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翊婷/哈佛大學甘乃迪政府學院研究生(曾任職於總統府及國安會,現為哈佛大學公共利益科技實驗室研究員)

 

 

【Rethinking Citizens’ Ability to Reason Rationally in Democracies】全文:https://oxfordpoliticalreview.com/issues/ (翻到Issue 10,第20頁)

 

我的文章” Rethinking Citizens’ Ability to Reason Rationally in Democracies”刊登在最新一期的牛津政治評論 Oxford Political Review(2023年8月號),探討社群媒體時代公民理性論政的可能性。上個學期在恩師Adam Berinsky(MIT政治學者)的帶路下有機會深究實驗政治科學,雖然我跟朋友介紹這門學科時都打趣的說,這就是我們社會科學很想要假裝自己是自然科學,因此跑跑問卷就聲稱我們在做實驗,不過事實上幾乎每個政治科學的實驗設計都有種種嚴謹的條件把關,而研究社會、研究人、研究政治本來就有五花八門不可控的因素,所以實驗政治科學應可說是最科學的研究社會之路了。(參考:菜市場政治學問卷實驗法專題

 

先說結論,近幾年幾個實驗政治科學的研究都指出:理性論政,很難!這個發現並不是很出人意料,但是我們可以來探討一下原因。第一,理性論政需要大量吸收資訊,但其實大家每天上班就很累了,加上現代媒體選擇很多,不像以前打開電視只有新聞可以看,有好看電影的時候大部分人不會想看新聞,更不會想看各種立場的新聞來均衡一下,也因此多數人不會去吸收理性論政所需的資訊。

 

也就是因為資訊太多,所以也出現另一個顯著的現象叫做elite cues,也就是追隨意見領袖–所謂的專家、主持人、甚至網紅,都是可算是一種。總之,當人們看到有人可以追隨、可以相信,跟上去就對了,不用自己去找資料或思考。

 

第二是在論述的過程本身,儘管已經被提供各種資料,實驗中的受試者卻呈現很容易有「動機性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的傾向,也就是說,即便被提供了完整的資訊,受試者仍會把這些資訊拿來建構符合自己原先的政黨傾向的論述。例如在先前的研究當中,民主黨支持者在看到美國經濟表現的數字,會將表現不好的歸給川普,好的都歸因於歐巴馬。

 

第三則是普世皆擔心的假訊息問題,假訊息不僅會混淆公民對政策事實的認識,藉由社群媒體傳播的假訊息,也可能傾向傳播到最容易受假訊息影響的族群。Berinsky自己的研究也發現澄清假訊息對於動搖受試者原先的推論的效果是不如預期的,這就是俗稱的「造謠一張嘴,闢謠跑斷腿」。在政治科學實驗中,一般認為提供受試者金錢誘因可以鼓勵他們認真填答(在這個研究的脈絡裡,就是拒絕謠言),但即便有金錢誘因的存在,對於帶有政黨傾向的政治謠言,受試者跟隨政黨傾向來填答資訊真偽的行為還是十分普遍,認為符合自己立場就說資訊是真的,不符合的話就傾向認定是假的。

 

無法理性論政的這個現象對我們所在的社會有何影響,身為公民又應該如何應對呢?首先我們要知道的是,其實「理性」本來就不是獲得參與民主社會門票的先決條件。有些聲音支持把無法(或沒有資源)理性論政者排除在政治參與之外,我反對這樣的看法,但也必須承認如果大家都可以理性的話,會是一個很理想的情況,也可以避免政治中的劣幣驅逐良幣(例如,有時候選民會選出一些明顯有問題的政治人物,像是某些炒作仇恨或歧視的政治人物可能會獲得不少支持,而表現優秀的民代或首長候選人不一定可以當選)。我認為達到這個理想狀態的責任還是要回到公民身上,儘管降低理性論政所需門檻的工作,必須由政府擔起,比如說讓政策資訊平易近人、容易讀懂等等,但是在民主社會裡有一個吊詭之處,政府不能強迫公民關心政策,但又很需要公民的支持才能投資資源在政策溝通上(有時候,編列了公關與宣傳預算還會被罵是網軍)。事實上,面對一群不理性的選民,有很多民主政府中的主事者或者民意代表應該也是無所措手足,便只能訴諸炒作情緒的溝通方式。

 

大家不太知道怎麼樣理性溝通的現象也許在台灣很常見,但身為一個年輕的民主政體,我覺得大家都還有救,理性論政在台灣不是不可能!而且把政策講得簡單、並且盡可能快速回應爭議的作法,我們的政府已經做得有一些成績了,例如最近關於雞蛋進口的假訊息,農業部也有詳細說明。在這個社群媒體時代,公民需要保持能動性,發揮公民力,才可以在資訊爆炸的時代繼續擴展理性論政的各種可能。

 

「公民理性論政」是可能的嗎?從實驗政治科學文獻看社群媒體時代的公眾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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