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育／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講座教授、Christopher H. Achen／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系名譽教授
＊王德育是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講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也是該校政治與政府學系的系主任。Christopher H. Achen是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系退休名譽教授，美國藝術暨科學院院士。兩位作者合編The Taiwan Voter。該書於2017年為密西根大學出版社出版（出版社的網站上可全文瀏覽）。
（本文的英文版曾在Taiwan Insight刊出。作者以論述的方式，將原意以中文寫出，期待能獲得更多的迴響）。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對於台灣研究應該如何定位，學術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最近有兩位學者，Josie-Marie Perkuhn and Hung-yi Chien，對此提出了意見。他們認為，從事台灣研究的學者，太過侷限於個別的研究空間。研究的題材也多限於台灣當代的政治與社會議題，缺乏與國際學術界的對話。他們建議，為了打破學術思考的局限性，擴大研究的視野，台灣研究應該透過「漢學研究」（Sinology）與國際學術界對話（“Linking Taiwan to international academic dialogues through sinology is a potential solution”）。Perkuhn 與Chien特別說明，以漢學研究為媒介的原因，是在強調海峽兩岸享有共同的語言文化，也可避免「中國研究」裏的政治意涵。運用語言文化的共同性，可以增進兩岸的溝通與了解，降低台海緊張情勢。即使有一天解放軍真的以武力進犯台灣，台灣研究與漢學研究所建立起的「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 ）也可以使學術界對台灣的研究，持續下去，歷久不衰（“With this sort of infrastructure, even if Taiwan lose its existence as an independent entity in the future, the shared discipline of sinology researching Taiwan, in particular, will last”）。
Perkuhn 與Chien並沒有說明他們心中所想的「基礎建設」為何。仔細研讀他們的文章，其建議似乎不僅限於擴大台灣研究的地理範疇以及採取跨領域的研究取向。因為大家都知道，學術上的整合通常需要建立一些制度作為配套措施。如果沒有一個類似研究中心的組織架構來協調人力與物力，學術整合是很難達成的。從這種觀點來看，雖然兩位作者的想法目前仍在芻議階段，但是他們的建議可能會造成制度上的變革，而對台灣研究的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因此，我們應該仔細思考兩位作者的建議，探討如果將台灣研究整合在漢學研究裏，在制度上所可能造成的影響。
從建制上來看，美國與歐洲各大學裏的台灣研究中心，大多隸屬於東亞研究中心，跨地區研究中心或是亞洲研究中心。舉例來說，英國倫敦大學的台灣研究中心（the Centre of Taiwan Studies）就是隸屬於亞非學院（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SOAS））；英國諾丁漢大學（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的台灣研究計畫（the Taiwan Studies Programme）也是放在亞洲研究中心（Asia Research Institute）之下。美國許多大學也有類似的建制：例如，德州大學的奧斯丁分校，加州大學的洛杉磯分校與聖塔芭芭拉分校，華盛頓大學，與南卡羅來納大學，都有近似的組織結構。據我們所知，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的台灣研究中心，是美國大學中唯一不隸屬於其他亞洲研究中心的學術單位。我們還沒有看到將台灣研究放在漢學研究中心之下的例子。
圖片來源：NATSA
在各個學科領域中，也有類似的組織型態。以政治學科為例，四十年前，與台灣相關的研究大體被視為是中國研究的一個分支。為了凸顯台灣政治的獨特性與重要性， 避免台灣研究的邊緣化，一群政治學者在1990年建立了「台灣研究群組」（The Conference Group on Taiwan Study (CGOTS)）。這個研究群組隸屬於美國政治學會（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PSA)）。設立的目的之一，就是在主流政治學中推動有關台灣政治的研究。「台灣研究群組」設立之後，一個跨領域的「北美台灣研究學會」（The North American Taiwan Studies Association）於1994年成立。隨後，「歐洲台灣研究學會」（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Taiwan Studies, EATS）也在2004年成立。
圖片來源：APSA-CGOTS 臉書
值得注意的是，在各大學中，上述的這些研究台灣的學術組織，都不是設立在中國研究或漢學研究中心之下，絕大部分是隸屬於一個以地理區劃為主的組織（如，東亞研究中心或亞洲研究中心）。他們與中國研究，日本研究或韓國研究一樣，都具有獨立的組織結構，與漢學研究分立。有趣的是，過去幾十年來，這些研究機構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現在歐美各大學或學科領域中。這些發展與Perkuhn 與Chien所提出的建議恰好相反。其故安在？
圖片來源：EATS 臉書頁面
理由其實很簡單，因為只有一個有獨立組織結構的學術領域，才容易使其研究題材獲得大家的重視，也才能整合人力與物力，推動與其他學科的溝通，組織跨學科的教研團隊，開展活絡而且多面向的研究活動。過去幾十年來，台灣在人文社會科學中提供了許多研究題材。學界生也產了很多相關的研究，探討台灣的語言發展，認同變遷，環保問題，同性婚姻，社會正義，民主政治，與兩岸關係等議題。有些研究更採取跨學科的取向，成就可觀。英國學者羅達菲（Dafydd Fell）與台灣學者蕭新煌編撰的近作，Taiwan Studies Revisited，對相關的台灣研究有很重要的審視。
圖片來源：Routledge
其實，台灣研究在過去幾十年的豐盛成果，應不令人意外。政治學研究出的一項定理是，有組織才有力量。為了使自己的意見受到重視，避免自己的的利益不會被強勢團體所忽略，弱勢團體必須組織起來，積極倡議與己相關的議題。這項定理可以解釋為什麼民主社會中有這麼多的政治組織，分別代表特定的利益與團體。因此，如果台灣研究要受到重視，在學術界產生影響力，就必須要有自己獨立的組織。試想，如果學界僅有一個英國政治學會，有多少學者會關注與愛爾蘭相關的議題？如果只有一個北美政治學會，又有多少學者會研究與加拿大相關的題材？在這種情形下，學界的注意力可能多會集中在英國或美國的發展。所幸，目前英國，愛爾蘭，美國與加拿大都各有其政治學會，也各有其專有的學術期刊。因為這個緣故，愛爾蘭與加拿大的文化，社會，與政治不會被視為是英國或美國的附屬議題。同樣的立論也適用在其他國家。雖然這些國家與鄰近的大國共享近似或相同的語言文化，但是專屬的學術組織與期刊更容易推動相關議題的研究。如此一來，研究這些國家的學者不會因為有限的學術空間，需要與其他學者競爭期刊版面或研討會場次，就更可能將他們的研究成果發表出來，與學術界共享。
再以政治學為例，過去幾十年來，許多與台灣政治相關的論文在「台灣研究群組」的論壇中發表，數量與品質都受到政治學界的重視。應知道，每年參加美國政治學會年會的人數高達數千人，主辦單位對研討會場次的分配有極高的標準。可是「台灣研究群組」在近年所獲的場次分配，逐年增加。例如，「台灣研究群組」在2021年的年會獲得10個（線上）場次，在2022年的年會也獲得7個（實體參加）場次。對於美國政治學會所屬的群組而言，這可能是場次分配最多的例子。這樣的成果必須歸功於歷屆群組領導人的努力。更重要的是，「台灣研究群組」提供了一個組織架構，使得從事台灣研究的政治學者得以凝聚意識，整合人力與物力，推動相關的研究議題。同樣的，由「歐洲台灣研究學會」（與台灣中央研究院）所支持的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aiwan Studies，在跨領域的台灣研究上，近年也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因此，與台灣研究相關的研究組織在大西洋兩岸都發揮了很大的影響力。
圖片來源：Brill
論者或問，台灣與中國畢竟享有共同的文化與語言。台灣研究終究只是漢學的一支，硬將兩者區分，似乎沒有什麼道理。何不將相關研究合併於漢學研究？這樣的說法忽略了台灣主體意識已在島上快速成長。目前民調資料顯示，超過60%的民眾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不到5%的民眾自認是中國人。兩岸人民或共享語言與文化，但是國家認同已經有很大的區隔。過去一個世紀中，海峽兩岸各有其歷史進程。台灣已經發展出獨特的文化與政治社會體系。依我們的看法，台灣研究與漢學研究不可能完全分離，漢學研究與台灣研究也會相互影響。但是，台灣研究已經發展成為一個獨立的研究範疇，不應再視為是中國研究或漢學研究的一部分。正如學術界對中國，日本，韓國，或越南的研究一樣，與台灣相關的研究也需要專屬的學術組織來推動。
過去幾十年來，與台灣研究相關的研究組織有幸獲得台灣外交部、教育部、蔣經國基金會以及其他私人的支持。據我們所知，獎助單位都尊重學術獨立，所以這些支持一般應是無條件的。我們認為，這些獨特的研究組織需要繼續獲得鼓勵與支持。我們也期望若干與台灣研究相關的期刊能持續發展，成為台灣研究的權威發表園地。
總之，我們不同意Perkuhn與Chien的建議。依我們的看法，漢學研究主宰台灣相關題材的日子已成過去。台灣研究已經成長為一個獨立的研究範疇，在學術界應該有獨立的研究組織與研究地位，藉以推動與台灣相關的議題，並持續深化台灣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