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嘉銘／中研院人社中心副研究員
書名：民主的擂台：人類政體的千年發展，如何決定我們的當下與未來
原文作者： David Stasavage（大衛．史塔薩瓦吉）
譯者：聞翊均、劉家安、劉維人
出版日期：2023/08/30
出版社：八旗文化
我們處在一個民主焦慮的時代。許多事情不斷衝擊我們對民主的信仰：反覆出現的經濟危機、不斷加深的不平等、縮水的社會福利、民粹主義盛行、社會兩極化帶來憎恨政治，中國模式舉世矚目、網路上大量的假消息。許多國家出現了「民主倒退」的現象：行政權獨大、公平選舉受到侵蝕、反對黨領袖被剝奪資格、自由權被侵犯、法治被弱化等不一而足。
然而我們擔心民主滅亡和我們熟悉的民主故事有關。民主的學生熟知的故事是這樣的：在西元前六世紀左右，古希臘人發明了民主，但是隨著古希臘文明滅亡，民主也消失了。直到近代歐洲的英國大憲章、清教徒革命、美國獨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民主才重新「回歸」（return）到歐洲社會，然後才散布到全世界。根據這個歐洲人敘說的故事，民主就像全世界所有美好的東西都起源於歐洲，然後才傳播到全世界（First Europe and then the world）。民主除了歐洲之外，在全世界都沒有根，我們擔心民主只是曇花一現，容易照顧不好，就枯萎殆盡。
《民主的擂台》是一部有趣、刺激又充滿原創性的理論探險。作者是紐約大學朱利烏斯．西爾弗講座教授大衛．史塔薩瓦奇（David Stasavage）。他講了一個新的民主的全球史故事，顛覆了我們熟悉的民主故事。或許這個新故事將重新燃起你對民主深植人性的信心，同時也讓你更了解「現代民主」的缺點。
史塔薩瓦奇重說的故事是這樣：「早期民主」（early democracy）廣泛分布在人類早期社會，它的特點是官僚系統弱，稅收少，人口規模小。和它競爭的體制是專制體制（autocracy），它的官僚系統強大，稅收多，技術文明也比較先進。例如很早走上專制軌道的中國，十世紀的宋朝就有幾千個稅務所，超過一萬名京朝官；英國到了十五世紀，中央才有四十名帶薪官員。宋朝的技術文明可以徵到百分之十國內生產毛額的稅，國家促進了新技術流通，歐洲要到十九世紀才有這個能力。但弔詭的是正因為文明發展緩慢，歐洲的「早期民主」存活了好幾世紀。西歐社會的突破在於英國的「早期民主」在外敵壓力下，同時生長出了「現代民主」的雛型以及強的官僚系統。民主才突破了人口、規模和稅收少的限制。但是直到北美十三州迫切需要移民，大幅擴張選舉權，才初步落實了「現代民主」。歐洲帝國的殖民統治摧毀了各地方的「早期民主」，到了二十世紀，「現代民主」才從西歐傳播出去。或者我們應該說，帝國主義退出後，民主才「回歸」了這些原本就具備「早期民主」的非歐洲社會。
史塔薩瓦奇在書中提出的「早期民主」概念，無疑是晚近二十年最有原創性和最具發展潛力的民主政體論述。雖然十七、十八世紀的歐洲哲學家已經在辯論人類政治社會的起源是父權社會、還是統治需要人民同意的約定社會。但是這些辯論都不像史塔薩瓦奇既大膽、又有經驗證據的主張：早期社會有兩個政體軌道，一是「早期民主」，一是專制。人民治理的「早期民主」，不是起源於古希臘，而是廣泛分布在早期人類社會，它是自然而然出現的體制，數千年歷久不衰。
他不僅舉出美索不達米亞、北美洲、古印度、中美洲和中非的「早期民主」例子。他也採用了人類學家喬治．穆道克（George Peter Murdock）的團隊的樣本資料庫。他們編碼了一百八十六個具有代表性的早期社會的政治制度。這些社會樣本最早來自西班牙人在十六世紀對印加和阿茲特克的描述，最晚是一九六五年對亞馬遜亞諾瑪米族人的紀錄。這個資料庫顯示「早期民主」在人類社會分布極廣。
什麼是「早期民主」? 「早期民主」的特徵是統治者必須倚賴議會或者集會治理人民。組成這些議會或集會的人是獨立於統治者的地方人士。他們的政治參與相當頻繁，不僅參與實質統治，例如在地方收稅，更重要的是提供了統治需要的資訊，包括課稅的資訊和人民的不滿。因此「早期民主」不需要強大國家，議會和官僚系統有替代關係。在「早期民主」中，有權參與政治的人，在有些社會多，有些則少。然而人民在推出代表後，常以「指定委任」（mandate）的方式控制他們，代表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表示政治意見。「早期民主」也常倚賴共識決，每個地區可以選擇否決中央決策或者退出政治社群。
「早期民主」的定義不拘泥參與政治的人數和人口比例，史塔薩瓦奇不像亞里斯多德，只把超過一半人擁有政權的體制稱為民主，少於一半稱為寡頭。對史塔薩瓦奇來說，民主、寡頭或者混和制都可稱為「早期民主」，因為寡頭的統治者也需要透過議會統治。史塔薩瓦奇的革命性定義，翻轉了我們對民主的理解。
「早期民主」的對立面是專制體制。專制統治者主要透過官僚系統統治，而且可以選擇雇用哪些受他們控制的下屬。專制統治者不需要議會，因為官僚系統徵稅時有足夠的技術文明紀錄和測量田野的生產量。總結而言，治理需要資訊，資訊蒐集模式的差異（議會模式或官僚模式），決定了早期社會是「早期民主」或者專制體制。
「現代民主」的特徵則是設立正式的選舉制度，讓廣泛的人們擁有選舉權，幅員廣大的領土都能選出代議士。但是和「早期民主」相比，他們參政的頻率很零星，只能每幾年投一次票。革命性的改變包括了新的代議理論，人們不再以「指定委任」控制代表，允許代議士自由做出決策，這大幅減少了統治者獲得人民同意的成本。代價是選民只能等幾年後換掉不滿意的代議士。而且「現代民主」接受簡單多數決可以代表全民同意，地方不再能否決中央的決策或者威脅離開。
「現代民主」帶來了國家的效率和立法能力大增。英國國會在清教徒革命前每年平均通過十三條法案，但在革命後，每年通過一百二十一條法案。「現代民主」被認為既允許強大和有效率的官僚系統，也保有控制官僚的能力。因此允許國家強大的立法能力、大幅提高稅收，凌駕地方、促進國內市場的整合和發展，大幅拓展領土和人口規模。但是史塔薩瓦奇強調，「現代民主」在人類歷史很短暫，它還只是一個政治實驗，成敗還在未定之天。
藉由重寫民主和專制的定義和條件，史塔薩瓦奇在書中提出了嶄新的問題，也對老問題提出了新的答案。他問：為何英國可以從「早期民主」開出「現代民主」？為何印度和非洲的貧窮國家可以發展出民主？為何中國這麼難發展出民主？他否定了解釋民主出現的現代化理論。現代化理論認為社會和經濟現代化將會帶來民主。他則提出了順序命題：民主和官僚系統發展的先後順序才具有關鍵重要性。弱國家的社會比較能讓民主站穩腳跟；相反的，先發展了強大國家就不容易發展民主。「現代民主」雖然面臨許多挑戰，樂觀的是那些先有民主，再發展國家的社會，民主會很強健。
不管我們是否贊成史塔薩瓦奇的順序命題，他的「早期民主」概念已經打開了一個新的視野，不僅讓我們更了解「現代民主」的特徵和侷限，也幫助我們從歐洲人手中拯救民主，讓我們對過去社會的政治體制更謙卑。也許我們可以從各種「早期民主」的制度中找到修補「現代民主」的靈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