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熊貓的利爪》：加拿大為何走出「友中」的迷夢？

◎李雪莉／《報導者》總編輯  

 

書名：大熊貓的利爪：中國如何滲透、影響與威嚇加拿大
Claws of the Panda: Beijing’s Campaign of Influence and Intimidation in Canada
作者：文達峰 Jonathan Manthorpe
譯者：王湘瑋
出版社：左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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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作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不過始於一九三一年。這個年輕的國家是個標準的多元文化社會，除了原住民與英法殖民者的文化，近五分之一的國民出生於外國，是世界上種族和文化最多元的國家之一。

二〇〇三年，我獲得了索韋學者（Sauvé Scholars）計畫獎助，在加拿大東岸的蒙特婁擔任一年的訪問學人。一共十四位來自非洲、亞洲、美洲、歐洲不到三十歲的記者和NGO工作者，同住一棟百年歷史的宅邸，除了在麥基爾大學上課之外，大夥一起做計畫、互相學習、辦沙龍論壇。在重視多元與包容差異的前提下，此計畫最後選入了我這位台灣人和另一位中國人。我在前往蒙特婁的那一刻，除了幾次在中國做專題的機會，並不真的有過中國朋友。現在回頭來看，在蒙特婁生活，有一位中國室友陪伴，可以說是我認識中國的起點。

我們這個計畫因為創新有趣，吸引了《紐約時報》前來報導，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記者直白地在文章裡寫了「這個中國男人與台灣女人能共處嗎？」（Would the Chinese man and the Taiwanese woman get along?）

《紐時》記者的好奇與提問，不是沒來由的。那些年兩岸氛圍是緊張的，一九九六年和二〇〇〇年總統大選時，中共的文攻武嚇讓台灣曾有一波移民加拿大的熱潮；二〇〇四年的總統大選裡，陳水扁提出公投案，更讓兩岸局勢急凍長達一年，包括中共軍機屢次跨越台海中線。別忘了，遲至二〇〇八年底，兩岸才開始正式實現直航，也就是說，一九九六年到二〇〇八年這十二年間，台灣和中國才開始從陌生、試探到接觸。

在訪問學人的那段日子裡，有機會接觸到不少加拿大政治、經濟、學術方面的領袖，他們對中國充滿好奇，像是要解開一個神秘的國度般，用盡全力探索、理解、擁抱，幾乎不設限。以我所在的麥基爾大學為例，接觸過的人類學系、法律系的教授們都有中國田野的經驗，累積了不少對中國社會文化制度的書寫。

但促成加拿大與中國之間密切交流的背後原因為何？在《大熊貓的利爪：中國如何滲透、影響與威嚇加拿大》這本書裡，有四十年新聞工作資歷，在香港駐點過，對台灣和中國有深入了解的文達峰，深刻梳理了加中兩國長達一百五十年的交往脈絡。

這本書清楚點出加中的關係，截然不同於歐洲列強在十九世紀，對中國施加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占領，也不同於美國在二十世紀，把中國視為共產主義陣營的一份子而加以圍堵。加中兩國的互動源自加拿大傳教士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把中國視為一片需要被基督教拯救的苦難大地。

從一八五〇年代左右數百位華人為參與淘金熱，從美國加州北上；接著在一八八〇年約有一萬七千名中國人為了生存，來到英屬哥倫比亞定居。書中提及加拿大太平洋鐵路承包商偏愛雇用華人，給華人每日一加幣的工資，是白人、黑人、原住民工人薪水的三分之一。但同時，一八八〇年開始，數以百計的加拿大傳教士前往中國內陸，他們自認去拯救中國人的靈魂，甚至傳教士待了好幾代，歷經義和團之亂、清國的覆滅、軍閥亂鬥、日本入侵中國、國共內戰。

作者以時間為座標揭開加國與中國的關係，特別是在國共內戰時因為厭惡貪腐國民黨的惡行，加上政治立場屬中間偏左的基督信仰，使得富有戰鬥精神的傳教士和他們在中國長大的子女，將友善中國、改變中國，實踐一個公平自由人權的國度作為目標；這個以信仰開端的責任感，隨著熟悉中國文化和語言的傳教士之子，綿延地影響了加拿大官方及民間社會，型塑了日後加拿大對中國的政策。最顯著的例子是，加拿大在一九七〇年十月十三日與中共政權建交，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這個建交不但開啟了美國等十一個西方國家與中共的談判，也結束了中國的外交孤立。一九七一年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在夏天造訪北京，接著是美國總統尼克森拜訪，直到一九七九年美國與中共建交，與中華民國斷交。加拿大的腳步足足早了美國九年。

可以說，在冷戰局勢下，在中國因文化大革命（1966-1976）被世界孤立之際，透過傳教士長年的情感積累，加拿大幫助了中共與世界破冰。兩國建交初期，幾任加拿大駐中國的大使，都是傳教士之子；兩國的建交提供給各國與中國交往的框架，幫助中國加入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等重要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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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亞洲多年，特別是這些年，他觀察到加拿大對於中國的認識強烈不足。作者說：「加拿大的政治人物對於中共侵入我國的程度一直抱持懷疑，就算有強烈的證據擺在他們眼前也一樣。原因之一似乎是，他們對加拿大的國安和情報工作長久以來缺乏敬意。」

但，這樣的情勢到了二〇一八年前後有了重大轉變。加拿大安全情報局在當年出版了一份一百六十三頁的報告，標題是《重新思考安全問題：中國與戰略對抗的年代》，點出中共對加國和其他國家形成的威脅。報告摘要列舉了中共干預加拿大人生活的各層面和危險，包括商業關係、對華人社群的監控、對異議者安全的威脅。

由於加國較為自由的移民政策，目前在加國定居的維吾爾人約有四千人，圖博裔的加拿大人約五千名（也是亞洲以外人數最多的圖博族群），五十萬左右的香港人，台裔加拿大人也有十萬人。過去十年間，不少歸化為加拿大國籍的維吾爾裔、圖博裔在自由的土地上被監控和威脅，中共以他們仍在中國的家人為人質，要求他們不准出來聲援人權、抗議中共；對於支持台灣獨立，或近期香港問題而喊出「香港獨立 唯一出路」的港人，更是中共不樂見且要鎖定的目標。

作者認為，包括加拿大在內的西方國家，希望中國能把自由民主納入自己的價值體系，這件事並沒有成真。這有點像台灣在一九九〇年最常見的論述，我們當時也天真地以為中國在經濟改革開放後，崛起的中產階級會起身要求自由開放的政治環境、真實的多黨派競爭、健全的媒體第四權與公民社會，以促成中國體質的健康改造。

但這些想望，在二〇一二年底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台後，已確定是個迷夢。中國在境外影響最劇烈的國家就是台灣。早在二〇〇九年，學者吳介民就提出「中國因素」這一詞，點出中國如何透過跨海峽政商關係的網絡及台灣在地協力者，影響台灣社會與政治意識，而在二〇一七年出版的《吊燈裡的巨蟒》一書，更具體描繪中國因素在過去二十年以及未來對台灣的影響。

二〇一九年，澳洲學者克萊夫．漢密爾頓出版中文版《無聲的入侵》一書，談及兩千五百萬人口的民主國家澳洲，為何在短短不到十五年間徹底被中國滲透。書中所揭示的原因與加拿大如出一轍，因為澳洲和加拿大量開放移民給中國，又堅守多元文化主義。當時《報導者》採訪了作者漢密爾頓，他強調中共是在運用銳實力（sharp power），透過操縱性的外交政策，企圖影響及控制另一國家的政治制度。他說：「列寧式宣傳體系的作法，不是用他們自己講的話去說服大家，而是讓媒體無暇去報導真正重要的事情。這筆交易（購買媒體）充分顯示了中國利用西方制度的開放性以及主流媒體搖搖欲墜的財務狀況。」

漢密爾頓比喻，這種滲透與顛覆手法，「簡直就像童子軍要對抗教父柯里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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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冷戰，友中，再到疑中，這是一場超過半世紀的學習過程。

對於民主的癱瘓，若沒有交往與互動，欠缺足夠的覺察力，其實一般人難以感知。特別是中共政權、中國社會、中國人並非三位一體的概念，對一個浸潤在多元文化、吸飽自由民主空氣、習慣自我省視的開放社會來說，更需要大量資訊、調查與鐵證，才願意確認「中共代理人」的存在，明白這可能是一場利用民主來摧毀民主的危機，才會有真正的警醒。

過去三年，中國因素也是《報導者》關注的主軸。我和同事們進行了關於「無聲的滅絕：新疆再教育營實錄」、「香港反送中：強權與反撲 絕望與希望」等調查報導，獲得香港和台灣新聞獎的肯定。在進行上述調查時，我們接觸了大量的被迫害者與流亡者，採訪過程幾乎都得想盡辦法尋找更加安全的通訊軟體，確認系統未被入侵的情況下，才能進行訪談和資料傳輸。許多的受訪者即使逃出中國，身在異地，仍得避免在手機和電腦上留下對話紀錄和任何數位足跡，擔心被定罪。

對做調查報導的記者而言，我們不可能完全避開一般人慣用的軟體，但近年中共的監控力道持續擴大：如在微信上討論公共議題的群組，幾乎有心理準備要逐水草而居，被封群、被炸號的情況不勝枚舉，在中國境外發出敏感訊息，中國境內的朋友便讀不到的例子每天發生；香港最常使用的社群平台Telegram，原本在「無大台」的反送中運動裡扮演重要的角色，如今時不時出現「此頻道內容已被香港警察移除」的訊息；隨著港版《國安法》的訂定，香港未來幾乎沒有實體遊行的空間，網路自由勢必大受侷限，近來香港網民已經開始呼籲運用ProtonMail（二〇一六年問世，如今有兩千萬人在使用的加密電子郵件）。以上實例可以看出中共正把中國境內對人身的電子監控、對網路的駭入甚至封鎖，予以快速複製並輸出到境外那些擁有自由和民主的土壤。透過共謀的「在地協力者」和「代理人」，以及對國家陰謀沒有警覺心的市民，中共的治理改造在實體和虛擬世界同步展開。

文達峰以「大熊貓的利爪」為題，正是發覺有為數不少的跡象顯示，中共政權很有策略地透過包裝，以無害的毛絨絨的呆呆的和睡不飽的大熊貓來吸引全世界的粉絲；但大熊貓其實不是素食動物，牠有鋒利的爪子和有力的牙齒，野生的大熊貓是會撲殺草食性動物。文達峰以此比喻，要加拿大人儘管不是把所有倡議與中國來往的人看成是北京的傀儡，但卻要有警覺，因為中共有意識地布局商界和政界菁英的領地，鼓動他們在台灣地位或南海爭議上捍衛中國立場；中共正在積極影響華人社群，包括透過限制他們的言論自由，配合中共觀點的敍事。這些看似和平無害的外表下，暗藏的是傷害貿易公平、破壞社會秩序、甚至顛覆民主制度的圖謀。

過去幾年，中共在台灣應用的銳實力，已有學術界與媒體界投入研究和田野調查，了解其統戰模式。中共從前期選擇對特定政黨政治人物、媒體、企業等利益團體的拉攏，後來轉變集中資源於「三中」（中小企業、中低收入、中南部），在太陽花學運後，對台統戰又加入「三中一青」（青年）；那之後則快速深入基層，二〇一七年中國全國兩會上對台政策定為「一代一線」（青年一代，基層一線）。《報導者》在過去兩年也調查了「愛國同心會」等在台灣基層的紅統組織，是怎麼樣獲取對岸資源來從事密集的街頭「倡議」；我們也從腳踩中國和台灣的雙棲里長訪談中，了解這張密密麻麻的網是怎麼被對接，究竟參與其中的人是為各自國族認同的實踐，還是以經濟利益為優先的「掮客」和「在地協力者」居多？

隨著更多研究和論述的出版，我們看到中國因素在不同國家與市場帶來的作用力與反作用力；但，我也建議在閱讀此書時，讀者要保持警醒，因為目前運用民主來摧毀民主的推手，不只來自極權國家，民主國家自身的政治領袖，也在二〇一六年前後陸續吹起一股壓制人權與自由的惡質風氣，他們也開始學習中共領導人的專斷，以政黨權力的保衛戰來面對人民的苦難和要求。像是美國總統川普在面對「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民間吶喊時卻希望送入軍隊鎮壓、菲律賓總統杜特蒂在面對媒體要求新聞的自由與獨立時卻把記者送入大牢、埃及總統塞西面對同志人權時放縱警隊搜索並將人送入監獄裡電擊、土耳其總統艾爾多安把知識分子打為恐怖主義者並將數萬人關入黑牢、印度總理莫迪推進印度教民族主義來排擠國內的穆斯林……。這些因為有選舉制度而被列入民主體制的國家，領導人卻無視民主的基石是法治、自由、平等，透過假新聞與假訊息改寫事實，重塑他們希望人們看到的「真相」，混淆視聽，加劇社會裡的緊張對立。二〇二〇年全球受Covid-19疫情所苦，更加劇民主國家面臨的挑戰，此刻的挑戰已不只是中國無聲的入侵而已，這些號稱民主國家的領袖正在彼此互相學習，如何加大對權力的濫用。

回到此書，我想讀者可以在資深記者文達峰流暢的敍事與故事中，看見他的正義感，看見加中關係的複雜，以及中國如何無聲和有形地影響著這個有點與世無爭的加拿大。當然，對民主國家如台灣來說，我們也要意識到，即便是世界總面積第二大，國民生產毛額第十七大的加拿大，要維持自由民主體制的同時，也還要跟話語權漸大的中國打交道，這對加國都是殘酷的現實和難題，台灣更是無從迴避，必須更為警醒和運用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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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現任加拿大總理賈斯汀．杜魯道來說，他正面臨一個無從迴避的抉擇。一九七〇年，與中國正式建交的皮耶．杜魯道是他的父親，他們的家族文化可以說是相當友中。但二〇一五年底他就任後，賈斯汀．杜魯道開始做出對中政策的調整。從二〇一七年到二〇一九年，他們開始了幾個方向，要確保加拿大民主程序自由、安全、公平，目標有四個，包括：對抗境外勢力的干預、加強情報單位對境外威脅的對應能力、督促社交媒體與平台採取對應行動、為公民做好準備，包括投入七百萬加幣（約新台幣一億六千萬元），要公民有辨識惡意輿論操弄的知識與能力，不受帶風向手段的影響，而這些計畫是一個橫跨國防部、民主制度部、公共安全部的合作。

杜魯道意識到境外勢力操弄手法不斷進化和升級，讓民眾毫無防備進入真假不分的世界裡，試圖影響加國的民主程序和公眾輿論，所以希望每個政黨要透過資訊系統的強化、提高警覺，停下境外勢力的干預，避免社會被癱瘓和走向極端。但作為美國後院的加拿大，在遇到中國華為的孟晚舟事件時，既要顧及美國和中國的想法和報復，又要維持自己的司法獨立性，這種的挑戰與平衡如今正在加拿大等各個國家上演。

作者透過此書想為加拿大人敲響警鐘，英文書出版於二〇一九年年初，中文版在二〇二〇年年中出版，如今更可見「五眼聯盟」國家是如何帶著警覺性與中共互動，這是為什麼我說與十多年前的氛圍相比，加拿大已走出友中的迷夢。

二〇〇三年在蒙特婁時，我感受到的加拿大是自由奔放多元，即便與中國室友偶有辯論，但都彼此尊重，也持續聯繫。二〇一〇年我外派中國北京駐點近兩年，也結交了更多志同道合的中國朋友。我希望這本書帶來的不是對中國的恐懼，因為中國境內或境外，仍有一群和我們同樣願意守護人權與自由，期許中國走向民主的中國人。

*抽書連結 （7/9~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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