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6小時內推翻戒嚴，台灣卻實施38年：歷史教會了我們什麼？

◎ 陳璽安整理／台灣智庫研究員

※本篇轉載自《東吳政治學報》-溪望政治學的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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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卷第二期司法鎮壓：「揣摩上意」在台灣威權時期軍事審判中的影響

韓國總統尹錫悅在2024年12月3日深夜無預警宣布戒嚴，雖然韓國國會在6小時內推翻戒嚴令，仍引起全球嘩然。韓國短暫的政治風波也喚起許多台灣人的記憶，上個世紀末，台澎與金馬分別經歷38年與45年的戒嚴時期，時間跨度在全球僅次於敘利亞。

這段戒嚴的歷史離我們似遠若近，2024年12月25日的週三青年日講座即以「戒嚴的歷史、現實與未來——威脅來臨時，如何在危機中保衛民主」為題，由台灣教授協會會長陳俐甫主持，邀請台灣民主運動影像工作者邱萬興、台大社會系教授何明修、《特搜！台灣都市傳說》作者謝宜安以及台灣智庫輿情與民調中心主任郭玫岑代公共策益召集人董思齊出席，共同回顧台灣是如何走出戒嚴、走向民主。

圖說：1949年5月20日臺灣警備總司令部發布戒嚴令。圖片來源：維基圖庫。

創世界紀錄的戒嚴時期 以及被扭曲、被覆蓋的台灣記憶

1949年12月蔣中正率國民政府與百萬軍民遷台，當年5月，國共談判破裂，國民黨政府以「確保本省治安秩序」為由，宣布於1949年5月20日起臺灣省全省戒嚴。對許多年輕人來說，這是遙遠的歷史、課本上的名詞，但其實台澎經歷了超過38年的戒嚴時期，解嚴至今尚不足38年；1992年才解嚴的金馬更是經歷42年的戒嚴時期，至今僅32年。這些數字提醒著我們，台灣的民主還很年輕。

「我們這一代有時候會被說是民主富二代，我們已經成為坐享成果的人，可是依然有一些負面的遺產在我們的歷史或記憶裡面。」作家謝宜安表示，她出生於1992年，剛好是刑法100條廢除的那一年，雖然她不曾經歷戒嚴，卻在研究台灣都市傳說與鬼故事時，在這些口耳相傳中看到戒嚴的影響，並從中看到台灣人的集體記憶是如何被移植、被覆蓋、被扭曲。

謝宜安以「刑場鬼故事」為例，即使是解嚴後才出生的年輕世代，仍能聽到「學校是日治時期的刑場」、「日本人砍掉台灣人的頭丟到井裡」之類的鬼故事，然而，日本時期的死刑是以絞刑為主，我們聽到的鬼故事卻不見絞刑的蹤跡。此外，這些故事中的行刑者常為「日本軍人」，但軍人是用於作戰的，以軍人行刑並也不合理。

「這些錯誤的地方，呈現了我們的想像。」謝宜安認為，這些想像是由遷居來台的中國軍民帶來，他們把在中日戰爭中對日本兵的印象帶到台灣，套用到日治時期，例如她曾在戰後的報章雜誌讀到一篇文章，描述中日戰爭期間日本軍人讓中國人排一排處以斬首，這並非台灣人的記憶。

主持人、台灣教授協會會長陳俐甫也指出，日本時期的台灣是法治社會，有戶籍制度，人不能隨便消失，行刑須先經過審判，舉例來說，1905年的噍吧哖事件後法庭判處上百名死刑犯，成為日本司法史上判最多死刑的案件，引發日本司法界關注，最後天皇天皇下令減刑，可知，鬼故事中描述的死刑屠殺情景應存在於政權輪替跟戰地時期，而非日治時期的常態。謝宜安進一步說：「記憶有強勢跟弱勢，主流記憶會因為某些錯誤的印象而被覆蓋，那時候本省記憶是相當弱勢的，它就被這些東西所覆蓋了。」

那麼，屬於台灣的刑場鬼故事是什麼呢？

高壓統治下 被噤聲的血淚史

在台大校園附近、溫洲街走到底，曾有一座水源刑場設立於新店溪河畔。謝宜安指出，水源刑場是戰後備用的刑場，當受刑者太多、馬場町刑場不敷使用時，水源刑場就會啟用，附近國防醫學院的學生能在上課時聽到行刑的槍聲，無人認領的死刑犯屍體也會被送到國防醫學院當大體老師，有時白色恐怖的受難家屬會須要到國防醫認領大體，家屬會請人將彈孔縫合，完整地送死者上路。

但這段在水源地真真切切存在過的歷史，卻不能被言說，或僅能迂迴地訴說。「明明確定是人會在那邊聽到槍聲，水源刑場在有一段時間仍只能以傳說的形式存在。」謝宜安以作家李渝在1991年出版的小說〈夜琴〉為例，故事提到水源刑場，是以「聽說在十多年以前，那原是槍斃人的地方」來描述，明明李渝就住在溫州街，就住在水源刑場附近，對當地發生過的事再清楚不過，卻必須寄托「流言」、「傳說」，而不能好好把這段歷史說清楚。

「戒嚴並非僅是冰冷的法律條文，對台灣而言，它是一段充滿人民血淚的歷史。」台灣公共策益召集人董思齊指出，在戒嚴期間，人民無出版與集會遊行權利，媒體遭到政府控管，以政治審查與逮捕為手段，實行約40年的高壓統治。

圖說：臨近台灣大學、今日中正河濱公園一帶的水源地曾有一座刑場。翻攝自「台北市街道圖（1967）」，黑字為作者所加。

陳俐甫以作家楊逵的經歷，對比日治時期與戒嚴時期。楊逵在日本時期積極參與社會運動，因違反《治安警察法》前後被捕入獄高達十來次，累積的刑期卻只不到一年，但在國民黨統治下，楊逵先是因在二二八時期發傳單而入獄3個月，後來又因起草《和平宣言》，被視為「以文字為有利叛徒之宣傳」，依〈懲治叛亂條例〉被判處12年。

〈懲治叛亂條例〉是戒嚴時期的三大惡法之一，另外兩部惡法則是〈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台灣民主運動影像工作者邱萬興指出，已故前總統府資政彭明敏也是這些惡法的受害者。1964年，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師生三人因草擬「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被判違反〈懲治叛亂條例〉入獄8年。正義在他們入土後才遲緩地到來，楊逵在2018年被宣布除罪，彭明敏等三人則是在上（12月）月才被撤銷處分。

這些案件只是白色恐怖的冰山一角。邱萬興特別強調〈懲治叛亂條例〉還包含了唯一死刑「二條一」。「二條一」規定觸犯刑法第100條第一項（內亂罪）等四項法條者「唯一死刑」，是白色恐怖時期的利刃，也是許多倡議者甚至一般老百姓的惡夢。

國民政府箝制人民的工具不只限於〈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三法，也不只是政治倡議會收到「關切」。台大社會系教授何明修指出，1986年，同運人士祈家威訴求尊重同性戀，同年底遭約談拘留於土城看守所，其獄友之一即為因蓬萊島事件受刑的陳水扁。何明修說：「我們的警總把祁家威跟陳水扁關在一起，那個畫面很難想像，不過那就是台灣戒嚴時期的現實。」

由下而上的街頭抗爭 推動台灣解嚴、走向民主化

即使白色恐怖的陰影壟罩全台，台灣公民社會中仍有一群人勇敢且不懈地挑戰威權體制。董思齊指出，1970年代起，黨外運動日趨蓬勃，為台灣的民主轉型鋪平了道路。

「以前的黨外人士要怎麼集會？一個是利用結婚，辦一百桌把鄉親全部請來就是集會，用結婚就沒問題了。還有一個是生日宴，隨時都有人生日，利用生日來集會。」邱萬興表示，當時室內三五個人聚集就會被視為集會，因此黨外工作者如果要集結，就會藉結婚與生日的名義辦桌。

1986年，鄭南榕發起的抗議戒嚴的「519綠色行動」，數百名黨外人士被警方違困在艋舺龍山寺的廣場，有民眾從圍牆外向丟入肉包讓抗議人士得以裹腹，也展現了一般老百姓對綠色行動的支持。除了政治倡議的行動，同一時期台灣也有各式勞工運動、環保運動，這些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推進了台灣的民主化。何明修說：「讓台灣可以去解除戒嚴的是由下而上的街頭抗爭，不管是政治或非政治的理由。」

雖然今日我們講得雲淡風清，但當時的社會運動可說是血汗的衝撞。邱萬興表示，在高雄的美麗島事件以及桃園的機場事件，鎮暴警察都是用催淚彈對付群眾；何明修也指出，當時維持社會制序的是軍人，在美麗島事件中跟民眾發生衝突的是憲兵，即使在90年代前後，警察打人仍是抗爭中常見的事，例如1988的五二零農民運動，當時已解嚴，仍發生激烈的警民衝突，很多前往聲援的學生都被打，這是現在年輕人難以想像的事。

圖說：12月25日的週三青年日講座討論台灣戒嚴的過去與未來。舞台上由左至右分別是邱萬興、何明修、陳俐甫、謝宜安、郭玫岑。

將時間線拉到今天，我們能從韓國的戒嚴事件上看到什麼？

「大家覺得這是民主危機，但我反而看到南韓民主的韌性。」何明修表示，從尹錫悅宣布戒嚴到解除戒嚴令，中間只有6小時，韓國的民主機制很快動了起來，議員緊急開會，公民也站出來，他認為這些都展現了南韓民主的韌性。何明修說：「當台灣面臨到這種政治危機的時候，我們的公民也會站起來。」

「不是戒嚴法這個制度不好，而是有人濫用這個制度才是不好。」陳俐甫說，韓國這次戒嚴的問題在於正當性不夠，但戒嚴法（Martial law）仍有存在必要。他說明，戒嚴是為了因應民主社會有時需要暫時取消民主，例如遭遇外患或武力威脅，需要暫時取消民主的狀態，從前君主制、武力統治的時代，都是由君主、極權政府說了算，但民主國家不能這麼做，因而有戒嚴令的產生。

陳俐甫進一步指出，台灣的戒嚴法也有規定，總統宣布後，應經由立法院追認，否則會自動失效，然而，當時的立法院沒有追認也沒有廢止，甚至實施了38年，因此我們需要轉型正義，追究這段時期的非法審判；此外，台灣的戒嚴法是在1930年代制定，太過陳舊，許多人權保障或要件都不完備，須進一步整頓。

直到今天，仍有許多戒嚴時期的不義審判待翻案，不過不只法律需要轉型正義，台灣人的記憶與故事也需要。謝宜安與陳俐甫均提到，台灣有很多在地的鬼故事元素，卻因為戒嚴時期的噤聲加上被強勢記憶覆蓋，使真正屬於台灣這塊土地的故事無法被言說、記憶、流傳。

「我們的記憶有很明顯的被扭曲的痕跡，這是我們的公眾記憶。」謝宜安表示，受到戒嚴的影響，台灣人無法將真正屬於台灣的記憶流傳，反而記得了錯誤的的記憶，她認為：「我們這一代在解嚴後出生的人　如何去辨識哪些東西有被扭曲、而哪些東西是我們應該記得的，我覺得這是我們這代人的責任。」