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民族主義在衰退嗎？

◎王宏恩／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分校政治系助理教授

圖片來源：遠見雜誌

Clubhouse是在這幾週內快速崛起的新社群媒體，在全球引起了開「討論房間」的風潮，它主要是以聲音討論為主，每一個討論房間就像是小型的演講及討論會場一樣。這幾天在Clubhouse上，雖然有史丹佛大學資安研究中心已經撰文提出可能的資訊安全問題，但仍吸引了不少學者透過這個軟體跨國、跨時區的討論各種議題，政治領域相關研究、中美關係等自然也有非常多討論。當討論中美關係時，一些學者常提出的觀點，就是中國炒作民族主義，使得中國官員在外交策略上受限，因為需要回應民意。

外交政策有多大需要回應民意本身是個很大的研究問題。美國有反越戰反韓戰、中國當年有反對袁世凱與21條，那當代中國民眾對外交不滿的話要如何表現出來是個可以實證的問題。而就目前的文獻來看，哈佛政府系學者Baum的研究就指出，影響人民支持美國對外戰爭的因素中，媒體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在戰爭還未開打的時候，政府可以透過媒體直接影響民意的力道很大。然而，一旦戰爭開打之後，隨著越來越多民眾了解戰爭的發展、殘酷，甚至死傷人員的故事時，政府就不太能夠進一步影響民意了（延伸閱讀：美中台探針：美國民意會影響對台政策嗎？）

但在這個實證問題之前，哈佛大學的政府系副教授王裕華在這幾天提到了一個很特別的觀點：「中國民眾這幾年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並沒有增加」。既然沒有增加，就沒有民族主義的民意限制外交空間的問題了，而更是政府策略選擇要戰狼外交。

中國民族主義真的沒有增加嗎？王裕華提到的是由他同樣在哈佛政府系的同儕Alastair Iain Johnston，於2017年發表在國關知名期刊International Security上的問卷研究。（延伸閱讀：Johnston, A. I. (2017). Is Chinese Nationalism Rising? Evidence from Beij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1(3), 7-43. ）

過去研究中國民意的一個困難之處，在於缺乏具代表性的資料。由於中國人口流動頻繁、許多民眾只有手機、或者不願意受訪等，因此光是用電話民調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這篇文章使用的是北京大學於北京周遭執行的北京社会经济发展年度调查，這份調查的特殊之處，在於使用空間抽樣，也就是把整個北京及近郊畫成一塊塊的區域，然後隨機抽樣區域來訪問區域裡面的民眾，因此可以破除電話代表性的偏差，更能訪問到不同背景的受訪者，尤其是那些並沒有居民身分而『飄向北方』的打工群體。

這份問卷從1997年以來就在北京執行，大多是針對北京居民對北京各項政策的滿意度與看法。而在2002年開始，問卷加入了一些北京居民對民族主義、外交的看法，並持續每年調查至今，因此可以觀察北京居民對於民族主義在這些年之間的變化。

但這項調查的各項指標中，似乎都顯示了北京人的民族主義在2009年舉辦奧運後來到最高峰，隨後就逐漸下降了。

舉例來說，文中圖二（下圖）詢問北京民眾是否中國比其他國家都好，在2009年有7成的人強烈同意，但是到2015年僅剩4成。在其他幾個指標上，也似乎沒有持續民族主義增加的趨勢。

作者更進一步的把受訪者分群，尤其區分為1993年以後接受新式愛國主義教育訓練的年輕族群。作者發現，這些愛國主義並沒有增加年輕人的民族主義，年輕人民族主義的比例還是小於較長輩的族群，而兩族群的愛國主義也隨著2009年來到高峰後一起下跌。

因此，透過各種指標，Johnston教授的主要發現為中國民族主義在2000年左右維持平盤，到2009年因為奧運而上升，但之後就逐步下降，一些指標在2015年的民族主義指數甚至比2000年時還要低，而且愛國主義教育也沒有提高愛國心的作用。作者認為，這些資料顯示，一些過去研究指出習近平「因為民族主義高漲而不得不採取某些外交政策」是缺乏實證基礎的（p.40）。而作者更進一步認為，未來研究方向應該要先建立更清楚的理論，闡釋為何極權主義國家的領袖願意採用民意、或者何時可以將民族主義的民意納為己用、或者操控民意本身，而非單純認為民意可以約束領袖的行為。假如是後者的話，那中國的戰狼外交更大成分地可以看成是內部宣傳的一環，而成為更整體維護共產黨統治權的一部分，而非國家爭取改善外交形象作為目標。

當然，就正在寫這篇菜市場文的我來說，這篇文可能還有一些技術上的問題。當這些民意調查進行跨年比較的時候，除了北京人代不代表全中國外，另一個大問題在於端點的不同。在過去，可能一些中國人認為「非常贊同」中國的偉大，但在2000年說「非常贊同」心中的同意程度，跟2015年說「非常贊同」的心中同意程度可能字面上一樣，但在心理上有所不同。因此在直接比較時，可能2015年民眾的民族主義在絕對數字上大於2000年，但因為不同時間的受訪者對端點定義的差異，使得光從問卷回答分布來看2015年民族主義低於2000年。要解決這些問題，可能需要特別的項目反映理論（Item response theory，一種測量問題內不同選項彼此的權重的測量方式）或者其他有benchmark的修正方式才有辦法進一步處理。

延伸閱讀：戰狼外交的民意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