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一場未完的革命－《烈火黑潮》導讀 (2)

◎吳叡人／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烈火黑潮：城市戰地裡的香港人
作者：李雪莉等人
出版社：左岸文化
出版日期：2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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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市場政治學編按：在《烈火黑潮》書中有一篇吳叡人老師的訪談稿改寫而成的文章，向大家簡介與討論香港這個自治的共同體是如何從過去走到現在，同時放到國際的脈絡下做討論。本文很長，內容相當精彩，在這裡推薦給各位讀者們。同時，出版社提供讀者們五張限量制作的海報「在絕望中抵抗」作為贈品，請見系列文最末的連結。

第一篇連結

 

沒有自決，自由只是幻想

香港在過去，從一九八九年到現在的三十年當中，經歷了一次劇烈的變化，整個香港人的民族性從極度非政治的經濟動物轉化成政治動物，這就是我所謂政治化的過程。

首先是對於政治的態度，他們開始意識到必須參與，不能自外於政治；第二個是實際上對政治的認識，在三十年裡面有很大的成長。當你沒有任何政治經驗的時候，對政治是一無所知，但愈來愈參與就會愈了解。所以過去三十年當中，尤其是過去這幾年，香港的政治意識經歷了快速的成長。

第三個是對政治的主張，從對一國兩制寄予一種天真的信心，到逐漸幻滅、轉向自決、獨立。這一次的反送中運動到底算什麼？說運動者抱持著浪漫主義嗎，我倒不這麼認為，我認為這次運動不是浪漫主義，我認為這次運動在許多參與者心中是endgame，是終局之戰，是充滿了現實感的生存之戰。事實上，我覺得這個運動充滿了悲愴的，悲劇的意識。

這一次港人喊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句話現在好像充滿了曖昧性，每個人都可以賦予不同的解釋，但那完全是香港人的策略。香港區議會參選人在選舉的時候，要向選舉主任交代自己的政見和想法，為了避免被DQ（剝奪參選資格），每一個人都吹牛講一大堆來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個口號給「合法化」，這些候選人當然知道自己不過就是在搞官樣文章，在表演而已。港人從二〇一四年雨傘運動時，曾經辯論到底要喊「命運自決」還是「命運自主」。當時主導學生運動的專上學聯秘書長周永康等人最初採用香港大學《學苑》的「香港民族，命運自決」作為罷課口號，但後來又改成「命運自主」，就是因為怕「自決」會被人家認定為自決的獨立派。但其實「命運自主」跟「命運自決」意思都一樣，就是香港人自己要決定自己的命運，那就是自決。

從那個時候開始發展到現在，自決的想法當然不太可能倒退。現在香港人主張「命運自決」這個基本前提沒有任何改變，事實上只有更強化。但是在政治上該如何去處理？在現實政治上要怎麼樣表達自己的真實願望而不被判定為非法，被剝奪僅剩的一點參政權？所以香港人變得更有策略了，他們現在講這個事情的時候，很少人會承認自己是港獨，但不少人在心裡面想港獨，這是非常明顯的。

香港這個運動當中，激進派很明顯要追求獨立，溫和派要追求的是不獨立，而是在中國的聯邦式架構下追求一個準國家地位。溫和派為什麼要這個？他們想像的香港就是這樣，因為在英國統治下的香港就是這樣，給了香港自治領的地位，在國際上像是一個準國家。然而這是香港人另外一個虛幻的幻想，他們以為這個準國家也是固有的，卻沒有想到那個準國家是英國恩賜的，而且只有在大英帝國結構下才有可能。為什麼？

因為大英帝國的結構是多元的，是鬆散的，並且讓多數殖民地高度自治，這是大英帝國跟法蘭西帝國、日本帝國還有現在中華帝國最不一樣的地方。大英帝國從美國獨立革命以後，已經有了心理準備，隨時準備讓殖民地獨立，它不勉強把你留在帝國之內，如果殖民地堅持獨立，英國人會協助你做準備，讓你有一定的自治能力，最後才讓你獨立，獨立之後跟母國維持友好關係，就是後來的大英國協。這是典型商業民族的實用主義態度，非常英國式。全世界唯一一個跟前殖民地維持非常良好關係的就是英國。只有在大英帝國統治下才有可能維持香港人要的那個幻想，也就是準國家式的高度自治，又有法治。

中國就是不會給你，他們已經講得非常非常清楚，但是你還在幻想。現在反而是一般的庶民，包含年輕人，他們不需要那麼多理論，他們在現實生活當中直接意識到這下完蛋了，透過反送中，透過法律的整合，自由、法治，所有東西都會消失，於是他們做最後的抵抗。走到了這個地步，總算是把以前的那種幻想徹底打破了。

香港的年輕世代，或者香港這次參與整個反送中運動的這些市民們，用行動去打破了過去香港人，尤其香港知識份子的幻想，那個「先進國」的fantasy。香港如今早已不是先進國，你看警察穿著軍服在街頭隨便攔截人，已經到這個地步，那個是以警察之名實施的軍事統治，香港已經淪為第三世界的軍事獨裁統治了。

在這半年當中，看得最清楚、現實感最重的是這些實際參與運動的人，他們知道最起碼的自由都要透過鬥爭才能夠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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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時代革命」放在全球化的脈絡裡

香港人在港英一百五十年統治的形塑下，作為一個政治共同體缺少的唯一一個元素就是參政權。參政權如果被賦予的話，香港人就會產生自我意識，成為真正的sovereign people，真正的nation了。北京就是怕這種東西，所以一直阻撓，導致香港人的政治主體意識晚了二十年才出來。傘運的時候，先是公民社會跟菁英層開始覺悟，但還沒有廣泛擴散到庶民層。運動雖然規模也不小，國際的能見度也很高，但是政治上最後失敗。傘運後，港大學生在《學苑》提出二次香港前途談判的主張，他們認為「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原來是二〇四七年，但現在已經提前到了。這次香港人要參與，要發聲。其實香港人決定要追求作為一個自我決定的主體的集體意志，從二〇一四年的傘運一開始就已經表現得很清楚了。傘運就是香港人政治意識的一個轉捩點。

這幾年北京跟林鄭月娥真的以為香港人在傘運後已被降伏了，他們以為近年對立法會議員與參選人的DQ、對抗爭者的司法整肅、言論自由的緊縮等等鎮壓手段，已經有效地讓香港人喪失抵抗的能量了。所以他們才會得意忘形，搞出一個送中條例。送中條例一出來就完蛋了，因為這就是中港法律整合，而香港自由的最後一道防線就是司法。林鄭誤判香港社會的結果，就是引發了香港這麼巨大的抵抗能量。這一次不只是「命運自決」這樣的呼聲起來，連傘後被壓抑的激進口號「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也整個抬頭了。

現在香港年輕人才來了一個遲來的抵抗。年輕人很誠實地面對自己的處境，因為他們要承擔這一切嘛。在體制裡面享受特權的這些人可以拍拍屁股走掉，但香港年輕世代現在是用盡全力要生存，所以他們講終局之戰不是開玩笑的，「攬炒」概念背後其實有很強、很悲愴的意念。他們就是要拿回香港，要阻止中國進一步融合香港到中國內部。

時代革命是什麼意思？梁天琦在二〇一六年選舉的時候說，因為大家都說雨傘是他們這個年輕世代的革命，他說不是世代、而是時代，是時代的召喚，召喚香港人去完成香港政治史上形成共同體的最後一個步驟，那就是獲取參政權。

作為一個共同體，香港在各方面都已經形成了，邊界形成了、認同也形成了，有一個共同文化，都有了。香港人共同意識都有了，但還缺一個東西：他們自己的自我決定權。所以「時代革命」在香港政治史上的意義，就是港英統治未完成的最後一個步驟，要由香港人自己去完成。香港人要從一個被動的、被統治的群體，轉化成一個積極的自我統治的群體。

「時代革命」還有另外一個意思。過去二十年來，從一九九〇年代末期，全球各地出現一波又一波的反全球化、反中心的運動。第一波是從西雅圖反WTO開始，然後就是拉丁美洲那個pink tide（粉紅浪潮），一批左翼政權起來，例如巴西的魯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委內瑞拉的查維茲（Hugo Rafael Chávez Frías）等，雖然後來他們紛紛垮台了。接著就是茉莉花革命，你不要以為它只是民主革命，它還有反全球化的面向。也就是說，全球化造成許多國家產業外移，形成了百分之一對百分之九十九這種不平等的結構。換言之，全球化有利於一小撮資本家或是可以自由移動的知識菁英階層，但是對於大多數無法自由移動的勞動階層造成很大的影響。爆發茉莉花革命的中東諸國也受到了全球化的影響，出現這種不平等的現象。

接下來就是台灣跟香港。台灣的太陽花運動就是一種反全球化的運動，因為中國要利用全球化浪潮入侵台灣。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全球化的複雜面向。所謂資本主義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簡單講，就是市場的基本教義（market fundamentalism），解除所有國家管制，讓市場去解決一切。但這樣的方式導致了巨大的災難，因為沒有國家的保護，各個社會赤裸裸地面對全球資本的肆虐，其中最直接的就是產業外移，再來就是社會貧富不均變得非常嚴重，然後資本進來（國內）以後，到處亂開發導致文化認同遭到摧毀，社會制度受到摧毀。但因為每個國家、地區的情況不一樣，出現反彈的型態也有差異。最糟糕的情況是，外來資本跟地緣政治、帝國侵略又結合在一塊，所以產生了一種對中心的反彈。

中國利用全球化的邏輯要對台灣進行侵略，跟台灣講說不要「鎖國」，要台灣接受全球化的命運，可是它進來的目的是要控制台灣，利用經濟要控制政治，因此引發台灣強烈的反彈。那些外來資本進來之後的變形，跟香港的情形很像，比方說，進來炒作房地產的很多就是中資。另一種則是對媒體的操控。你可以看到台灣從野草莓到太陽花運動這六年，就是公民社會對中國入侵反彈的總爆發。也就是說，中國利用全球化浪潮對台灣進行經濟侵略、最終達成政治支配，但結果激起了台灣全面的反彈和抵抗。同一個時間香港社會也出現了很類似的結構性因素。

從一九八九年到現在，三十年來，中國成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一九八九年西方各國在華盛頓通過「華盛頓共識」，開始推動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結束國家管制等等。當時美國有一個很重要的外交戰略，就是要把中國拉進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這個背後的邏輯就是，只要中國資本主義化，就會像戰後的東亞四小龍一樣創造出中產階級，中產階級就會促進民主化。這就是從老布希到柯林頓再到歐巴馬政府以來美國對中國的態度，給予中國和開發中國家一些優待，讓它們變成世界工廠，而全世界市場又向它們開放。於是中國利用全世界的資金技術進入，全世界的開放市場，透過出口快速成長。《2049百年馬拉松——中國稱霸全球的祕密戰略》作者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說，整個西方國家都被中國騙了，他說美國以為把中國拉進來中國就會改變，但是中國一點都沒有這樣的想法。你要全世界的市場向我開放，把資金送到我這裡來，這我當然非常高興，但我同時也要保持國家控制，這是你無法理解的。換句話說，賺錢可以，但中國不打算民主化。

「時代革命」更大的意義就在這裡。新自由主義全球秩序崩解，導致經濟民族主義興起，新的區域壁壘正在形成，而中國在這段時間因為全世界對它開放，使它快速地成長為一個區域經濟霸權。世界上很多國家受害於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包括台灣、韓國，例如我們的低薪資、青年貧困都和新自由主義脫離不了關係，但中國卻是最大受惠者，並因此累積了強大的軍事力量，變成經濟民族主義時代的一個區域霸主，更進一步發展成一個後進的帝國主義國家。

中國在這幾十年裡出現了一些變化：第一個，在全球對它開放的有利情況下，利用國家操控來達到快速成長、快速累積資本。為了過剩的產能，它必須對外輸出和擴張。

第二個是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中國經濟起來了，馬上就想要崛起，要復興，要對外擴張，要獲得世界的尊敬，這是百年受辱的民族主義心理的反彈。結果中國把資本輸出和地緣政治的擴張結合在一起，搖身一變成了帝國主義國家，所謂「一帶一路」就是，一方面解決中國內部的產能過剩，另一方面透過輸出產能、製造債務陷阱，來控制國際上這些重要的戰略地區。

那麼香港的角色又是什麼？用政治學者方志恆的講法來說，香港是中國的「紅色前哨站」。香港從清末以來，一直是中國跟西方之間的連結管道。冷戰時期中共被西方圍堵的時候，利用香港來獲取外部的資金、原料或是技術，同時也透過香港出口各種中國產品。當代中國內部不可能金融自由化，但它需要全世界的金融資本，需要錢，這就要透過香港進來。事實上，中國國內外資有七成是經由香港進入中國的。中國企業也必須在香港上市集資。另一方面，因為很多國家對中國實施禁運，所以中國需要的一些技術是從香港進口。此外，中國內部有很多貪汙的髒錢，要經過香港跟澳門的金融體系來洗錢。整體而言，北京的目的是要工具化香港，讓香港成為一帶一路向全球擴張的一個前哨站跟白手套。就像過去周恩來講的，中國對香港的基本政策是「充分利用、長期打算」，不收回來比收回來更有用。

總之，香港對中國而言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工具，北京根本不在乎香港人的認同、香港人的價值。當中國帝國主義、中國經濟民族主義、中國國家強盛的發展繼續擴張，香港就必須持續扮演吸引國際資本的角色，徹底被工具化。在中國國家大戰略之下，香港的民主法治毫無意義，北京只要維持香港作為形式上的國際金融中心的最低限度自由，能夠繼續為中國集資跟洗錢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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