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維婷/美國富蘭克林與馬歇爾學院政府系助理教授
台灣民主，生猛有力，除了選前之夜震天價響的搖旗吶喊外，立法院內的推擠與打架也名揚國際。新一屆的立法院朝小野大格局，再度上演立法院全武行。
政黨競爭是民主常態，政治攻防也難免。但在台灣政黨競爭的歷史中，卻常看到違反民主程序的政黨競爭，一個政黨一旦掌握權力，就會毫無節制地擴權，甚至希望將他黨置於死地，永不能翻身。
2023年出版於 Comparative Political Science 的文章 ”Democratic Ceilings: The Long Shadow of Nationalist Polarization in East Asia“ 裡，兩位作者Aram Hur 和 Andrew Yeo 稱這種為反民主原則的政黨競爭模式為「不自由的政黨競爭」(illiberal partisan competition)，就是當一個政黨成為多數、掌握權力後，會不計一切代價地希望擴張權力，甚至想要消滅其他政黨的模式。
他們觀察到，包含台灣與韓國在內的多數第三波民主化國家（主要指1975年後民主化的國家）都有類似的問題，以致於民主化後政黨輪替帶來的是政黨間不斷相互地打壓，導致民主品質一直無法深化，形成一道無法突破的「民主天花板」。
克制與互相容忍作為民主政治基石
民主的真諦，就在於權力是無常的，今天的執政黨可能成為明天的反對黨，今日的反對黨也可能成為明日的執政黨。在民主體制中，不同政黨有不同意識形態是必然，有價值衝突也是正常。所謂的自由民主體制(liberal democracy)，是指政黨之間的競爭，是按民主原則進行，就算有衝突，也會對彼此有限度的克制與容忍，並不會因為掌權了就恣意而為，因為權力隨時有移轉的可能性。政治學者Levitsky 和 Ziblatt 在2018年《民主如何死亡》這本書中就提到，「克制和相互容忍」（forebearance and mutual tolerance) 是維繫自由民主體制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克制是指執政黨自我約束不濫用權力，而相互容忍是指對反對派的尊重。
兩位作者很疑惑，為何在東亞民主的政治競爭中，似乎長久以來一直無法發展出政黨間「克制和相互容忍」的非正式政治制度。為什麼會這樣？為何像台灣和韓國這樣的第三波民主化國家，黨派競爭的模式普遍缺乏「克制和相互容忍」的民主美德？
在這篇文章中，他們對此問題提出了答案。
「不自由的政黨競爭」歷史制度基礎
作者提出的解釋是，這與很多新興民主國家同一時間經歷「民主化」、「民族建立」與「國家建立」這三件事有關。
答案要回溯到這些國家建立初始的關鍵時刻！很多1980年代後才民主化的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都有經歷了去殖民化、民族建立與民主化的過程，但很多國家在當時都很快地又走向威權統治，並且選擇打壓民族異見者。像是在台灣，二戰之後原本有的台灣人民族自決與爭取民主的聲浪，隨著國民黨政權撤退來台，重啟威權統治統治後，被鎮壓殆盡。
作者認為，這種民族壓迫的舉動會產生重大且影響深遠的後果。最主要的後果是，威權統治與民族壓迫會導致受壓迫的民族力量會與其他反對力量匯流，在民主化中形成反威權的力量。像是在台灣，威權時期的「黨外」就吸納了所有反國民黨以及對台灣民族有不同想像的勢力。因此當這些國家日後民主化之後，這些國家的主要政黨，會按照不同的民族想像去動員選民。就像是在台灣，兩大主要政黨國民黨與民進黨長期是以認同為主要的政治分歧。
政黨競爭於是變成了對認同與國家願景想像的政治競爭。像在台灣與韓國，兩個國家差不多同時在1980年代末開始解嚴與政治民主化，但在這個過程中，國家的主權範疇以及對國族的想像都存在爭議。像是何謂台灣人以及何謂韓國人？究竟該如何處理跟中國大陸以及北韓的關係？不同的政黨對於這些問題存在迥異的答案。
作者認為，在這個情況下，當不同政黨執政時，執政黨掌握的不僅是執政的權力，也是重新定義國家主權範疇、重新定義民族想像的機會。不同政黨對於民族想像的差異以及極化導致了在掌權後，會不計代價地擴張自己的權力，大規模貫徹自己對國家主權範疇的定義。例如，台灣在第一次政黨輪替時，在陳水扁執政時期，以粗暴的方式開啟轉型正義，試圖在缺乏討論的情況下重新更名中正紀念堂即是一例。等到馬英九上台之後，又一面倒地試圖通過很多親中的政策還有服貿協定，來加深跟中國的連結。結果是，不同政黨執政都毫無節制的使用權力，對其他黨派毫無容忍，更企圖想消滅另一政黨，這樣的非自由政黨競爭模式成為第三波民主化國家中長期存在的制度性缺失。
從突破民主天花板到如何防止民主倒退
難道東亞的宿命註定就是無法突破民主天花板嗎？
作者倒是給了一個正面的答案。在文章的結尾，作者特別以台灣為例，認為蔡英文總統在任八年，做出了很多的改革，都試圖加深台灣的民主化程度。他們特別提到，蔡英文刻意地將台灣人的認同與特定的族群敘事分開，而是將台灣人的認同與民主做更緊密的連結，且逐步地透過民主體制去正當化台灣與中國之間的差異。同時，隨著台灣在國族的想像上面，中華民國台灣逐漸成為主流的共識後，台灣人民不再對於國家主權的範疇有爭議（目前僅有非常少數的人認為中華民國的主權範疇仍包含中國大陸）。凡此種種都有助於政黨競爭走向常態化。根據兩位作者的研究，他們認為台灣在蔡英文的帶領下，已經突破了民主天花板，將台灣帶向一個更民主的境界。根據國際間常用的Freedom House數據顯示，目前台灣的民主的程度，高於韓國也高居於世界前幾名，僅次於日本是亞洲第二名。
圖片來源：臺灣民主基金會二十週年國際會議開幕典禮
長期研究台灣政治的美國學者Kharis Templeman也在2022年發表在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的文章中，檢視台灣民主在過去20年的轉變，他同樣也發現不管在貪腐志、法治、政治極化、憲政體制與公民的民主素養這些面向，台灣的民主體質都有長足的進步。
但台灣也不能因為突破了民主天花板而自滿。 政治學者曾經認為民主是一條線性的發展路徑，一旦民主深化之後，倒退的機率很低。但很多新的研究和政治現實顯示，即使再資深的民主，仍舊有民主倒退的危機。蔡英文總通卸任後，新政府上台，近來的國會改革爭議，似乎又讓台灣的政黨競爭有走回「不自由的零和競爭模式」。具有國會多數的在野黨打著改革之名想盡辦法想要壓制已經執政八年的執政黨，甚至以改革之名將立法院擴權到有違憲的疑慮。如何維繫民主免於倒退的危機，將是台灣民主的新課題，有賴公民社會的壯大來監督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