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叡人

台灣和其他弱小民族一樣，仍持續在帝國夾縫之中面對著三重結構困境。而弱小民族所能期待的解放，則必須經驗兩重救贖，亦即兩次技藝的傳承與修習。究竟是哪三重困境？哪兩重救贖？

這場未完成的流水革命，未來會怎麼樣發展呢？這是一個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因為香港獲得參政權必須要北京同意，但是北京不會同意，所以香港不會獲得參政權。所以我認為這一場香港人與北京之間的Tug of War（拉鋸戰），會持續下去。

當中國帝國主義、中國經濟民族主義、中國國家強盛的發展繼續擴張，香港就必須持續扮演吸引國際資本的角色，徹底被工具化。在中國國家大戰略之下，香港的民主法治毫無意義，北京只要維持香港作為形式上的國際金融中心的最低限度自由，能夠繼續為中國集資跟洗錢就好了。

2019年，因為《逃犯條例》修例而爆發了扭轉歷史軸線的反送中運動。一個台灣人毫不熟悉的香港，用震耳欲聾的方式向世界、向台灣展開自我。這樣的震撼，使得許多台灣人一時半刻無法勾勒和解釋香港的現貌。怎麼理解反送中運動半年來的現象背後，怎麼認識此刻隨時處於對峙狀態下的這座城市，對台灣而言，是一份遲來卻必要的功課。

作為一個政治運動，在追求台灣人自決與建立台灣民族國家的目標而言，這群缺乏武裝的先知是完全失敗了。然而作為一個價值，一個理想，一個意識型態，「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的視野卻深深地鐫刻在曾經參與這段追求台灣解放的台灣人心中

議會請願運動前期的反同化主義論爭，確立了「名符其實的台灣人」與日本人的民族區隔。然而一九二五年以後，隨著殖民地經濟剝削的加深，農運、工運隨之興起，階級問題的浮現，引發先前台灣人民族統一戰線內部的激烈齟齬，造成「民族解放」與「階級鬥爭」的對峙

處於被中國遺棄，孤立無援，必須獨自面對日本帝國統治的現實中，台灣人菁英在一九二零年代的反殖民鬥爭過程中，逐步發展出一個政治的台灣民族主義論述；這個政治的台灣民族主義論述將台灣人想像成一個擁有民族自決權以及未來的國家主權的被壓迫的弱小民族。

原是來自中國的漢族裔移民的台灣人在面對一個與中國分離的政治現實下經歷了一段搜尋與重新確認自己認同的過程。台灣民族主義就是漢族裔台灣人在日本統治的政治現實下搜尋自我認同的產物。搜尋，意味著它不是一開始就確定的，它的意義也不是一直穩定的。

在日本這個浸透著「無常」生命觀與死亡美學的國度，六○年代新左翼運動中的明與暗，希望與破滅，愛與暴力，純真與殘酷的對峙、矛盾與交融，更是被展演到了極致，超越了同時代所有其他國家的運動。這個運動既催生了象徵希望與青年理想主義的六○年反安保鬥爭、反戰運動、日大與東大全共鬥與三里塚抗爭，但也在後期創造了他們徹底的對立面──殘酷的、絕望的暴力：黨派內鬥（内ゲバ）、私刑、爆破與海外恐怖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