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運動與公民社會》作者：致台灣讀者

◎安藤丈將／武藏大學社會學部準教授，本書作者

《新左運動與公民社會：日本六○年代的思想之路》
作者：安藤丈將
譯者：林彥瑜
出版社：左岸文化
出版日期：2018-03-14

我在和台灣朋友聊天時，最令我驚訝的就是他們學習日本相關事務的認真態度，無論是政治經濟這種比較硬的主題，還是動漫那種大眾文化。自明治時代至今，亞洲在學習日本時，都會採用一種固定的模式，那就是：學習日本如何「成功」，如何以一個後進的工業國家趕上歐美各國的那種「成功」。這種模式奠基於現代化理論的思考邏輯：發展的道路就像一條拉長的直線，在直線前端領頭的是歐美國家，日本緊追在後，台灣又在日本後面，而台灣後面就是東協國家。「學習日本的成功」此一模式，是明治時代以後產生出來的帝國意識形態，然而到了戰後，這樣的模式卻還是反覆地被採用。

我想提出另一種不同的學習模式。給我啟發的是公害問題專家宇井純的一句話：「日本的經濟成長，無法在不造成公害的狀況下，得到實現。」經濟上的「成功」背後隱藏了公害被害者的痛苦，是他們的犧牲造就了日本現代化的「成功」。學習社會運動的歷史，能夠讓我們理解人們在面對「現代化」時的困惑、焦躁、與憤怒。而這正是「新左運動」能夠把人們給動員起來的原動力。讓我再次借用宇井純的話來說，我想提出的另一種模式就是：把日本的歷史當作一個「反面教材」來學習。

本書是一部關於日本新左運動的歷史研究。主要的研究方法是探討那些以歐美國家為案例的理論與比較研究，例如「全球性的一九六○年代」（Global 1960s）或「一九六八年」，如何「碰上」（而不是「適用於」）日本這個案例。透過這個方法，我們可以看到日本「偏離」了西方：對運動內部的暴力與直接行動的普遍嫌惡、運動無法體制化、以及殘存在社會中的封閉感。

這場運動的「失敗」，影響至今。二○一五年，有個名為「SEALDs」（Students Emergency Action for Liberal Democracy-s）的學生團體，因組織了反對安保法案的運動而一夕成名，不過，他們並沒有選擇占領國會和街頭。對同一時期曾占領立法院的台灣學生而言，這些日本學生的行動也許令人感到不可思議吧。然而這背後有著新左運動所遺留的影響──那是大眾媒體對「非暴力直接行動」所採取的批判眼光，這個殘存的影響至今仍制約著日本社會運動的選項。

假使那場運動的「失敗」只是來自運動者的無知、或不誠實、或政治勢力的打壓，那麼我們應該沒辦法從那場運動的歷史當中學到什麼吧。然而，本書想要探討的是，問題就出在，所謂的「失敗」，來自那些真心想要改變社會的人們所採取的行動本身。如果這些人的真誠竟然得到了令人諷刺的結果，那我們就無法否認未來的運動者也可能會陷入同樣的困境中。正因如此，學習「失敗」的歷史，是有意義的。

然而，在日本，想要有建設性地討論新左運動留給後人的影響，會遇到一個相當棘手的問題。那就是，一方面（主要是當事者）是抱著某種懷舊的情緒，而另一方面（主要是後來的世代）則是抱著反彈的情緒。本書就是希望超越這兩種不太具有建設性的討論方式，嘗試思考新左運動的影響是如何產生的，並將這樣的過程予以「歷史化」。

所謂「歷史化」，並不意味著必須拘泥於日本的案例研究。我的目標是，讓日本的新左運動，與那些建構在國外案例之上的概念或理論「碰上」彼此，進而更深入地理解日本新左運動的影響。這麼做，是試圖把自己置於「普遍化」與「個案化」這兩種極端之間，然後從中去理解新左運動的影響。透過這樣的努力，也許可以讓歷史成為創造美好未來的資源。

我得加上一句，能夠活用這項資源的人，並不限於日本人。因此，我非常高興有機會透過翻譯的方式，以台灣為起點，讓東亞的人們能夠讀到本書。如果沒有總編輯黃秀如女士以及譯者林彥瑜同學的盡力幫忙，本書中文版的出版是不可能實現的。研究社會運動的專業書籍，絕對說不上有什麼暢銷潛力，但是黃總編輯卻為此付出非常大的努力。我還要感謝譯者林彥瑜同學。儘管彥瑜和我來自不同國家、屬於不同世代，但我的作品能夠透過像她這樣關心政治與社會運動的優秀年輕學者來介紹給讀者，我感到非常榮幸。在此，我要特別感謝她們兩位讓本書得以呈現在中文讀者的面前。

今日的東亞，共同面對了新自由主義、尚未實現轉型正義的殖民歷史、持續至今的冷戰結構、以及中國的崛起等難題。為了解決這些難題，人們對社會運動抱有相當大的期待。如果本書能在台灣讀者心中引發一些化學變化，對各式各樣的研究與行動有所貢獻，進而激勵人們共同辯論東亞的未來，身為本書作者，我會感到非常開心。

※《新左運動與日本的六〇年代》譯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