎化政策的辯論（一些說法認為一胎化有助於經濟初期成長，但另一些則持反對態度）。但因為篇幅因素，本文先點到這裡，有興趣可以再跟本文作者聯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