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榮峰／前國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員
※本文收錄於胡川安編，2019。《關鍵年代：意識形態、排外、極端局勢如何摧毀民主和走向戰爭》。聯經出版社及作者授權轉載。
書名：《關鍵年代：意識形態、排外、極端局勢如何摧毀民主和走向戰爭》
編者：胡川安
出版日期：2019/08/07
出版社：聯經出版
連結：博客來
俄羅斯，二十一世紀地表上領土最廣袤的國家。
隨著象徵「兩岸統一」的刻赤海峽大橋（Kerch Strait Bridge）二○一八年完工落成，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在位的克里姆林宮彷彿承接了帝俄以來的「天命」，以重新控制克里米亞的姿態，昭告世人大國迎來復興。
挾帶著不安全感的俄羅斯，又一次踏上了擴張的道路，無論統治者或是人民，整個國家的集體意識似乎重返傳統保守主義的歷史道標。宣揚沙皇時期帝國輝煌的各種影集與電影蔚為風尚，彷彿百年前的那場革命只是過眼雲煙。
在最後一個封建朝代「羅曼諾夫王朝」（Romanov Dynasty）之後，俄羅斯踏上了一段社會金字塔結構倒轉的過程。在國族主義形成的漫漫長路中，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漸漸成了帝國的一體兩面，有如硬幣騰空，不斷翻轉，直到大局已定、上下易位。
誕生於俄羅斯帝國覆滅灰燼的蘇聯，就像個「逢舊必反」的叛逆後代，企圖抹滅、竄改每顆腦袋的記憶。共產聖殿的轟然崩殂，就像一檔激情四射的磅礡大戲突然落幕，留下滿地屍骨。
普丁曾說：「誰不為蘇聯解體而惋惜，誰就沒有良心；誰想恢復過去的蘇聯，誰就沒有頭腦。」
與其說俄羅斯曾在上個世紀感染了共產主義，倒不如說是逆境與理念的共振，喚醒了潛伏在俄國歷史中的備戰基因。從亡國記憶、農奴制度、矛盾的意識形態，獨一無二的境遇才能造就紅色朝代。
也許，俄羅斯成為席捲全球的革命誕生地，並沒有這麼意料之外。
備戰主義：不斷戰鬥的安全觀
俄羅斯無法用腦袋理解
世間尺度也無法衡量
她獨一無二
俄羅斯只能信仰
──俄羅斯十九世紀三大詩人之一，秋切夫（Fyodor Tyutchev）
圖片來源： Alamy Stock Photo
二○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俄羅斯地理學會（Russian Geographic Society）舉辦的電視頒獎活動現場，普丁當著全國觀眾的面，問九歲的得獎者米洛斯拉夫（Miroslav Askirko）：「俄羅斯的邊界到哪裡為止？」這位地理神童回答：「俄羅斯和美國的邊界到白令海峽為止。」
普丁接著說：「俄羅斯的邊界沒有止境。」
現場響起一片笑聲和歡呼聲，連身兼地理學會董事的國防部長紹伊古（Sergei Shoigu）也忍俊不住。開玩笑似的一問一答之間，透露出俄國歷代統治者念茲在茲的核心議題—究竟要擴張到什麼程度，才能保證俄羅斯的安全？
如今的俄羅斯聯邦，面積超過一千七百萬平方公里，人口約一億四千六百萬。從千年前位於烏克蘭平原的一個封建小國，發展成二十一世紀疆域最大的國家，靠的就是不斷經歷「向外擴張」與「存亡危機」的交替循環。
每一次毀滅性的歷史教訓，都助長俄羅斯統治者的不安全感，並帶來復興後的擴張階段。
八百年後，這個循環依然持續—最近一次的擴張，也不過是二○一四年的事情。
俄羅斯心臟地帶無天險守護，西面與南面的草原地帶，成為外來入侵者的天然通道，易攻難守；只要俄羅斯在關鍵戰役失敗一次，莫斯科就覆滅一次。歷史上，無論是來自南面的克里米亞汗國、土耳其，還是來自西面的拿破崙與納粹德國，都是借道於此。
這兩條圍住俄羅斯的草原帶，不僅是文明衝突的遺跡，也是俄羅斯文化滅亡與否的關鍵。一旦強敵進入這兩條天然通道，首都淪陷機率便大大增加，俄羅斯人因而將「控制周邊附庸國」看作生死存亡的關鍵。國家的安全程度，取決於敵人遠離心臟地帶有多遠，追求防禦縱深成了俄國戰略文化的偏執。
特殊的地緣條件使俄羅斯意識到，必須以人為要素來彌補地理環境的缺陷，發展出「禦敵境外」、「擴大緩衝區」的防守策略。對於坐在皇宮裡的俄國統治者來說，最好的防禦，就是主動攻擊。
為了具備這種能力，俄羅斯歷代政權，都維持數量倍於鄰國的常備軍隊。這也導致鄰國惶惶終日，老陷入軍備競賽的惡性循環。俄羅斯文明與歐洲文明就像一對廣為人知的怨偶，誰也從來沒真正離開過誰。然而，真正塑造了俄羅斯人對「威脅」的認知、為「崛起」提供想像的，則是人類史上疆域最遼闊的蒙古帝國。
與強調權力平衡的歐洲秩序不同，蒙古鐵騎的到來差點導致整個俄羅斯文明的滅亡。
一二四○年左右，俄羅斯民族最早的政治體—基輔羅斯（Kievan-Rus），遭蒙古入侵滅亡，成為金帳汗國的一部分，從此開啟兩百多年的殖民史。一三八○年，在莫斯科大公國（Grandt Principality of Moscow）的帶領下，俄羅斯各城邦在庫里科沃戰役（Battle of Kulikovo）聯合擊敗了蒙古人，打破了鐵騎無敵的傳說。
圖片來源：Darren Tan
莫斯科大公國成了俄羅斯民族的普魯士，填補了蒙古人留下的權力真空，於一四八○年大致統一了當時俄羅斯文明的全境。為了追擊殘餘的游牧勢力，俄羅斯人自此走上擴張的道路。
十五世紀以降，歐亞邊界各汗國陸續突厥化，改宗信奉伊斯蘭教。庫里科沃戰役在往後很長一段時間裡，被視為是「東正教對抗伊斯蘭」的逆轉聖戰。俄羅斯為了一絕後患，全力向金帳汗國的臣屬地區擴張。喀山汗國、阿斯特拉罕汗國先後覆滅。然而，蒙古的侵襲並未從此結束。
金帳汗國瓦解，莫斯科南方的黑海之畔留下了克里米亞汗國，國境涵蓋今日的克里米亞島與亞速海四周。克里米亞汗國繼承了游牧民族的經濟特徵，常常侵入俄國南方，抓捕俄羅斯人、烏克蘭哥薩克人作為奴隸，賣往更南方的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十五世紀時，克里米亞汗國成為鄂圖曼土耳其的藩屬國，實質上成為伊斯蘭世界進軍基督教歐洲的最前緣。俄羅斯統治者因此又多了一個「基督教守門者」的天命。來自南方的異教徒勢力，遂取代蒙古，成為往後五百年俄羅斯人憂患意識的投射對象。
一五七一年，在鄂圖曼土耳其的支持下，克里米亞汗國長驅直入「中原」，莫斯科遭焚毀。所幸在隔年的摩洛迪戰役（Battle of Molodi）俄軍反敗為勝，才保住了俄羅斯文明的心臟地帶。
到了凱薩琳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的時代，情勢逆轉，俄羅斯帝國國力鼎盛。面對南方土耳其的威脅，以及西面普魯士的崛起，凱薩琳大帝為避免遭到兩面夾擊，急於取得南方不凍港，企圖重建彼得大帝的黑海艦隊，將土耳其遏止於南方。克里米亞汗國自然首當其衝。
在第五次俄土戰爭，俄羅斯迫使鄂圖曼土耳其於一七七四年簽訂《庫楚克開納吉和約》（The Treaty of Kuchuk-Kainarji），承認克里米亞汗國脫離鄂圖曼帝國藩屬、擁有獨立地位。
一七八三年，克里米亞汗國遭俄羅斯併吞。從此以後，再也沒有任何伊斯蘭國家能夠威脅俄國存亡。
此後經歷帝俄、蘇聯兩百多年刻意的人口稀釋，克里米亞韃靼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了少數民族。俄羅斯徹底消滅了長年以來盤據南方的心頭大患，將昔日的宿敵永遠變成一方地名。
凱薩琳大帝時期，俄羅斯出兵北高加索地區和波斯也是基於同樣的認知：南方的草原通道若無法作為保護俄羅斯的緩衝區，就會成為南方伊斯蘭文明北上進攻的根據地。能否攫取高加索山脈，作為南方國界的天然屏障，因此成為俄羅斯人定義國家強盛程度的指標。信奉伊斯蘭的車臣，就此取代了克里米亞，成為了新的威脅想像。
一八一七年，俄國剛打贏拿破崙戰爭，士氣銳不可擋。戰功赫赫的葉爾莫洛夫將軍（Aleksey Petrovich Yermolov）揮軍南下，在高加索地區建立堡壘城市格羅茲尼（Grozny），進行殘酷鎮壓，屠殺居民、焚毀大片森林，企圖以恐怖統治摧毀各族意志。
在俄土進入第八次戰爭後，雙方於一八二九年簽訂了《亞德里恩堡條約》（Treaty of Adrianople），鄂圖曼帝國被迫割讓黑海沿岸領土，高加索地區從此進入俄國獨霸的時代。
從蒙古入侵、鄂圖曼土耳其崛起，一直到車臣戰爭，儘管俄羅斯已經從分散的弱小王國發展成當今全球版圖最大的主權國家，但是蒙古鐵騎與南方穆斯林武力侵擾的過去，已經在俄羅斯民族的世界觀裡刻下了印記。
金帳汗國、克里米亞汗國與高加索的歷史殷鑑，讓此後的俄羅斯統治者確信，在政經中心幾乎沒有天險守護的情況下，惟有完全制霸才能確保長治久安。這種地緣安全觀在歷代存亡危機當中，在在獲得強化。
雙面沙皇：歐亞混成文明的化學反應
我們的法律或許看似寫於英格蘭，我們的政府體制卻來自土耳其。
—俄羅斯自由主義之父，斯佩蘭斯基
圖片來源：wikipedia
位於聖彼得堡以南約兩百公里處，有一座城市叫諾夫哥羅德（Veliky Novgorod），它曾是俄羅斯第一個朝代「留里克王朝」（Rurik Dynasty）所統治的第一個部落型態國家「羅斯汗國」（Rus’ Khaganate）首都所在地，由斯堪地那維亞前來的維京人統治，當地受統治的羅斯臣民把他們的王族稱作「瓦良格人」（Varyag）。直至西元八八二年遷都基輔、開啟了「基輔羅斯」時代，諾夫哥羅德才退居第二大城，但是其早發的文化底蘊並未因此消散，有時甚至自外於基輔君主的掌控，呈現半自治的城邦狀態。
到了十二世紀初，繁榮的諾夫哥羅德城邦發展出俄羅斯文明最早的民主制度。市長與官員由民選產生，並有任期限制，城邦事務的管理也由稱為「維切」（Veche）的階級議會決定，初步具備了準共和國的特徵。當然，在這個俄羅斯人基督化的時期，諾夫哥羅德城邦的主教也擁有一定的主導地位。蓬勃的公民生命力，使得基輔王權的影響力受到牽制。在九到十一世紀的「基輔羅斯」時代，諾夫哥羅德在各城邦之間的地位，有如雅典之於古希臘，是俄羅斯人的民主之都。
一二四○年金帳汗國滅基輔羅斯時，諾夫哥羅德以朝貢附庸國的狀態倖存了下來。諷刺的是，蒙古桎梏的降臨，竟以一種意想不到的方式扼殺了這株民主嫩芽。
在對抗金帳汗國統治的兩百多年當中，強調集體主義、國家至上的「亞洲性格」逐漸深植人心，內化成俄羅斯其他城邦文化的一部分。俄羅斯人深信，對抗敵人的集體意志，為其文明得以存續的關鍵所在。
劫後餘生的俄羅斯文明，自十五世紀開始走上了類似後來德意志民族統一的道路，而帶領諸城邦擊敗蒙古的莫斯科大公國，就是他們的普魯士。
一四七一年，莫斯科在「一統天下」的征途上吞併了諾夫哥羅德。一五四七年莫斯科統治者伊凡四世自命「全俄羅斯人的沙皇」，猶如秦滅六國，從此，天下人只知有莫斯科。俄羅斯文明的統治典範，自此由專制高壓的王權政體取而代之。
然而，就像古代東方的天子，俄羅斯世界的統治者權威不僅僅建立在武力的展現，更進一步構築於神聖性之上。
當土耳其人一四五三年摧毀了東羅馬，對基督教世界產生巨大的精神衝擊，俄國民間就開始流傳俄羅斯已「奉天承運」繼承天命，成為守護基督教文明的「第三羅馬」。接下來近千年的時間裡，君權神授進一步得到鞏固。
俄羅斯還未成為一種國族代稱，神聖的沙皇已先成了人們的共同信仰。
歷史上的沙皇彷彿「諾夫哥羅德」與「莫斯科」兩種俄羅斯文化原型的化身，在子民的面前交替扮演著慈母與嚴父，一下子開明，一下子專制。當沙皇不得人心又背離了原有的神話形象，身上俄羅斯的代表性就會受到質疑，這點與古代中華帝國倒有異曲同工之處。
在帝國的實質控制權上，沙皇與世襲貴族階級「波亞爾」（Boyars），呈現競合關係。歷代沙皇推行政令繞不開「農奴」這個帝國基礎，既要考量維持帝國常備兵力，又要擔心貴族勢力坐大。在長期的權力鬥爭下，十七世紀的羅曼諾夫王朝，發展出了類似法國三級會議的緩衝機制—「土地會議」（zemsky sobor）， 由各地波亞爾貴族、教士與商業鄉紳組成，爾後轉為以貴族為主的諮詢議會「杜馬」（Duma）。
「杜馬」雖為沙皇提供了統治正當性，卻是把不折不扣的雙面刃。當皇權積弱令不出宮，「杜馬」反而會產生權力替代效果。當皇權穩固定於一尊，這個地方權貴集結的會議不是失去作用，就是可能與沙皇來個權力碰撞。
當兩者利益有所衝突時，帝國境內沒有話語權、人口卻最多的農奴與百姓，往往就成了鬥爭利器。
十八世紀初，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遷都「歐洲門戶」聖彼得堡、大力推行西化；從城市建築、軍隊、官僚、教會到服儀全面以當時的歐洲強權法蘭西為師。他刻意建立十四職等官階表（Tabel’ o rangakh）與考試制度，將官僚體系制度化、打通部分平民菁英向上流動的通道，藉此壓制保守派貴族，實則達成「強幹弱枝」的效果。
由於皇權穩固，彼得大帝得以貫徹西化，帶領俄羅斯帝國從地方封建時代邁入中央集權時代，崛起成為歐洲一方之霸。後來的沙皇就沒這麼幸運了，另一位同樣以廣開疆土獲得大帝封號的凱薩琳二世就是典型的案例。
凱薩琳二世出身德意志小邦，一場跨國政治聯姻，讓她有機會藉著一場宮廷政變登上俄羅斯帝位，得以一展雄心壯志。她一心想與彼得大帝齊名，標榜「開明專制」，欲「師夷之長以治夷」，搶先諸國將法國啟蒙運動理想付諸實現，從思想層次趕超英法。
一七六七年凱薩琳二世請來各階層，召開「全俄羅斯法典起草委員會」（All-Russian Legislative Commission），宣布俄羅斯將「一步到位」轉型公民社會，以法律保障人民權益、還權於民。只可惜即便文治武功再顯赫，登基的正當性不足，終究牴觸沙皇的神話基礎。
一七七四到一七七五年間，南方掀起普加喬夫之亂（Pugachev’s Rebellion），帶頭的普加喬夫（Yemelyan Ivanovich Pugachev）宣稱自己是彼得三世（Peter III）的化身，要拿回被妻子凱薩琳二世奪走的皇位。他散播謠言，指控凱薩琳二世這位「外族皇帝」想藉思想西化來消滅俄羅斯的斯拉夫民族認同，將俄羅斯交給敵國普魯士，否則原本信仰路德教派、出身德意志的凱薩琳又怎麼可能改宗東正教。
為了有效對抗底層人民的叛變，凱薩琳二世只好攏絡貴族換取忠誠，於一七八五年頒布憲章，改以保障貴族人身與財產自由，本來研擬權力下放到平民百姓的「法典起草委員會」卻不了了之。
她所面臨的矛盾，正是歷任沙皇改革困境的寫照。此類底層農奴的叛變層出不窮，本質上是奪權，卻反映了人民心中的想法，有時背後甚至有守舊派貴族刻意煽動，目的就是要讓人民打著「民間作主」的旗號，鎖死俄羅斯溫和民主改革的道路。
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爆發，最終把法王路易十六送上斷頭臺，鄰國革命思想的激進發展，最終還是讓凱薩琳二世走回了專制。
對俄羅斯人來說，接下來最悲哀的演變，莫過於被迫否認普世價值的存在。很大一部分原因在於拿破崙的入侵，讓啟蒙思想變成了敵方的宣傳。強調君權神授、領導神聖同盟擊敗拿破崙的沙皇亞歷山大一世（Alexanderg I），再度成為了俄羅斯的象徵。
其弟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 於一八二五年繼位後，更為帝俄最後百年，錨定了保守主義的基本方針。
為了跟法國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愛」三元論對抗，尼古拉一世起用的教育部副部長烏瓦洛夫（Sergey Uvarov），於一八三三年提出了「俄羅斯三原則」，也就是「東正教」、「專制主義」、「民族性」（pravoslavie, samoderzhavie, narodnost）；意即遵守東正教義、君權神聖不可侵犯、順從沙皇。在此基礎之上，後來亞歷山大三世時期，東正教最高領導機構「神聖宗教會議」（Holy Synod）的主席波倍多諾斯舍夫（Konstantin Petrovich Pobedonostsev）更直指民主自由是西方遺毒，大一統是必要的，且信仰不可或缺。
俄國人需要一位沙皇、一個信仰、一種語言。
俄羅斯國族的統御理論與保守主義臻至完備，就此盤據統治者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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